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后期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译戴维·哈维）凭借其独特的空间哲学视角、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以及广博的人文地理学情怀，在传承并发挥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经典学说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使他在跻身地理学界一流学者行列的同时，又进一步占据了西方左翼激进话语体系的核心地位。以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为标志，随着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哈维一跃成为继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之后新一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头面人物。而为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批判，又与同时代罗尔斯所倡导的政治正义理论形成鼎足之势。
巧合的是，在大卫·哈维正式出版《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之前，罗尔斯针对战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福利制度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然在1971年率先创作了《正义论》，并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开辟了反思社会正义与平等关系的先河。此后，随着后来者对相关问题的介入，围绕罗尔斯与哈维分别主张的核心论点，在西方逐渐形成了以罗尔斯、诺齐克、沃尔泽乃至阿玛蒂亚·森与科亨为谱系的右翼政治哲学理论与以大卫·哈维及其学生尼尔·史密斯、斯温格多夫等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哲学理论。区分二者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承认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以及能否通过激进革命或工人运动的形式，为当前政治制度找到合理的替代方案。换言之，就他们一致强调的社会正义而言，后者的实现方式构成分歧的关节点所在。而这无疑是触发西方政治哲学在“左”与“右”之间来回摇摆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中政治批判向度的地理学重提，又是对西方右翼政治哲学思潮的积极回应。它构成我们破解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幸存的钥匙，且以更为宽泛的社会空间为载体，从文化、政治、哲学三者的交汇处，为处于资本全球化场域中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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