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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走过黑暗世纪 一只特立独行之“羊”的心灵史
★日本国民级文化巨匠笔下的“诗”与“真”
★“日语写出的最美散文” 跨世纪的绝对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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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羊之歌》（含续篇）是日本文化大家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最初连载于1966 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 收入岩波文库出版，深受好评，2018年岩波书店创业100年之际举行的“读者优选佳书”调查中，该书荣登“岩波新书”系列第三名。至今重版不断，被不少日本读者认为是加藤周一的最高杰作。
《羊之歌》描写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之间的生涯。《续 羊之歌》则是从1945年日本战败起，写到60年代日美新安保条约缔结时期为止。两部作品具有前后连贯性，不仅是记录这位“知识巨人”成长历程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记录日本半个世纪多舛之命运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
作者在后记中曾写道，撰写本书并不是仅仅为了回忆叙旧，而是想记录下作为一个作为”平均水准的日本人”的经历。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认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稳重的一面。但正像日本读者所评价，个性强烈、爱憎分明，又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毫不妥协的加藤周一，其实在日本人中极为罕见，绝不是日本人的“平均水准”，毋宁说是一只脱离了“羊性”的、特立独行的“羊”。1967年在终章中以“审议未了”对自己半生进行未完评价的加藤，还只是文坛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而今天，他已经作为深受日本民众爱戴与敬重的“知识巨人”而获得盖棺定论。2008年加藤周一去世时，有人评价日本失去了战后最后一位拥有国民级影响力的学者。
本书是岩波书店青版文库中最为畅销的品种之一，出版以来已经重印六十余次，也被不少日本中学、大学收入学生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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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加藤周一（1919—2008）
日本思想家、评论家、小说家。1943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1946年借长篇文学评论《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正式登上日本文坛。立足于国际视野展开艺术和社会评论，被誉为日本国民级知识巨匠。曾任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上智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以及立命馆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著作有《杂交种文化》《日本文学史序说》《羊之歌：我的回想》《夕阳妄语》等。
译者
翁家慧，浙江舟山人。1994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日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立命馆大学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译有《杂交种文化》《大江健三郎传说》《广岛札记》《羊之歌：我的回想》《命》《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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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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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推荐序（一） 一个智识上的游荡者 许知远
中文版推荐序（二） 于荣胜
羊之歌
外祖父的家
泥土的香味
涩谷金王町
多病之身
樱花胡同
优等生
空白五年
美竹町的家
叛逆的兆头
“二二六”事件
驹场
讽刺画
高原牧歌
缩影
回忆美好往事
那是一个晴天
法文研究室
青春
内科教室
八月十五日
续 羊之歌
信条
广岛
一九四六年
京都的庭园
第二次出发
诗人的家
法国南部
中世纪
故国飞鸿
两个女人
冬之旅
音乐
海峡对岸
伪善
别离
外部所见的日本
格物致知
亚非作家会议
永别
审议未了
《羊之歌》后记
译后记
《羊之歌》中译本再版后记
尾注：本书所涉人名、作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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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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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智识上的游荡者
