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容许我表达我的欣慰之情，随着《礼记》两卷本的出版，我已经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 25 年前我开始承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 1861 年第一卷出版之后，我的朋友、已故的儒莲写信问我是否会考虑翻译卷帙浩繁的《礼记》，并且对我是否能完成它表示怀疑。然而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最终完成了，尽管中间不得不被打断好几次，并且还要完成许多其他工作。这是第一次以欧洲语言发表的全译本《礼记》。 1853 年，已故的嘉略利在都灵皇家印刷所出版了《礼记，关于礼的记录，附有注释、评论和原文，首次从中文译出》（L? K?， Mémorial des Rites，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s， de Commentaires， et du Texte Original），但实际上嘉略利所采用的仅仅 是一个节略本，这一版本由元代学者范紫登编辑，周炽（旦林）评 注，名为《礼记体注大全合参》，出版于 1711 年。嘉略利在自己的“导论”中提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没有在书名页中体现出来。按照本卷中的顺序来算，范紫登所编的版本略去了第五、十二、十三、十九、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 三十七篇，而其他篇目中的内容也几乎少了三分之一。我认为嘉略利翻译了唐代和清代所编纂版本的不到一半的内容。清代的版本在1748 年，即乾隆十三年被重新校订出版。参编人员包括 85 位重要人物和学者，共参考了 244 部前人著作，在大多数难于理解的段落都添加了他们自己极有价值的评注。
我的翻译是基于这两个皇家集注本，以及我的中国朋友和前助
手王韬特别为我编的一个集释本，辑录了过去 250 年中大多数评注 者的观点。乾隆朝编者（khien-lung editors ）经常提到元代陈澔的 《礼记集说》（1322）。这本书在明代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就像嘉略 利所说，在 1403 年被定为《礼记》在科举考试中的官方解释；在乾隆朝时期它也具有同样的地位。陈澔的书对整本《礼记》进行了详解，只是没有第二十八和三十九篇，因为这两篇早就已经被归为“四书”。我反复阅读了这本书，并且受益匪浅。我在形成自己的评价时，有时与他一致，有时不同，并且常常发现《钦定礼记义疏》中的评注价值更高。我必须说，“他完全配得上”《礼记》这一经典。他的书注重挖掘原始文本，并且尽力展示书中不同部分思想的连续性。
嘉略利的节译本大多数都处理得很好，注释也很有价值，我经常参考他的注释。我也从另一本近期的著作中受益良多，即晁德莅的《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他复兴了早期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1880 年他在上海出版的第三卷中，包含了《礼记》第一、五、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篇的很好的译文，而第二十八和三十九篇则收录在第二卷中。他在书中使用了拉丁文来进行翻译，这是他所属教会的传统，也是至今仍有很多学者会使用的语言。拉丁文使他的翻译比嘉略利和我的翻译更简洁，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我也时常会引用普依尼（Signor Carlo Puini）的《礼记：中国古代的制度和习俗》（Li- Ki:Instituzioni， Usi e Costumanze della Cina antica; Traduzione， Commentoe Note. Fascicolo Primo; Firenze，1883）。
正如我上面所说，本译本是第一个以欧洲语言出版的全译本； 但还有一个手稿本——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译本——几年前就有了，遗憾的是，由于他部分失明以及其他健康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当我翻译到第三十五篇时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这部手稿，在我将自己的稿子付梓的过程中，也经常参考它。这是伟烈亚力在其汉学生涯早期所著，当时他尚未达到他后来的汉学成就和研究功力。但我仍然很高兴能够拥有它，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在解释段落和翻译字词方面都从未借用他和嘉略利的译本。在我 1873 年离开中国前，我已完成了本卷中的前六篇以及其他一些内容数个版本的翻译；但我在1883年初准备目前这一版本时又从头开始进行翻译。《礼记》是一部内容如此庞杂和独特的作品，描述了一个遥远时代的习俗和各种事务；再加上我没有了可资一起探讨复杂难解段落的中国助手 的帮助；所以，我不敢奢望自己不犯错误；但是我相信这些错误不会 很多。我唯一朴素的目标就是，首先为我自己而理解文本，然后为读者尽我所能公正地把它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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