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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本很好读的书，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br 內容簡介：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来了。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大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逃出生天后，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br 书中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对自己1975-1977年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段骇人听闻的非人生活的回忆录。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br br 關於作者： 品雅特海，男，原是柬埔寨金边的高级工程师，他全家十八口人都在“红色高棉”暴政下相继死去，只他一人九死一生逃到泰国，后移民法国。本书是他对这一段非人生活的血泪记述。br 目錄： 前言br 序言br 英文原版鸣谢br 第一章 “革命”br 第二章 被赶出家园br 第三章 “解放区”br 第四章 “肃清”开始了br 第五章 鬼城br 第六章 死亡丛林br 第七章 “安卡”这个祸害br 第八章 逃出东埃br 第九章 煽旺仇恨的火焰br 第十章 逃进森林br 第十一章 孤身一人br 第十二章 自由br 尾声br br 內容試閱： 第一章 革命br br 枪炮声把我惊醒了，一颗颗炮弹呼啸而过，哄地一声炸响了。我躺在那儿，能听出来，还有别的响动：有汽车在附近嗡嗡地空转，有牛车在嘎吱嘎吱地走，偶尔还有叫喊声。一看手表，凌晨五点。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惊奇地张望。天刚蒙蒙亮，街上一大群人，还有汽车，慢慢涌过窗前。好像全国都挤进城里来了。这天是1975年4月17日。当时我就明白了，内战终于快结束了。br 艾尼（Any）这时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黑暗中，说：“阿泰，怎么回事？”她一定是在望着我，等我回答。br “艾尼，快！”我很紧张，但不害怕，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该行动了，所以很兴奋。我们得走，打仗了，躲一躲。“终于到头了，红色高棉很快就要来了。”br 艾尼马上说：好，一翻身下了床，穿上裙子，套上外套，动作很快，也很优美。她长发及肩，头一甩，把头发甩到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她问。br 我说“没事”，急忙穿过客厅，拿几件东西。“先要困难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一切都会正常的。”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孩子都吵醒了。两个大的，苏达（Sudath）九岁，纳娃（Nawath）五岁，满屋子追跑。我们住在岳父家，住的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先给孩子穿衣服，赶快到市中心去，趁着军队还没到。”br 艾尼叫道：“纳娃！”纳娃正在床上和苏达摔跤呢，像没听见似地。艾尼又叫了一声，声音更大了：“纳娃，叫你来，你就来！”有时，我觉得她对孩子有点太严了，但这两个孩子活蹦乱跳，上蹿下跳的，不严点儿也不行。艾尼一个箭步，一把抓住纳娃，这下纳娃可没跑儿了，一个劲儿抗议，不想穿衣服。艾尼不理，继续给他往身上套。最小的，斯涛（Staud），坐起身来，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左看看，右看看。我对老大说：“快穿衣服，苏达！没看见我们着急么？”br 我们要带的东西很少，很快就装好了。柬埔寨叛军红色高棉，跟郎诺元帅的共和政府，五年来他们双方冲突逐渐升级，越来越激烈。美国人是4月12日撤走的，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内战这下快要结束了。现在，问题只是，红色高棉什么时候到来，东南西北从哪个方向来？两天前，听到枪炮声越响越近，好像是在向我们报警，叫我们赶快安排一下，暂时到别处去躲一躲，万一房子挨上炮弹就完了。我已经去看过父母亲了，大家约好了，如果局势坏到了极点，全家就都住到我堂弟欧安（Oan）家里去。他家离市中心很近。我们把汽车都加满了油。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装上两个行李箱的衣服，收拾好艾尼的细软，带上我们的积蓄，还有我的外汇：一共三千美元现钞，每张面值一百元。我抓过来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很好用），又拿一个盒式录音机，里面有备用的电池。除此之外，我还放进去几样东西，以应工作上的不时之需：讲灌溉和修梯田的书，一本法-英词典，还有纸笔之类。br 艾尼在给纳娃穿鞋，他硬是不穿，乱踢乱闹，艾尼硬是把鞋给他往脚上套。