他说，日本人是一个美术家，而非音乐家、文学家；日本的文学则缺乏哲学、伦理深度，无法探测人性的深度；他说日本知识分子与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无相似，他们有着高度教养，却陷入社会性孤立；他还感慨日本人缺乏分析、科学能力，缺乏整体感，只生活在此刻，因此轻易地被军国体制裹挟，摆脱它时，亦毫不费力；他说，日本从前引入技术、制度，如今要加倍开放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记得初读《何谓日本人》时的欣喜。它在文艺复兴绘画、哥特教堂、马尔罗与《万叶集》、茶室的空间与能剧见自由穿梭，文字虽不无杂乱，判断亦可能武断，其洞察却无处不在，总能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中，找出一种内在联结；在一个纷繁的世界图景上，辨析出日本的独特性。
这本书出版于二十世纪六〇年代初，半个世纪后读起，仍妙趣横生，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加藤周一。不久后，我又读他的《日本文学史序说》，这是另一次欣喜，它让我想起了勃兰兑斯的笔端，文学作品与其背后的时代思潮同时涌出，判断明快、有力，全不似我习惯的日本学者，他们往往拖泥带水、逻辑含混。
对他的背景所知甚少，我却感到他是日文化界的某种异端，拥有一种局外人的清澈。对于战后兴起的一代日本思想家，我总感钦佩，他们从黑暗中重生，创造出一个思想繁荣时刻。其中，丸山真男的缜密与恢弘令人惊叹，鹤见俊辅的敏捷、顽皮引人深思，但加藤周一让我产生特别的个人亲近感。当我偶然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中，读到这样的段落，这亲近感被正式确认了，他讲起自己的游离各地的感触：“既有剧场在傍晚六点开的城市，例如东京，也有戏剧从晚上九点半开始的，比如威尼斯……位于山谷间的城镇，比如萨尔斯堡，不论走到哪里风景都很别致，坐在临近谷川的咖啡馆的凉台上，传来的是人们谈论莫扎特歌剧的轶闻……但在辽阔的草原城市，比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埃德蒙顿，是没有郊外的，驾车跑上百公里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看不到远处的山脉，也看不洛克教堂的尖塔。”
是的，他是一个游荡者，一个日本社会很少出现的脱轨者。他能摆脱对于惯性生活的依赖，拥抱陌生的文化、习俗，并因此获得了看待日本的新视角。他也是那种已经消亡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俳句、茶道、建筑、歌剧、绘画到文学理论、政治分析、时间哲学，无不涉猎。这不正是我想过的生活吗？穿梭于世界各地，因此训练出敏锐的比较视角，能在熟视无睹的现实中，发现意外。
当然，你要承担一种恒久的孤独，在自由、好奇心背后，是一种被迫时刻处于的警惕、时不时到来的失语，令人身心俱疲。
我怀疑，家族的影响已为加藤先生指定了未来。在他迷人的回忆录《羊之书》的开篇，就是对那位特立独行的外祖父的描述。他是明治的西化与江户余韵的共同产物。他既在新桥花天酒地，又在米兰听卡鲁索唱普契尼与威尔第，也曾前往澳大利亚为日本陆军置办战马。退伍后，他经商，并在一战中发了财。当加藤周一一九一九年出生时，外祖父在银座开设了一间意大利餐厅，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情人之中，用家人听不懂的语言调情。这气氛部分浸润入外孙的血液中，尽管终身没有学会外祖父在面对异性时的从容，加藤周一却学会了爱整个世界。多年后，第一次前往欧洲，他在地中海的蔚蓝海水、伦敦的旧事务所、罗马街头，都感到了童年的印记——它“不是跋涉千里终于抵达的异域，而是悠长假期后重新返回的故乡”。
外祖父代表的风采，逐渐不合时宜。中学生加藤周一发现，自己每天要在极度禁欲的父亲主宰的家庭与进行军国主义精英教育的模范中学往返。外祖父的个人趣味，父亲的耿直，带给他一种本能，一方面，逃进西方的文学艺术世界，二次大战之间的东京，“汇聚了无数的翻译文学、印象派之后的那些绘画作品的复制品和德国浪漫派的乐器，这个地方足已让你彻底忘掉日本传统文化，但又不足以让你完全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他也被歌舞伎舞台上的游侠与强盗吸引，“这些主人公身上都隐约潜藏着某种特质，暗示他们会沉迷女色、争强好斗和反抗权贵”。
面对越来越狂热的时代，他在一小群朋友中获得慰藉。在国民总动员的荒诞气氛中，他们谈论马拉美，医学训练则让他确认了自己思维方式，“只有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做出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结论，对无法验证的所有判断都持怀疑态度”，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某种理想，想理解整个世界，涉及人类生活的全部，既包括感觉、感情，又有无边无际的知识。
他熬过了战时岁月，吃惊地发现废墟之上的日本人突然变了一个模样，战场上的恶魔，变成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他不禁怀疑，明天，他将再度变化吗？他以一个业余作家的身份，参与了战后文化重建。这段经历也令他对日本社会保持着终身的疏离感与批判性，当他有机会前往法国时，他毅然将自己抛入一个新轨道。短暂的学习，最终变成一场漫长的追寻之旅。他甚至放弃了一段京都的恋情，那个迷人女子让他对传统日本产生新的感受，不过，欧洲更自由、热烈的姑娘们，总给他新的诱惑与灵感，并最终找到自己的真爱。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在对西方的探寻中，也要克服自己与日本的身份焦虑。一九五五年，他在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中说，日本就是一种杂交种文化，它无须追寻那种纯粹性，这也是它的独特性来源。他放弃了医学，还前往北美教授日本文学。你可以想象，面对一群加拿大青年，倘若你要说清楚元禄时代或江户末年的审美趣味，必须提供一种更普遍的视角。跨文化交流的迷人与挫败皆赖于此，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散发出新的魅力，同时，你又可能陷入失语，挣扎于表层的交流，广博与深刻常彼此嫌弃，不愿共存。
