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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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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史学也风生水起，异彩纷呈。本书分别从“史学的反思与展望”“研讨的取向”“史义的探索”三方面讨论关于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方法论与反思，包括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反思学术现状，展望史学发展的可能走向，并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主张治史取径不妨多元，期能疏通知远，由往昔枝叶之言，以会其无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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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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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权势转移》《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国家与学术》《乱世潜流》《经典淡出之后》《道出于二》《东风与西风》《风雨鸡鸣》《斯文关天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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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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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引言：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史学的反思与展望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反思
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北伐前后清华与北大的史学
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解读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简单反思
让思想回归历史：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开放型新史学
研讨的取向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
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寅恪的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臆解
史学方法的示范与临摹——《名家活史》新版序
史义的探索
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
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学术“对手方”与专业知识的建构——傅斯年先生的启示
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旧文新解二则
假物得姿：如何捕捉历史之风
飞鸟之影：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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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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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自序
本书于2003年初版，名为《近代中国史学十论》。2015年大幅修订后再版（删去4篇，增加13篇），更名为《近代中国史学述论》。这次又扩充5篇文章，成为新的修订版。由于两次增添的内容多偏重史学研讨取向和史义探索，全书的重心明显从“学术史”转向“史学方法”。然与坊间所谓“方法论”又不尽同，大体仍循我惯常的拾遗补阙取向，言人所不欲言，侧重在具体操作的层面探讨学理。若借用电脑的软硬件说法，本书所言方法更多偏向“软”的一面，如新收录的《飞鸟之影》《假物得姿》两文探讨的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捕风”和“捉影”。
这两篇文章是从我课堂讲授内容中析出的。从2003年起，我在北大开设“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流变与方法”课程，最初尝试把一般所说的学术史与“方法论”结合起来，将特定的研究取向和相关的研究方法都置于20世纪学术渊源流变之中探讨分析。后来得到研究生院的资助，遂遵循其指引逐渐淡化学术史而强化方法，以因应学生的“实际需要”。再后来研究生院又提供了一笔经费，要求编出较详的讲义，于是课程从讨论为主转成讲授为主，而且专讲方法。这样一种课程转变的历程，与本书在增订中无意形成的倾向有些类似，却基于不同的因缘。盖本书约有半数文章写于课程转变之前，多数文章的写作都与课程无关。然而把具体的“方法”置于学术渊源流变之中考察确是曾经的初衷，也是我长期的关怀，所以书中较多关注研究取向的形成及转移。
全书分为三部分，即“史学的反思与展望”“研讨的取向”和“史义的探索”。当然这只是一个后设的大体区分，各文写作时自有其“当时当地”的机缘，故文中所述未必紧密切合其所属的题目，甚或与友邻部分亲近。盖三部分本相互关联，第一部分的《让思想回归历史》等文已涉及史学的“研讨取向”，而第二部分的末文《史学方法的示范与临摹》更直接言及“史学方法”。
“史学的反思与展望”这一部分多是论述性的文字，所论接近通常所说的学术史，唯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转移等面相。如从具体史学机构和学术刊物观察风尚的形成，不仅能揭示史学的“发展中”样态，也多少触及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盖只有从发展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一些基本的学术观念如何更迭。如“（哲学）大纲”即等于“（哲学）史”，现在看来似有些离谱，却一度是民国初年的常规表述；而像“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样前些年一度流行的话语，却颇似李大钊所说的“通货”，虽不断流通传播，却逐渐隐去了作者原意，以至于其“形象”有些模糊失真。原文是：“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最后一文《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开放型新史学》写于1996年，是本书最早的一篇文章，可以从中看到“当年”的关怀和憧憬，带有些微史学史的味道。