正在这时，艾尼的姐姐，艾尼甬（Anyung），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说她和艾尼的父母都准备好，要走了。斯涛刚换掉尿布，艾尼甬给斯涛穿上短裤，T恤衫，艾尼又拿了些饼干糖果，预备给孩子吃。我检查了一下拿的东西：书，手表，钱，身份证件，收音机，盒式录音机，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要是当初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就好了。不，郎诺这个腐败政权，我最讨厌了。红色高棉，没什么可怕的。br 我急忙把家人送到艾尼父母那里。她父母已经坐在奥斯汀车里了。我把行李一件件推进我那辆菲亚特车里。这时，全城乱了套，一片嘈杂，我大声喊，别人才能听见。机关枪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蹭，终于开了出来，上了路。 br 金边有很多宽敞的大马路，这条街道是其中之一。街上人潮滚滚，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往前走，还有几辆牛车，上面站满了人，堆满了东西。这时，天刚刚蒙蒙亮。有些人全家步行，父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满载着各种家当，母亲背着孩子。人人神色惊慌，面容疲惫，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一声不吭。开车的司机，一反常态，好像都特别有耐性，车速像走路一样慢，谁都没有按喇叭的。几天前，金边还是车水马龙，争先恐后，哪成想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共和国现在已经亡国了，街上甚至还有几伙当兵的，三五成群走在一起，肩上斜挎着枪，他们不害怕，嘻嘻哈哈，彼此开着玩笑。战争结束了，他们很高兴。br 人流慢吞吞地往前走，我们往前走了大约一百来米，忽听一声爆炸巨响。在我右边，我家房子旁边转弯处，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不出几分钟，救急车、救火车全到了，又是鸣笛、又是闪灯，冲开一条路，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给他们让路。br 尽管周围人群有一种事态紧急的感觉，尽管战场离这里很近，可我觉得没什么大危险。内战都打了好几年了，我父亲也警告过，红色高棉本质不善，但我没在意，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柬埔寨还会恢复正常，回到内战前那样。br br 我老家在乌登（Oudong），乌登是个小村庄，在金边北边，离金边四十公里。我父亲名叫弛和（Chhor），做小买卖为生，并不富裕。我家的红瓦房只有三个房间，屋地的地面是用土压实的。但是我父母望子成龙，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妈名叫娄恩（Loan）。我家有五个孩子，我老大。父母把我送到金边，好让我能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十七岁那年，全国学年统考，我的数学成绩排全国第一名。br 当时，我对政治想都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安居乐业，和后来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当时，柬埔寨是中立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当政，受人民爱戴，国家也蒸蒸日上，没有什么困难。越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影响。美国卷入东南亚，也没听人谈。br 作为优秀学生，我符合条件，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按照传统，柬埔寨学生都是去法国留学。但是，法国当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br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br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br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br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br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br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br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br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br 起初，我们都对郎诺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看清了郎诺那两下子。他定的目标，要做的事，根本没那个能力，干不成。后来，他又中风了，半身不遂。