我希望向他请教。很可惜，加藤先生于二〇〇八年去世。直到去世前，他仍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手不停挥的写作者。在阅读《羊之歌》时，我不断感到，尽管所处时空不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皆相去甚远，我们也是某种同路人。尽管一个民族的深层思想结构的阴影浓烈，但个人仍有可能获得自由。他没有成为外祖父般自由自在的花花公子，却是一个智识上的真正游荡者。
许知远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在线试读】
那是一个晴天
一个晴朗的早上，在本乡校区大学医学部的校园里，我跟同年级的学生们一起，一边想着下一节课的内容，一边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走去。当时有个学生拿着一份在本乡路上买来的报纸，在那儿宣读号外。然后，嘈杂声就像涟漪一般在我们中间扩散开来。不是因为谁说了句什么话，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反应汇聚到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声叹息。就在那一刻，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事实清晰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感到周围的世界顷刻间面目全非。基础医学的大楼、小树丛、同年级学生穿的衣服，这些是我一年多来每天都在看、早就已经习惯了的景象。在这个宁静的上午，初冬里的小阳春天气，和煦的日光下，我所熟悉的这片景象一切如常，但同时，它又如初见般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不寻常的、鲜明的印象。大概就像是我和我所熟悉的世界之间的纽带突然断裂的感觉。这个说法顶多就算一个解释吧。那种感觉上的印象，就好比食物的味道，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它又是那么鲜明，鲜明到当你再次拥有相同体验的那一刻，一定会在瞬间认出它来。后来，战争结束，母亲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周围的景象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还有，当我遇到那位命中注定的女性时，东京的街道看上去也完全不像东京的街道。但我也不会为此而特别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当我得知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也就是若无其事地穿过人群，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继续走去。当时我也不是不知道战争在步步逼近，只是我不敢相信，这场战争居然真的会把英、美两国作为对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结论会变成现实——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我跟同学们一起走进了附属医院的阶梯教室，诊断学——应该是这门课吧——一如往常地上课、下课，而我却茫然地坐在那里听课。课上的内容我根本就没听进去，脑子里走马灯似的在问各种问题：教授看着好淡定啊，他看了今天早上的号外吗？或者，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这么镇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一回家，母亲就问我。“必输无疑！”我像是要发泄什么似的说道。“真的吗？”“还有别的可能吗？”“你大伯倒是一直都说，那个海军大臣行事鲁莽，要照他的做法，可真让人放心不下……这下会不会出什么大事呀？”“肯定出大事！”“这事儿，你可跟谁都别说！”母亲说。
为了防备敌方来空袭，那天晚上就开始进行灯火管制，但我已经买好了票，打算去新桥演舞场看文乐 。那天正好是大阪文乐剧团来东京新桥演舞场巡演。母亲说道：“你还是别去了吧。有可能会白跑一趟呢……”我当然知道她担心的不是我“白跑一趟”，但还是说了一句“不演的话我就马上回来”，之后就出门看戏去了。地铁还是照常运营。我在银座四丁目下车，街上一片漆黑。新桥演舞场门口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演舞场的建筑物像个黑色的大块头，静静地匍匐在微白的夜空下。原来如此，巡演看来是取消了。但我又转念一想，还是到入口看一眼去吧，没想到入口的门开着，问讯处也有人，就是不见观众的踪影。检了票，走进剧场里头一看，二楼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往前走，找了个正中间的位子坐了下来。再往下一看，正面池座里三三两两地坐了四五个男人，还是没有一点要开演的迹象。我又琢磨，是不是一会儿该有个经理人之类的出来跟我们做个解释，说一下怎么给我们退票的事。就在那个时候，上来两个人，一个是义太夫（说书人） ，另一个拿着三弦琴，各自入席后，自报家门道：“今日为您说这段义太夫的是……”空荡荡的剧场里面，只有清脆的梆子声在回响。然后，大幕拉开，木偶活了起来。我很快就被义太夫和三弦琴的世界给吸引了，“现如今，半七他……”——说起来，这真的是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古韧大夫1面对没有观众的剧场，穿越到遥远的江户时代，变身为商贾人家的女子，全部戏份就靠他一个人在那里扭动身体，用声嘶力竭的道白，叹息、控诉和哭泣。这里早就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内阁情报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能表现女子恋爱时的叹息声及其所有的微妙的阴影，又能将其升华为一种风格，通过三弦琴和古韧大夫的声音，二者严丝合缝的配合，得以完美演绎。唯有此刻，这个世界才无需通过密匝匝的观众，无遮无拦、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这样色彩鲜明地、威风凛凛地存在着，宛如一出悲剧，与剧场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古韧大夫是在孤军奋战吗？大概也不是吧。江户文化的全部内容都浓缩在他的身体之中。这是化为肉体的文化……所有这一切不是作为语言，而是作为难以撼动的现实展现在我的眼前。夫复何求？
