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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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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史话丛书》之一，是一部较为通俗的党史读物。全书重点围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展开论述，以政治史为主线，通过大量原始鲜活的史料，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描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重大决策与历史决议。同时侧重说明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此后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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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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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出版过多部该研究领域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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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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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史知史 汇聚力量
第一章 落脚陕北 着眼长远
第二章 谋划新局 解决难题
第三章 开展整风 统一思想
第四章 召开七大 争取和平
第五章 走向全国 迎接胜利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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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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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任晓伟
现在，呈现在读者朋友们眼前的是由党史专家陈答才教授主编的一套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理论的通俗性丛书。我参加了关于这套丛书内容的一些设计和讨论，因此非常希望在这套丛书付梓之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一下这套书的缘起和编写初衷。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筚路蓝缕奋斗史上一个重大的关键阶段和关键时期。越是往前走，回头看这个时期，就越感觉这13年历史的厚重。作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区域性执政向全国范围内执政的转折期，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造性地正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自信地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过程中，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形态，即延安精神；描绘出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即通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并努力推动形成一个光明的世界。这四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延安时期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恒久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置在民族复兴的百年进程的整体背景中来看，延安时期也是一个熠熠生辉的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重新确立民族自信和人类情怀，在推动民族复兴中取得重大历史成就并奠定了后来接续奋斗的重要历史基础。
自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至今已经70多年的时间了。在此后的发展中，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时期，面对什么样的发展任务，说不完道不尽的延安时期是始终萦绕在中国共产党人头脑中的深刻历史记忆和强大精神感召。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延安时期始终是一座学术富矿，对于陕西的党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更是这样的。基于对延安时期重要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利用学科、学术和区位优势，努力不断推动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理性阐述和理论宣传，与时俱进地推动对延安时期的研究。
我们选择了六个角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重要会议、爱国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应该说，这六个方面是贯穿于延安时期党的历史中的基本方面，长期以来构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指导下，以通俗的方式对这些基本方面进行系统整理和学术呈现，对于整体上推动延安时期的研究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套丛书除了它的学术价值外，还有教学价值和宣传价值。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推动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融入教学，特别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探索。一方面，在“四史”教学和党史教育中，不断加强对延安时期党史教学的重视，另一方面，在推动建设高校思想政治课选修课程中设置“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等新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能够编写出一套既有学理性又比较通俗的系列著作，这既是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又奠定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同时也能探索出一条集教学、学术和宣传一体化的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新道路来。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本丛书的负责人陈答才教授。这两年来，他不断地给我说明这一想法，希望我能够组织学院的力量完成这一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多次主动请缨，愿意负责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和后期修改完善的工作，体现出一个前辈所秉持的学术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以及通过学术传承来扶掖后学的深厚情怀。
哲学上说，只有认识了事物，才能真正地理解事物。确实是这样的。在陈答才教授的一再推动下，我也开始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负责学校党史教学开展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大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开始组织起来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形成了目前的这套丛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如何聚焦主题研究开展团队合作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对在新的理论条件下如何阐释延安时期党的光辉历史、理论创新和延安精神，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也是对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一次新探索，相信这一探索对于后续的相关研究和教学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2024年10月
下寺湾会议
(1935年11月3日)
下寺湾会议是指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中共其他党政军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李维汉、凯丰、李德、林伯渠等。这次会议分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集中讨论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红军行动方针及中共中央组织问题等。下寺湾会议是中共中央领导克服陕甘根据地危局的关键性会议。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根据地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峻形势。当时国民党正调集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内部发生的“陕北肃反”也在恶性膨胀和蔓延，一大批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和革命中坚力量被杀害，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逮捕，并遭受刑讯折磨，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时，国民党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正在发动。1935年9月26日，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区军队。国民党军在西(安)兰(州)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国民党方面部署在根据地周围的军队有张学良部东北军，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有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还有中央军系统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9月中旬，第三次“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规模比以往历次都大得多。“进剿”军虽然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受到两次沉重打击，但“围剿”没有停止，仍在继续。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回忆：“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正是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张学良十余师向陕北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敌第一线有董英斌军四个师集结庆阳，准备由庆阳、合水夹葫芦河东进；王以哲三个师集结洛川，准备北进；甘泉、延安各一个师驻守。第二线有西北军杨虎城部两个军，还有东北军数师，当时位置不明。”陕甘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当时主要是由中央红军改编的红一军团和原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改编的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计6000人左右，红一军团7000余人。
陕甘根据地发生的错误肃反也激化了根据地内部的矛盾。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后来回忆：“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由于‘左’倾路线的推行，竞然在革命队伍内进行所谓‘肃反’。他们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他抓起来。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我当时身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别的同志更不用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由于错误肃反的恶性蔓延，也严重影响了原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的关系。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回忆：“后来，我们见到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陕甘根据地之际，陕甘根据地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根据地内部错误肃反恶性膨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根据地外国民党大军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如何粉碎这次规模空前的“围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陕甘根据地处于“千里雷声万里闪”的险境，稍有不慎这块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就有丢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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