他那军政两界仍然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军队即使有美国帮助，对北越和红色高棉还是束手无策，奈何不了人家。红色高棉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坐收渔利。全国一败涂地，陷入全面内战。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迫使我们这样能出国的，都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1970年，1美元能换60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单位），到了1975年，1美元能换2,000瑞尔了。br 说来怪事，金边因为郎诺明显无能，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往往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以为地下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总部在北京，他们的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用词很能宽解人心，如：“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中立”，“自由”，“民主”云云。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下诺言，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才会被处决，他们号称“七大卖国贼”。br 我也参加了反对郎诺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蜜蜂俱乐部”，这是一个给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发言的社会论坛：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还有几个反对派政治家。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郎诺政权，我们也不支持什么特定的个人。我们对美国人看法有好有坏，他们反对柬共，但是也支持声名狼藉，腐败无能的郎诺。我们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是个联合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柬共在内。br 当时，说柬共不是爱国者，我当然不会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红色高棉，有的还加入了红色高棉。我是高棉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协会里有几个左派会员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1972年举家搬到金边城里来之前，见过无数难民，并且和他们交谈过。父亲总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告诉他，别太悲观了，硬说他是受了郎诺政府的蛊惑宣传。我说，西哈努克毕竟在游击队里有他自己的人。杀害同胞、毁坏佛塔那号人，他是绝不会支持的。我说，那些人里有的可能是柬共，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首先是柬埔寨人。br 1975年3月初，大家觉得，可能会改组政府，可能红色高棉会把郎诺撵出去，但是我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新政权了。我还设想，不论政治解决怎么个解决法，终究都离不开西哈努克。br 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收拾行李走人，只有高官显宦才会害怕，他们的官位可都是郎诺政权给的。但是，4月1日，郎诺听从劝告，离职卸任了，从而排出了最后障碍，可以谈判解决国事了，可以在名义上放手让隆波烈执政了（译注：隆波烈，柬埔寨名是Long Boret，1933-1975，柬埔寨政治家，1973年-1975年任柬埔寨总理，曾与红色高棉和谈未果，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被立刻逮捕处死）。旧政权名存实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没有必要出国避难。我盼战争尽快结束，盼能在新柬埔寨施展我的才能。br br 在这人山人海当中，几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两个小时，真烦死人了，最后终于到了河滨那边的住宅区萨西莱（Psar Silep）。这里是市中心，金边的黄金地带，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宽敞得很。单调的玻璃混凝土建筑物之间地方很大，有很多树、花园穿插其间。我堂弟欧安（Oan）就住在这儿，住在一所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铁门，挺安全。大家都到这里来真不错，这个大宅子里只有欧安一个人在家，他妻子和儿子几周前跟着她父母一块儿出国去了。