炸弹没有立刻从我们的头顶掉下来。在听闻开战的“诏敕”后，又传来奇袭珍珠港的捷报，整个东京陷入狂喜的海洋，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
“我太高兴了！我要唱军歌！”某个大学教授说。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大快人心啊！”学生们说。报纸上，著名歌人写了首《珍珠港》的和歌，诗人为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证这一盛事而感谢上苍。
第二个月，有识之士在杂志上发文写道，这才是真正的“近代的终结”，“大东亚共荣圈之路”畅通无阻，大日本帝国前途无量。作为舰政本部长，一直对开战持批评态度的大伯是这么说的：“不过，奇袭珍珠港在战略上的成功超过了预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并不只有东京。虽然我当时啥都不知道，但恐怕除了柏林这个唯一的例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在为这个捷报而高兴不已。莫斯科得知日本军队不再向北、转而向南进军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松了一口气的——看来佐尔格的情报是真的。伦敦看到日本用行动促使美国正式参战，内心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听说流亡中的戴高乐将军得知此事后，马上就自言自语道：“胜负已定。”美国，克利夫兰，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会议上，学者们正在为日本是否参战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就在此时，传来了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学者们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很快镇定下来，并中止了会议。所有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谁都知道，这下“法西斯主义肯定要完蛋了”。东京市民不知道全世界都在为此事高兴，所以他们才会自顾自高兴。我怀着黯淡的心情注视着东京市民的狂喜，感觉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过。东京被炸后，我就在伤者的身边，竭尽全力救治他们因燃烧弹而造成的皮肤灼伤。战争结束后，离开东京的时候，我在地球的另一边，感到很多东京人就在我身边。在海外漂泊的日子越长，就越会让我思考自己内心深处的东京。但是，“珍珠港”那天，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欢呼雀跃的人群里，没有我。“珍珠港”那天，古韧大夫讲述的“日本”离我越近，得胜后趾高气扬的军国“日本”就离我越远。然而，古韧大夫所讲述的并不完全是很久以前的传说故事，那不也正是包含着我自己的感情牵绊、所有小小的悲欢、无可挽留地离我而去的那一切的，我那个无可替代的唯一的世界吗？
东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开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跟我预想的有些不一样。英、美军队，比中国战场还要遥远。我们家搬到了世田谷区的赤堤，我每天从那儿去本乡校区上学。在这之前，美竹町的外祖父家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们早就把大宅子和涩谷的土地一起做了抵押，最后没能赎回，就搬到目黑区的一个小房子。我们家卖掉了美竹町的房子，在赤堤租房。从那时起，外祖父就靠陆军发放的退伍金和变卖家具什物过日子。他还偷偷地写起了“小说”。母亲笑话他说：“那不是小说，是您的闺房情话吧？”在所有一切都结束之后，外祖父大概是在想办法把最难忘的东西留下来吧。“小说”里面没有写发家致富的故事，也没有写战争，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他去伊豆短期出差，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东京站时不经意说的一些话；他带着外孙们去买东西时，大家开心的笑声；生意谈得不顺利，满身疲惫地去找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不仅得到了对方的关照，而且对方还非常体贴地不让他感到这份心思。小说文字稚拙却古雅，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外祖父不得不写这篇小说的缘由。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活在当下的快乐——这些小说则是他对往昔的留恋。年老体弱的外祖父很快就在目黑区的小房子里离开了人世。