第二部分“研讨的取向”更多是对（文章写作时）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并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借以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
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1999年所写的一篇短文，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倾向。“倒放电影”的优点有二：首先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哪些事物促成了结果，形成因果明显的叙述；其次研究者能注意到一些当局者未曾留意的重要事物，并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分析他们何以未能看到潜在的关键，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但前者的副作用是往往忽略史事的结局或许带有偶然性，很容易把复调开放的历史发展表述为封闭的单线进程，掩盖了那些曾经具有的可能性。而后者的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间以后起的观念去认识昔人，得出超越时代的判断，强化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取向，遮蔽某些可能比成败更重要的价值尺度，进而导致一些从不同视角看可能是“大英雄”的人被摒出我们的历史叙述。
“倒放电影”取向的背后是近代形成的新旧之分观念，第二部分有多篇文章从不同侧面探讨这一观念对近代史研究造成的大影响。其中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不少“失语”的群体，如不够“进步”的群体常常被轻视，同样吃亏的是那些“不新不旧”的人和事以及新旧两方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这些失语者或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却往往被忽略。
与“不新不旧”相似的，是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中国的近代是个过渡时代，方方面面都未曾定型。因天下崩散所带来的世界与中国的错位、国家（state）与社会的紧张，以及因城市兴起而导致的城乡对立，都是单一名相混杂多义的语境。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名相的惰性和变易性。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敏锐地注意到，在变化的时代，心理和物质对变革的反应不一定同步，导致“驾驶汽车的人仍使用骑马者的词汇”。反过来，马克思所谓“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又最能提示新名相也在表述旧东西。近代中国不仅可见历时性的惰性延续，还有不同空间的文化碰撞，由于古今中外的多重混搭，名相的模棱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思想史的研究者恐怕不能不顺应这一现实，放弃追求今人喜欢的“系统全面”，承认并接受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强调的“不完整性”，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具体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
不仅思想史，近代中国多变而多歧的时代特征使得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论都不免有所局限，或不妨考虑稍离“空言”，转而侧重“见之于行事”；“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司马谈引的孔子言，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以期获得更接近全貌的动态历史形象。
第二部分末篇所言之史学方法的“示范与临摹”，与接续的第三部分颇有关联。第三部分“史义的探索”多谈及方法，但又不限于此，尤其前两篇已涉及史学的基本义旨。这类偏宏观的题目我一般不会主动碰触，都是参与笔谈的约稿。两次笔谈的主旨颇不同，但不同的写作机缘却在无意中使我所探讨的议题生出关联。
第一篇《相异相关的往昔》说到，历史是由各具特性的单体组成的混沌而关联的整体，其间的逻辑是不那么形式的，因果是不那么必然的；如佛家所说的因陀罗网，一多相容，迭相牵引，互为本原。现存史料是断裂而零散的，但史事虽独特而多不孤立，未必系统却相摄相容。细节不仅与大局关联，各细节之间也生机式地相互关联，而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实际上，细节或局部的个性，正可体现在关联之中。一方面，整体不存（或被改写）细节便可能破碎；另一方面，细节不明则同异失而关系断，即无从窥探全景。史学自然不宜碎片化，但会通本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
这就与第二篇《非碎无以立通》自然生出联系。那篇笔谈的写作实有点抱歉，本来刊物的立意似乎是想批评史学的“碎片化”，故我再三推脱，最后直说我觉得批评“碎片化”不适合我们当时的“学情”（套用国情一词），但又不想在这种场合说反话。可是编辑部非常大度，表示正好百家争鸣，告诉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于是写出一篇不凑趣的文字，尽量从建设的态度立论，强调史学实际是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因为史学的基础是史料，而既存史料与当时的材料比都是断裂和片段，其实不过是碎片。当然，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所以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这些片段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细节。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但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碎与通虽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却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钱穆所说的“非碎无以立通”。