br 我岳父岳母和艾尼甬去附近大姨家避难去了，很近，离这里不远。我把我那辆菲亚特车开到欧安住的胡同里。屋里来了一大群亲戚，我吃了一惊：欧安，他两个姐姐，姐姐的家人，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弟妹妹的家人，还有我父母，一共有三十来口人，大家挤在一起，围着我们，看到我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在为我们担心呢。br 孩子们跑出去，和堂表兄弟姐妹们到花园里玩去了。女宾开始做饭，大家都动手，忙这忙那，唯独我妹妹莴齐（Vuoch）没参与。她呆在这里和男宾聊天。莴齐二十一岁，是家里的大文人，最有学问。她在上大学，大三了，工程学专业。柬埔寨女孩一般都不选这个专业，偏偏她选了。她渐渐地练就一脸严肃的表情，衣服穿戴很简朴，似乎打定主意要逃离我国传统女性的角色，在男人世界里干出一番名堂来。她和我母亲、艾尼、孩子们说话，像她姐姐肯娥（Keng）一样，总是问寒问暖，但也最容易精神溜号：只要有人稍微一提，说要讨论政治上的事，她就马上放下手上的活去凑趣，笑一笑，说一会儿回来接着再做。不让她插嘴，那可办不到。br 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开着，不过没有新闻，全是军乐，哇啦哇啦响个不停。我弟弟特恒（Theng）朝收音机挥了挥手，叫关掉，问我，依我看城里出了什么事。特恒才比我小两岁，结婚了，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还是个婴儿。但是政治上的事，他听我的，不仅仅是我比他大，而且还因为我在部里任职。他是小学教员，还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最感兴趣的是打篮球，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他身材高大，有什么体力活要做，就派上用场了。我故意说，哦，两边的官员可能正在谈判，要拿出个解决办法来，并且…br 我妹妹莴齐插嘴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在收音机上宣布呢？”br 我故意说：“是啊，有点奇怪。”我避开她的目光，不想直截了当和她说实话。“不管怎么说，没事的，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有新政府了，西哈努克亲王又会回来当政了。你就看吧。”br “嗯，他最好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啦。”br 一时间，大家都没吱声。为了破破这个气氛，有人问道：“你怎么看，萨仑（Sarun）？”br 我们大家互相对看了一眼。可怜的萨仑。过去，他一直做教师，两年前坐摩托车出了车祸，头负重伤，从此就不当老师了。出事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很外向，总好开玩笑，张嘴就来，从那以后总是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了。他常常像小孩儿似地那么胆小，头脑倒还清楚，只是有时怒气冲天，或者说着说着，突然话题一转，转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去了。当然，学校也就没继续聘用他，他自己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倒有一件事没变：他还是那么爱自己五岁的女儿斯瑞（Srey），爱自己的妻子肯娥。br 萨仑还像平常那样，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西哈努克回来掌权，说不定我还能把工作找回来。你说呢，特海（Thay）？”br 他相信，一定是有人合谋陷害自己，究竟怎么合谋陷害的，现在还说不得。我笑了笑，耸一耸肩。br “你笑什么啊，特海？”厨房传来肯娥的声音，稍微有点责怪的意思。“事情解决之后，萨仑肯定能把工作找回来。萨仑，帮帮忙好么，帮我把斯瑞抱来。饭菜都好了。”br 我们都钦佩肯娥。她对萨仑又忠贞，又呵护，萨仑真有福气。br 恰好这时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自行车倒了碰到墙上的声音，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门口站着我年轻魁梧的堂弟西姆（Sim）。他环视一周，张着嘴笑，好像刚从城里兜风回来。br 欧安惊叫道：“是西姆啊！你来干什么，没带你爸妈来啊？”br “啊，他们没来么？我还以为……”他没往下说，皱起大眉头。br 我爸从小就认识这孩子，说：“没事，没事，别着急。”西姆十八岁，还在上中学，但学习不好，总爱和朋友们逛街，搞恶作剧，亲友们都有点烦了。可是他总能逃过惩罚。他总微笑着，辩解说自己清白无辜，到头来谁都会放过他。br “叔叔，我还以为他们会在这儿呢。有个房子着火了，我去看热闹，然后就找不着他们了，所以就到这儿来了。我还是去找找他们吧。”br “不用找，不用找，傻孩子。他们没事儿的。你就在这呆着，再出去太危险了。”br 这事说定了，我们就找地方坐下，艾尼和别人从厨房端来饭，肉，水果，我们就吃起来。胡同口挤满了难民，人声嘈杂，收音机里又传来刺耳的音乐声，我们提高嗓门，又谈起来，猜测局势会怎样发展。我把我的想法又说了一遍，认为会有个政治解决方案。十有八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不同意的就不吱声。