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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经典作品
梁晓声是当代知名作家，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者、思想者等多个维度，深受读者喜爱。梁晓声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的创作和思考往往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他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结合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长期观察与研究，使得这套书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度。
2.全景式社会解剖，构建立体中国图景
这套书的独特价值在于：以文学的温度承载社科思考，以个体的命运折射集体记忆，以文化的自觉回应时代焦虑。梁晓声通过四本书的体系化建构，从阶层、文化、人性、日常四个维度，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份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人文观察报告，既是理解当下中国的“解码器”，也是探索精神出路的“思想地图”。
3.历史纵深与现实回响交织，提供时代答案
梁晓声在书中不仅回顾历史，更关注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站在当今社会现实的立场，对照世界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再思考。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书更好地理解当下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它们背后的文化根源。并且通过对社会各阶层、文化性格等方面的分析，梁晓声在书中探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路径。他的观点和思考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考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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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套丛书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四部经典之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文化的性格》《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中国人的日常》。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梁晓声聚焦中国社会的常青树作品。作者根据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特征、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点，将中国社会的构成归类为多个阶层，并以平民视角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现象及潜在问题，从现实和精神两方面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在历史事件的共振中引发读者共鸣，给读者深刻的启发，为人们理解当下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展现出“人民作家”的社会关怀。
《中国文化的性格》：是梁晓声解读中国根性文化与国民性的重磅力作，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作者立足当下社会现实，对照世界文化底蕴，对中国文化展开了辛辣而富有思辨性的剖析。通过宏观历史观察与微观文本解构的双重路径，深入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从儒家思想与朱元璋权力逻辑的冲突、清朝高压统治下的民间文化韧性到民国双面性，串联起中国文化的演进逻辑；同时深入《诗经》《红楼梦》《聊斋》等经典，以林黛玉“吃醋”折射的礼教秩序、唐诗宋词背后的社会隐喻等生动案例，揭示文艺作品中的精神密码。此外，本书还有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世道人心的深刻追问与思考。本书不仅是一面映照中国人精神的棱镜，而且能引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更能为当代人寻找文化归属提供启示。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是梁晓声深度剖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重磅力作。作者站在当今社会现实的立场，从文化到社会，从日常生活到世道人心，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况、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境遇，以及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冷峻却不失温暖的评述。书中不仅蕴含作者对时代病灶的犀利叩诊、对市井巷陌的温情凝视，更充满对人性本质的真知灼见、对文化的深邃思考。可以说，这是一部当今社会人文现状的“田野调查”，也是一部中国式人情世故的观察笔记。
《中国人的日常》：作者梁晓声以小说家的生动笔法，社会观察家的敏锐思考，记录了各色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百态，淋漓尽致地绘制了他们五光十色的精神图谱。这里的各类人群如对前途虽有迷茫但保持乐观的打工者、遇到挫折依然豁达的文学青年、精打细算勤恳生活的小老板等，在充满酸甜苦辣的日常生活中向这个世界传达着温暖和善意。他们的善良与大度，软弱与坚韧，迷茫与希望，各异的人生原则与生活哲学……诸多要素的拼接与组合，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温度与性情。作者所记录的中国人的日常，饱含对小人物的关怀，对人性的关照，对人文情怀的推崇，进行着对当前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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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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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父母岁月》《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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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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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文化的性格》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中国人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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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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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鱆或没有鲸，没有海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做出了反应，采取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掀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吗？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吗？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不能说交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以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倍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但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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