在赤堤租房住之后，父亲没有再开诊所，而是在伊豆的结核病疗养院找了个工作，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很少回家。我和母亲还有妹妹会时不时地去伊豆看他。在伊豆，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小山丘的斜坡上种满了橘子，夜里，巨大的海浪声会一直传到我的枕边。但是，除了家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一回到东京就如获重生。能说话的人，东京也越来越少了，而跟他们的见面，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势如破竹的日本军，到了夏威夷之后就没能再前进半寸。政府的宣传口号里，“绝对不败的态势”替代了“讨伐美国”“胜利”这些词。但在说“与其坐以待毙”这句话的时候，它却没有好好说明一下，怎样才能扭转这“坐以待毙”的颓势，转而获得“绝对不败”的态势。虽说已经把南方的石油资源搞到手，但好的军备不光需要资源，还需要资本、技术、劳动力，要在这几项上搞军备竞赛的话，肯定都是美国方面占上风。什么“大和魂”，什么“美国无男儿”，这些心理上的东西，太模糊，根本就不是考虑的对象。在我看来，“绝对不败”这个说法恐怕也是个错误，日本会战败。但什么时候战败却不好判断。不会是一百年后，但也不会是明天。这样的话，我这几天的行动跟我做出的这个判断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为“必胜的信念”而激情燃烧也好，做出“必败的预测”也好，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依旧每天去医学部上课，医学部要求我们背诵的内容更不会有什么变化。另外，要是考虑去囤点物资或是预测将来提前准备好“疏散”的话，就不需要判断什么日本几年后会战败，会不会战败这些问题，肯定是去判断明天会缺少哪些物资，东京什么时候被轰炸这些问题。现在，就在我的周围，马上就会有人为“必胜的信念”而激情燃烧，或是去囤点罐头，或是去买点军用物资，或是四处钻营，麻利地开始做“疏散”的准备。但是，我没有考虑过要囤货，也没做“疏散”的准备，更没有考虑过任何其他的具体行动。我没考虑过具体行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我做出有利于具体行动的判断，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不考虑具体行动，所以才把判断的对象限定在跟我自身行动无关的领域。在做和行动无关的判断时，排除掉带有主观愿望的视点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在跟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家人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预测了日本帝国整体的“没落”。不管怎样，超越“没落”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理解它。
然而，我的想法在行动方面没能找到用武之地，却在我和周围人之间形成隔阂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东京街头，身穿国民服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像一个游客，漫步其中。游客眼里的风景和当地人眼里的并无二致，不过能从同样的风景里看出不同的意义来，由于这一缘故，他们常常会激起当地人的无名之火。“开什么玩笑！你说的倒是容易……”东京还没有变成一片废墟，但我经常会把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层被烧成荒凉废墟的幻影。于是，顷刻间所有的一切都焕发出不可思议的美。堆放在赤门前水果摊门口的橘子和苹果——在冬日午后阳光的照射下，那种颜色和冰凉的触感，光是这种心理上的预感也足以让我在路边驻足良久。校园里银杏树的枯枝在空中拉起了一片细网；早春的新绿像是一层薄雾；两边研究室狭小的入口处，人们拿着书或背着包进进出出；还有三四郎池畔那片太阳地，总是静悄悄的，好像没人记得它似的；化学教室的红砖墙上映照着落日斜阳；傍晚时分，护士们穿梭行走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白衣飘飘；本乡路上的书店和“白十字”窗户上逐渐亮起的灯光；书店主人蹲在书架紧里头看账本，边上搁着一个炭盆烧火……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着迷，带给我无法言喻的感动。可以说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了皇居的石城垣、千鸟之渊的春水在发光。不，不光是这些，还有东京街道上的喧闹声、马路上的坑坑洼洼、随季节变换的风吹在皮肤上的不同感觉——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所有这一切。我也许会幸存，也许不会，但是只要我走在街上，街道就是我的。之后过了很多年，当我走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一边隔着鞋底感受那里的石板地，一边游览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时，心里想，自己大概不会再来这里了吧。然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他们肯定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希望与悔恨、欢喜与悲伤去考虑自己的生意、市长选举、葡萄酒的价格、教会新祭司的男子气、隔壁家女儿生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谁……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石板地的不是我这个游客，而是每天挎着购物篮走在上面的城里的主妇。我不在东京生活的时候，发现了东京。托马斯?曼曾说过“另一个德国”，诗人片山敏彦曾说过“另一个日本”。然而，这些都不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活在那里，而是注视着那里。我自认为战争暴露了大日本帝国的真面目，但实际上，战争暴露的可能仅仅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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