特恒不好说话，我二弟特侯恩（Thoeun）更是寡言少语。他长这么大，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外边，现在和岳丈一家住在一起，回到家中觉得自己成了客人。我妹妹莴齐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艾尼人一多就不说话了，大眼睛东张西望的，谁说话，她就看谁。虽然这是在欧安自己家中，但是欧安话也不多。他家有钱，倒不是因为他伶牙俐齿才有钱的，而是他命好，娶了富家小姐为妻。他岳父有好几家剧院，可是谈起政治来，就不行了，不懂。br 但是我父亲很健谈，他很悲观，总是叫大家小心红色高棉，说红色高棉是柬共。父亲身材高大，体格很结实，性格也坚强，还有耐性，说话不多，很有头脑，所以他说什么，大家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把将来说得很吓人，我听了很生气。以前全听他说过，我就一遍一遍对他说，不要杞人忧天。br “爸，那都是谣言，都是宣传，骗人的，”我不耐烦了，但尽量不表现出来。“看看他们的纲领，没有写共产不共产的。那些人里，有的是我朋友。他们不会说假话骗人的。为什么要说谎骗人呢，我们国家是富国。他们不用实行什么苛政就能让人民吃饱饭。”br 父亲不说话了。这时，我母亲开口了。她像一阵风就能刮倒似地，比女儿们矮十来厘米呢。母亲一生都在村里度过，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只要母亲一开口讲话，就能听出来，莴齐好斗的劲头是从哪里来的了。br “特海，不可以顶撞你爸爸。”母亲的语调很平静，但很坚定。“我们和逃难的人搭过话，他们家人都被杀害了，房子都被烧了。红色高棉是柬共，要是他们上了台，咱们的宗教就完蛋了，幸福就别指望了。“br 我说：“啊呀，妈呀。柬共怎么了？他们有人可能很厉害，但是他们也知道，柬埔寨人民信教得很，太热爱生活了，不会接受他们柬共那套的。他们首先是爱国者，然后才是柬共啊。他们会遵重民意的。”我自以为说得对。我地位优越，联系那么广，信息那么多，别人是接触不到我那些信息的。再说，我还出过国，留过洋，视野比别人宽。我父亲不过是村里做小买卖的，他们夫妇俩能知道什么真情实况？“br 我们谈了一个来小时，其间不时有孩子叫喊，远处沉闷的钟声传来，我们才打住话头。突然间，十点钟左右，收音机里的军乐停了，有个尖声尖气的声音开始讲话。这声音是新来的，以前全国广播从来没听见过：“请注意！准备收听重要公告！”大家都发出嘘声，叫别人别做声，注意听，并把亲戚家人从厨房里、花园里叫进屋里来。我招手叫艾尼过来，艾尼看了一眼纳娃，见他正在花园里和堂兄弟姐妹们玩呢，就急忙进屋里来。br 鸦雀无声。br 收音机里传来佛教长老胡塔特（Huot Tat）那微弱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观，放心地笑了。胡塔特不仅是全国最高宗教权威，也是稳定的象征。他也是我们的亲属，是我父亲的舅舅。br 我对他很有感情。他非常关心我上学。我敢肯定，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我上学的时候才能从佛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佛教似乎很适合我的抱负，适合我的性格。佛教教导说，拯救在于自身。上天无能为力，除非你自己主动自救。所有美德，所有恶行，都会影响今生来世的。但是人永远可以祈求佛祖领路，祈求佛祖赐给明亮视野，通过行善，用所获得的优良技能尽量办好事，这样就能自我完善，就能“行善”，就能培养出道义感。由于胡塔特对我的深远影响，我肯定是尽我所能了。br 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长者，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指导，他的保佑，新政权也一定是求之不得的。我渴望在他的话语里找到慰藉，我的渴望可能比别人更加强烈。br 他说：“不要惊慌，不要打仗了，和平现在就要降临。困难时期，我国已经熬过去了。我们必须要重建。”他就说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就够了。br 然后，另一个人开始发表广播讲话，是共和军参谋长梅斯臣（Mey Sichen）将军。他说：“我们正在和兄弟们进行谈判，全体军人都要放下武器，避免流血牺牲。”br 我当时想，一切都结束了。我拥抱了一下艾尼，对她小声说：“太好了！”我们俩都笑了，这下放心了。br 但是，不一会儿，不知谁在说什么，把将军的话压下去了。这时，另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声调很横，好像有人把麦克风抢了过去：“战争是靠枪杆子打赢的，不是谈判谈赢的！政府军已经投降了！地下部队已经胜利了！现在，战争结束了！”br 然后突然就没声了，令人惊恐不安。没有音乐，只有静电干扰的声音。我们的笑容消失了。有人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又打开，看看是怎么回事。什么节目也没有。我们睁大眼睛，你看我，我看你。br 大家一言不发，我忽然听到街上叽叽喳喳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说什么，还听到街上马达轰鸣。我们和邻居都被牢牢地锁在了屋内，但是外面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涌进金边市中心来。他们要去哪里？可能他们是想进佛塔，进大学，进公共建筑物，到那里去安营扎寨，等打完仗再撤出去吧？