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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一部穿透战国至秦汉四百年风云的孟子学史，揭示了孟子如何以“性善”“仁政”重塑帝国价值体系。作者以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呈现孟子从“稷下先生”到“亚圣”的制度化升格。全书以地域文化跃升为主流文化的宏大视角收束，为理解儒学何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提供了可复盘的经典案例。
2. 装帧精美，制作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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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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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过三代文明积淀和诸子百家争鸣的儒学脱颖而出，满足了秦汉帝国文化一统的需要，成为汉代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孟子的流传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环。本书从孟子的学术源流、地域传播、制度化建构，孟子与汉代经学传统的构建，以及对秦汉代士人群体的人格塑造等角度，系统考察了战国至秦汉时期孟子学说的流传及其对秦汉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作用，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形成机制贡献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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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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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儒学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孟子研究、诸子与经学关系研究。著有《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中华书局），并获山东省社科成果奖一项；发表有《以“义利之辨”章“冠七篇之首”——刘向、〈汉书·艺文志〉与〈孟子〉早期传本的经学化》《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等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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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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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诗礼之乡”：孟子学术与洙泗之传
第一节 “吾从周”：孔子的文化选择与《诗》《书》之传
一 孔子“得周道”：孔子对三代文化的选择
二 “备王道”：孔子对《诗》《书》文化承载地位的重视
第二节 “诗书世泽赖三迁”：孟子家世与邹鲁渊源
一 “邹鲁密迩”：孟子家世
二 “三迁之教”：孟母教子的传说
三 “成于洙泗”：孟子与洙泗之传
四 “一言悟主”：孟子在邹鲁的活动及影响
第三节 “乃所愿，学孔子”：孟子对孔门学术的坚守
一 “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对孔子圣人地位的推尊
二 “用夏变夷”：孟子传承“仲尼之道”的文化自觉
第二章 “传道之所”：孟子学说的稷下流布
第一节 “以仁义与王言”：孟子游齐与仁政思想的成熟
一 “万乘之国行仁政”：齐国的强盛与孟子的仁政期待
二 “文王治岐之法”：孟子对齐国君臣的游说
第二节 “齐事莫详于《孟子》”：齐地风物在《孟子》中的多彩展现
一 “临淄甚富而实”：繁荣的都城
二 “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国心态
三 “欲其子之齐语”：齐国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节 “稷下扇其清风”：孟子学术的齐国流布
一 “予岂好辩”：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二 “相灭亦相生”：孟子与稷下学者的交流
三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思想在稷下的汇融
第三章 “篇籍不绝”：
战国秦汉之际《孟子》的保存与流传
第一节 “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战国秦汉之际齐鲁地区的文化存续
第二节 “齐鲁重经术”：《孟子》与《诗》《书》传播的汇流
一 “从者数百人”：孟子弟子与学脉赓续
二 “弦歌不绝”：《诗》《书》释读传统与孟学流传的汇通
第三节 稷下遗风：秦代焚书不及《孟子》
一 秦汉博士制度的设立和《孟子》的保存与流传
二 九州一统：从孟子“定于一”到秦“并一海内”
第四章 从稷下到关中：齐鲁士人与学术西渐
第一节 泰山封禅：从齐鲁祭祀到国家祀典
第二节 定鼎长安：齐学与汉初的迁都实践
一 “建信委辂”：娄敬献策的齐学背景
二 “圣人处国”：都城选址的齐学思想
第三节 徙豪关中：齐鲁学术西渐
一 “徙齐诸田”：齐地豪族西迁
二 “其世家则好礼文”：诗礼传家与学风西进
第四节 共起朝仪：鲁地儒生广获入仕途径
第五章 “致隆平”：
汉文帝诏令中的孟子思想与“表章六经”的先声
第一节 汉文帝诏令与《孟子》“文王之政”的高度契合
一 《答有司请建太子诏》：人主身份定位“忧天下”
二 《振贷诏》：“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三 《议除连坐诏》：文王治岐“罪人不孥”
四 《养老诏》：“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
五 《劝农诏》：“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第二节 汉文帝诏令对孟子仁政思想的系统承继
一 “将行王政”：以《孟子》为施政蓝本
二 “岂不仁哉”：汉文帝功业与孟子仁政理想的吻合
第三节 汉文帝时期《孟子》地位的提升与儒术渐尊
第六章 “序诗书”：孟子与汉代经学发展
第一节 “孔子作《春秋》”：孟子与汉代《春秋》意义重建
一 孟子与《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二 汉儒承继：“《春秋》为汉制法”
第二节 “幽赞而达乎数”：思孟五行与汉象数《易》的先声
一 从荀子批判思孟看荀子的《易》学承传渊源
二 “数”与“德”：孟子、荀子与孔门《易》学思想分野
三 “数”：子思、孟子学术中的象数《易》成分
第三节 “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与汉代《尚书》阐释
一 孟子与《尚书》：孟子“长于《书》”
二 《尚书大传》与《孟子》多有相合
第四节 “言王道之安危”：《孟子》与《齐诗》的政教化解读
一 “迹熄诗亡”与《齐诗》四始、五际说
二 《齐诗》与思孟学派的思想渊源
第五节 “发乎情”：《毛诗序》情志说与思孟性情思想的精神契合
一 《毛诗序》的情本因素
二 情本思想溯源：思孟学派中情本思想的初现
三 情本思想确立：《孟子》情本思想的集中彰显
第七章 “崇高节”：孟子与汉代士人精神建构
第一节 孟子对士人身份与职责的重新解读
第二节 “抗凌云之志”：汉灵帝手诏姜肱及对孟子精神的肯定
第三节 “为当世冠”：汉代士人对孟子的推尊
第四节 孟子“大丈夫”精神与汉代士人的认同和践行
一 位：“立天下之正位”
二 志：“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