《学术“对手方”与专业知识的建构》一文是受傅斯年一份残稿的启示，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似为一本普及字母书写序言，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读者或今日所谓受众（傅先生称为“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不仅如此，“对手方”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专业知识的建构，故学术作品的接受者本身就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很多年后，西方后现代文论对“读者”也有特别的重视，并发展出系列的论述。但在史学界，学术作品的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影响，仍是我们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史学是一门寻求理解的学问。《往昔非我》一篇是思考“过去就是外国”这一西方说法的副产品。其实中国早期的训诂便已注意到“古今异语”，亦即古文不啻外文，则训诂也类同于翻译。推广到历史认识论的视角，异时代的人事与不同空间的人事相类，可以说属于不同的“文化”，至少常有不同的意义世界。地域甚至种族的共同或延续，不一定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反过来，即使共时性地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空间里的人，也不一定生活在相同的意义世界之中。若把往昔当作非我来研究，以学外语的方式接近历史，借助翻译的思路进行历史文本解读，进而充分利用时空可以虚拟互换的特性，尝试观空与观时的互动，则我们对往昔的认识和理解或可更进一层。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一篇接续讨论如何理解和认识来自不同“意义世界”的表述。对古籍或历史文献中那些今人看来毫无意义、不近情理甚至可笑的部分，是不予理会甚或拒斥，还是选取文献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可以得到相当不同的结果，后者或许会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这里的一个原则，是对往昔之人（及其表述），既应明确他们是与我们不同的“他人”，更要把非我的“他人”确实当作“异己”（即不当作“我”）来理解，尊重其特有的思想结构和风俗习惯，通过论世以知人的方式了解其指谓。而具体到解读古书，则最好如陈寅恪所说，当“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
既然史学是一门寻求理解的学问，由于史料都有时空间隔，史家对史事的了解和认识，永远都是有距离的和间接的。类似时代风气等看似虚而不实的方面，向来是历史研究的重点。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特征，是一种有体有用的系统言说。中国过去素重采风，以此决政策之取舍，而观风也成为史学的一个要项。历史之风最能展现事物流动的一面，虽虚悬而飘渺，却也可以捕获。风吹而草动，故可借有形的草以见无形的风。这样的方法，刘咸炘称为即事见风，钱锺书名为假物得姿，都是通过中介去感知历史动态的即实求虚之法。捉影亦然。对历史作切片式的静态观察，或尽可能从静止的史料中探索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从操作层面言，具体的历史研究基本是也只能是切片式的考察，但研究者最好避免切片式的思考，尽量呈现历史本身的动态。如“飞鸟之影”便类似快速运动中紧急刹车式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透视到动的姿态和精神。从影子看飞鸟，是一种以静观动的侧面进入之法，也是一种假物得姿。动态的观察要求生动的表述，表出的文字当尽可能体现那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若行若止”意态。
史学不论新旧，永远以史料为基础。稀缺的史料是珍贵的，但多少像是意外之财，可遇而难求。从常见文本（人造实物也是文本）读出其本意，及其字里行间所蕴蓄的言外之意，是史学从业者需要具有的基本功。盖不论有意无意，所有文本中多少都有些意在言外的含蓄指谓。冯友兰在分析名教时曾提出，一个名词不仅有其表象，也有其内涵。如“北京大学”这一固有名词，“其中之一部分是可感觉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大楼，碰见他的教员学生”，但其内涵则“决不只是几座大楼及几百教员、几千学生”。北大“二十多年的历史，他的教职员学生对于社会国家之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等，都是他的内涵的部分”。
这个关于名相的解析也可延伸至史学研究者所具的文本。表象颇似硬件，是可感知的；而内涵则近于软件，是需要探求甚或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冯先生所说的“内”涵实带些言“外”之意的味道。而认识“北京大学”，似也不能限于就北大论北大。真要知晓“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许还需借助其他大学以及“社会”所涵括的方方面面。即事见风、假物得姿的取向，就是超越单一文本，试图通过中介去感知史事隐晦朦胧的面相。这样一种即实求虚的取向，可以从看似静止的史料中读出历史的动态，以探索曾经贯注于史料中的生命跃动，或是更高一层的史学方法。
不论史料的本意、言外之意还是它在多文本参照中显出的另类（alternative）意涵，都不易知，却也不难知。孟子说过：“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先要有求的态度，也须注重求的方法。中外优秀史家（以及非史家）都展示过相关的方法，这些范例其实就在眼前，可遇也可求。故对于如何学方法，我对学生总是首先推荐“自古以来”就长期见之于行事的临摹。
临摹可以有许多种，最简单的硬性临摹就像写字描红一样，不妨选取那些自己看着顺眼（意味着性之所近）的好作品，先认真体会作者如何做，然后照着做，做得像了甚至可以“乱真”，再徐图超越。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除此之外，也有的临摹是软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说他写书前总先读几十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这本书与人类学似无直接的关联，他大概是想要获得某种格局方面的“感觉”，然后动手写作。
不论硬性软性，心里知道自己想要临摹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可能运气好，遇到愿意传授的前辈。如一向待人如沐春风的胡适，总有“要把金针度与人”的美意（他或许将此视为一种责任）。从胡适的自我定位和其所在时代的他人定位看，这样一种暗带居高临下意味的意态是相对“自然”的。或许因为胡适影响太大，后来一些学者也颇主动“要把金针度与人”，临文必教人治学。对于所有被度者，这当然是一种福音。但也要注意与自己是否性之所近，如果那“不是你的菜”（not your type），即使白送上门，也可能难以亲近。
由于职业的原因，最常被学生问及的就是“史学方法”。我其实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本不认为有多少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普适“方法”。然为了不致误人子弟，亦不得不对此时有所思。其实所谓方法很难说思考到勉强“成熟”的程度，更不知何以能适应不同的人。自忖才学识俱不足以语此，故不论是授课还是述以文字，总夹杂着“逼上梁山”之感；往往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并辅以经验教训之谈，以一个在这条路上先行一段者的资格，对史学专业的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少走些弯路。这一愿望能否实现，我自己仍尚存疑。本书中一些文字，也是上课时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但不知是否真能针对他们的需要，很希望得到年轻学人的批评。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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