br 一个小时过去了。孩子们还在玩耍，成年人彼此之间在低声谈论着。这是，忽听远方传来欢呼声。西姆跳到外面，看是怎么回事。顷刻间又急忙跑回来，喊道：“是红色高棉！”br 原来真地结束了。大家赶快跑到外面，打开大门看。br 街上家家户户，房子上，窗户上，都装点上白色的东西。人们把衬衫，床单，毛巾，反正凡是白色的东西全都挂了出去。这时，人潮滚滚，顺着大街，往远处涌去了。显然，人群是去看什么队伍行进去了。队伍要在柏莫尼翁（Preah Monivong）这条主要大街上经过。这条大马路是从南边延伸过来的，离我们有三十多米远，与我们住的这个小胡同相交。我招手叫艾尼和孩子呆在一起，我和几个人挤过人群，挤到前面去看。此时此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红色高棉的军队。br 路面已经让出来了，人群都挤到两边人行道上去了。路中央，红色高棉士兵排成一列纵队，分成小分队，每队五十来个人，鱼贯而进。这样的兵，我可是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通过电影、照片，很快就将传遍全世界。可是，他们这种形象，事先谁都没给我们讲过。红色高棉军都穿黑衣服，军装很简单，像睡衣的模样，什么肩章帽徽都没有，但是纽扣都扣得很整齐。这些兵头戴中式黑帽，脚穿胡志明凉鞋。鞋是汽车轮胎作鞋底，用内胎条条系到脚上的。有人拿着AK47型步枪，有人扛着火箭发射筒。人人都有一条方格围巾，有的罩在帽子上，有的系在脖子上。他们走的倒不是正步，不过并不拖沓。人人双目前视，没有笑容。没一个像是十八岁以上的。我事先没有期待，所以现在也就不觉得意外，当然更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只是这些少年兵，个个板着脸，面无表情，有点让人不安。后来见到红色高棉军队受到欢迎的场面，更加忐忑不安了。市民跟在军队后面，鼓掌欢呼，大有解放的感觉，什么恐惧都没了。但是尽管群众热情欢呼，那些冷酷的少年兵可是无动于衷，还是两眼朝前直视，目光空茫，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机器人一般。br 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都没有看出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什么深意。战争结束了。我们大家还都健在，没受什么伤害。难怪年轻人互相拥抱，挥动着白布庆祝。我和大家一样，没觉得有什么恐惧感，倒是看到红色高棉军并不嚣张，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战事说停一下子就停了，也够惊人的，万万没有想到，红色高棉军进城并不是杀开一条血路杀进来的。br 只有一次，我吓得心里一揪。便道上突然开出来一辆军用卡车，开车的是一个共和军士兵，或许是回家吧，再也不打仗了，非常高兴。一个红色高棉士兵抬起手来，示意叫他下车。那人没带武器，跳下车来就跑。一个红色高棉兵，抓起枪来，飞快追了上去，把那人抓住了。红色高棉士兵令那人贴墙站着，端起枪，对着他。过了好一会儿，红色高棉平静地命令那个士兵把军装上衣脱掉，把汽车扔下，走人。那人遵命而行，于是红色高棉兵转身走了。我的心又放了下来，觉得完全不必担心了，将来肯定没事儿。br 我们回到欧安家，高兴极了，有说有笑，计划着未来。我说，我要把家人接回家来。有人说要去海边玩玩，庆祝庆祝。似乎一切即将恢复正常。艾尼的父母，开着他们的奥斯汀汽车回家，途中到这里来看看。我们正要走，忽然欧安说：“干嘛不吃完午饭再走呢？”是啊，干嘛不吃完再走呢？家里有岳父岳母看家，我们回去，他们才能走呢。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才上午十一点。不急。我们留了下来，和大家谈天说地，笑声不断。br 大家正在吃午饭，我已经在寻思，明天是不是照常上班，忽然，进来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这人是给欧安岳丈家看家的，住的地方离这里大约两公里半，就在红色高棉进军的那条路上。几个星期之前，欧安岳父岳母带着欧安妻子和孩子出国了，托这人帮忙看家。这人站在门口，衣冠不整，很害怕的样子。“红色高棉把我们赶出家门了！叫我们到农村去，不准住在市内！所有人都得走！” 看得出来，他愁坏了。“我该怎么办啊？”br 气氛顿时大变，心沉了下去。我们不吃了，七嘴八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br “肯定么？”br “为什么？”br “你一定是弄错了吧？”br “以前没听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啊。”br 难道是他在开玩笑么？疏散出城，城里不许住人，这是谁的主意，这还了得！br 我们得打听打听，弄个明白，于是去问邻居，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也听说了，是要搬走，市里不许住。但是收音机里没广播啊。官方没表态，这说明，还是应该继续往好的方向想。br 我们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难道我们都走，不在欧安家住了吗？必须打听明白，也好做打算。我建议去问问我们的舅爷，胡塔特长老（Patriarch Huot Tat）。他住在欧娜龙佛塔（Onalom Pagoda）那里，离这里三公里多的路，就在河边。他一定会知道情况的。咱们问问他该怎么办，对我们也能有个保护。br 别的办法是想不出来了。