三 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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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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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孔子从三代文化传统中特别推崇“周道”，并以《诗》《书》等五经为媒介，通过经学传授将这一文化选择传承后世。孟子则进一步确立了五经与王道政治的内在联系，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经学阐释的方向，更成为儒学独尊地位确立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就《诗》《书》阐释而言，孟子提出的原则直接塑造了汉代经学的诠释路径。其“迹熄《诗》亡”说系统阐述了《诗》《春秋》等经典对西周王道政治的承载功能。这一理论不仅贯穿于孟子引《诗》用《书》的全过程，也为汉代儒者“以《诗》为教、以《书》为谏”的经世致用阐释模式奠定了根基。特别是“以意逆志”和“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诠释方法，确立了阐释者的主体地位，使《诗》《书》不再仅是创作者思想的表达，更成为传达诠释者意图的重要媒介。 其次，在《春秋》学方面，孟子“孔子惧，作《春秋》”[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页。]的论断，不仅构建了汉代公羊学的理论基础，更成为汉代统治者确立”汉道”的重要依据。正如陈苏镇所言：“按照这些（孔子作《春秋》）说法，经孔子修改过的《春秋》……隐含着他为后世‘天子’亦即汉朝制定的拨乱反正之法。这种说法在汉代被普遍接受，因而《春秋》学是汉朝统治者确定‘汉道’的重要理论依据。”陈桐生对此的评价尤为精当：“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孟子所提出的孔子作《春秋》讲天子之事并在《春秋》中寄寓微言大义的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对于儒家经学走向独尊以及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所产生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份。” 自汉至宋，历代学者都高度评价孟子与六经的密切关联。孙奭明确指出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传承六经：“夫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明代大儒郝敬更强调《孟子》最能体现六经精髓：“是故有六经，不可以无《孟子》也。”其二，《孟子》对“文王之政”等治国方略的高度推崇与系统阐释，为汉代效法“周道”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和理论支撑。作为帝王意志的直接体现，汉代诏令成为观察文化思想与政治权力互动的第一现场。即便在开创汉代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我们仍能清晰发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深刻影响。 表现之一，《孟子》的仁政理念在文帝诏令中占据了显著比重。 现存汉文帝43篇诏令中，与《孟子》思想相关的达24篇，内容涉及保民安民、抚恤孤寡、尊老养老、赈济借贷、减轻刑罚、薄征赋税、重视贤才等诸多方面。无论是诏令主题还是具体表述，都与《孟子》记载的“文王之政”高度契合，成为其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表现之二，汉代官方对汉文帝政绩的总结性评价，与《孟子》所载仁政理念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汉景帝元年十月颁布的《定孝文帝庙乐诏》，直接化用孟子阐述仁政思想的“王道可得闻与”篇章内容。这份具有盖棺定论性质的诏书，其表述与《孟子》高度吻合，诏书刻意将“孝文皇帝临天下”与“文王之治岐”相提并论，以彰显汉文帝的德政成就可以比肩周文王；其中称颂的仁政措施，无论在核心理念、实施顺序还是具体表述上，都与《孟子》记载如出一辙。这些例证充分说明，文景二帝对《孟子》所载仁政思想的高度认同。 其三，汉代作为士人价值观重塑的关键时期，从帝王、大儒到普通士人，都对孟子所倡导的士人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钱穆先生在论述孟子地位时指出：“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孟轲。”其中“志善治”指向对西周王道政治理念的认同与追溯；“为真儒”则关乎士人人格精神的塑造。这一论断集中体现了世人对孟子在士人精神建构方面重要地位的普遍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对孟子士人精神的推崇并非仅限于知识阶层，汉灵帝致姜肱的手诏，便是朝廷推崇孟子人格精神的典型例证：“（姜）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孟子士人精神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
从战国末年到汉武帝时期不过的百余年，却恰恰是中华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室东迁，王纲解纽，王官流散，私学渐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形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这一时代，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言的“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中国的孔、墨、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贤哲”几乎同时出现。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对各主要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在学术史、文化史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从孔子开始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得以奠基。从那时起，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后中国的历史。”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文化盛极一时，各种观点多元并存，各类激辩频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数以千计的各国各派学者云集稷下，交流传播，辩说争鸣，极大地推动了诸子学术的融合、发展、创新、提升。“百家争鸣”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思想的发端及发展，更在代代传习中逐渐内化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国民气质。
随着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秦汉帝王面临着文化统一的重要任务。秦汉的统一局面，客观上要求改变春秋战国以来“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在这一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时期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学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其中所承载的“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也成为建构统一帝国文化体系与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来源，更是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基因”所在。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格局也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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