大家全都挤进汽车里来了：我的菲亚特，我弟弟的别致，欧安的奔驰。我们又一次加入了逃难人群那缓慢行进的队列。街上还是塞车。不仅有从郊外往市中心去的，现在又多出了被逐出家门的人群。大家神色慌张，但是不乱，也不嘈杂，只是人山人海，缓慢向前移动，步行的，骑自行车的，推三轮的，开车的，人流滚滚。远处时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又想起了战争，警觉起来，不知道谁向谁开枪。突然之间，大家都非常守法，有礼貌，认真遵守交通规则，好像是害怕造成交通事故，害怕被人注意到。br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见到红色高棉。只见三十来个红色高棉从临近一条街上走出来，站成一排，一声不吭地走在马路中央，假装没看见四周的人群。汽车和行人都靠边给他们让路。他们迈着正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理也不理，好像怕被我们传染上什么病似的。br 长老的佛塔坐落在佛寺地界之内，寺庙两层，黄瓦屋顶又高又陡，拱柱回廊，顶盖不高，像眉毛似地盖在上面。佛塔离河岸不远，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一片汪洋。湄公河与洞里萨湖（Tonle Sap）从北边蜿蜒而来，在此汇合后，左拐右弯，又分成两大支流，向南流去，一个是湄公河，一个是巴萨河（the Bassac River）。紫袍僧侣的居所，周围绿树成荫，百花争艳。br 我们把车停好，领着孩子，走向高僧的寓所。我们走进巨大的门厅，门厅上有顶盖，四面无墙，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可能有一百来人。别人等在外面，我父母，我，欧安，还有我弟弟，走进高僧的待客室。br 长老八十五岁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他坐在凳子上，高高地昂着那剃光的头，看面容，可不像是八十多岁的人，要年轻许多。他身穿黄袍，一肩袒露在外，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有僧侣，也有平民。一来就看出来了，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来这里想问个究竟，并且寻求高僧的保护。我立刻认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秦春（Chhim Chhuon）将军，曾任郎诺元帅的副官，一个是毛孙坤（Mao Sum Khem）将军，共和国武装部队作战协调总长。这两个人，以前张牙舞爪，现在唯唯诺诺，心里没底的样子。其他穿便衣的，显然是他俩的保镖。我们和别人一起跪在地上，举手合十，举过头顶，三拜行礼。礼毕，我们回原位盘腿而坐，听他们谈话。br 我们一听，基本上谈的是两大问题：共和军军官应该怎样应对红色高棉这个胜利者？为什么要把平民百姓赶出住宅，驱离家园？据报道，好像红色高棉正在把全市居民往外赶，要把全市变成空城。高僧敦促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他说，可能不是全城都要撤离。红色高棉的纲领上从来没有说要大规模流放百姓。我还听他说：“把人赶出城市，这是不合逻辑的。保持镇静，等候命令吧。”br 长老吩咐一位僧人先给柬埔寨红十字会会长打个电话，然后再给民主反对党总书记曹（Chau Sau）打个电话。这两个人总能提供一些信息吧。可是，他俩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红十字会已经指定，乐金酒店（Hotel Le Phnom）和法国大使馆为中立区域。br 有人指着住持身边桌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叫大家肃静，不要说话。政府电台又播音了，播了一条简短消息。所有部长，武装部队所有高级军官，那天下午四点，都要到信息部报到。长老说：“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也要派代表到那里去。”br 那两个将领和一个僧人走了以后，我们就走来走去，互相询问，刚才的广播是什么意思，心中在想，是呆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去法国大使馆或者乐金酒店呢。长老仍然盘腿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待。br 这一下午过得很慢，等得大家坐立不安。我苦苦思索，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该走还是不该走。看样子，不是好兆头，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万一出去被抓住，强迫出城，那可怎么办，有什么打算也白搭，实行不了。我疑虑重重，所以就没叫大家走。过了一阵子，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就请长老允许我给法国大使馆打个电话。电话通了，我说我们现在长老这里暂避一时，想要申请到法国大使馆避难。电话那头说，凡是柬埔寨人，法国大使馆一律禁止入内。大门是红色高棉在把守。那人还说：“就是长老本人来叫门，红色高棉也不会让他进去。”我放下电话，非常震惊，居然会有柬埔寨人不承认长老的权威。我第一次意识到，糟了，我们陷入绝境，出不去了。br 我给岳父岳母、艾尼甬家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等着吧。我走来走去，安慰艾尼，让她放心，告诉她打电话的情况，又和孩子们说了说话。孩子们很高兴，正在跟同龄的小孩玩呢，跑进跑出。br 天要黑了，六点左右，长老的代表回来了。他穿过人群，向长老走去，我跟在后面。长老举起手来，示意大家肃静。我仔细观看那位信使，想在他脸上看出点好消息来。可他面无表情。br 他说，有很多共和军高级军官和各部部长到会，总理隆波烈（Long Boret）也来了。那位僧侣当时坐在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旁边，那军官和他说话时毕恭毕敬。那军官还赞颂了红色高棉的种种美德，说是有了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帮助，现在可以搞建设了。僧人问起强迫出城的事，那军官摇摇头。这样的命令是胡说八道。现在正是要让经济走上正轨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要把身强力壮的男子赶出去呢？“他对我说：我用我的名誉向您保证，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命令。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的特务想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恐慌。“br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出去告诉艾尼，让她放心，强迫出城的事是谣言，不是真的。可是这时候还是不断有难民涌进塔区，说外面正在把人赶出家园，往城外赶呢。我越来越纳闷了，害怕起来。那军官，若不是被人误导，就是他在说谎。欧安盘问那僧人，僧人忙说，不会，不会，那军官不可能骗人。或许，他说得不太准确，不太知情吧。br 夜幕降临了。我又一次给岳父家打电话。还是没人接。难道他们已经被强迫出城了么？我把最坏的情况设想了出来：艾尼的父母和姐姐艾尼甬被扔进难民潮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也去不了。我和艾尼对视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担心，于是对她笑了笑，让她放心。br 这漫长的一天愁死我们了，累得很，晚上在塔区砖地上席地而卧。我们一共三十个人，每家睡在一块儿。没见过这样的气氛，有点慌张，孩子们个个听话，连纳娃都很乖。我把收音机藏在衣服下面，收听美国之音的柬埔寨语广播，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把收音机关了，可是睡不着。新来的人来来往往不断，找地方躺下。每个新来的人都说，外边正在把人赶出家门，逐出市区，不许在市内住了。指证越来越多。好几百人涌进塔区来，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经过门口，被迫出城去了。br 大家睡着以后不久，大约九点半左右，大厅里进来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手里握着手枪，年纪和我相仿，也是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在刺眼的灯光下，他审视着四周，手枪直对着地上睡眼惺忪的人们，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他早就料到，里面肯定有人反对他似的。然后，他盯上了放在门口的那六辆自行车，三台摩托车。br “这三台摩托车是谁的？”他喊道。没人吭声。他把手枪放进枪套里，走过去，抓起一辆崭新的蓝色本田摩托车。那车用锁链锁在另外两台车上了。他重复问了两遍：“这摩托是谁的？”又说:“安卡需要！” br “安卡”（柬埔寨语，意思是“组织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么个用法。br 还是没人回答。那军官把摩托车推倒在地，掏出枪来，枪口对着走廊方向，对锁链连开两枪。锁链打断了。大厅本来鸦雀无声，挤满了人，地上到处都有小孩在睡觉，枪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很害怕。孩子惊醒了，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那军官马上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们感到震惊，一言未发。艾尼看了看我。我挥了挥手，示意她别做声。br 过了一会儿，艾尼小声对我说：“那家伙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br “如之奈何？”我答道。br 我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br “也许，不都像他那样吧。”我对父亲小声说，好像是在辩护。br 过了十五分钟，又进来两个当兵的，不由分说，把另外两台摩托车也抄去了。br 我明白，大家也都明白，这行为远远不止是盗窃，也不只是侵占。长老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宗教范畴。在柬埔寨，即使最穷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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