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平，曾用名王冀秦，籍贯西安（长安），1955年生于秦皇岛市，文学博士。先后就读和研修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堪培拉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洛桑大学，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相关院系的英语、法语、古典学、哲学和文艺学专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对外文化传播研究院特聘顾问，国家语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专家委员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兼跨文化研究院院长，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访问研究员，悉尼大学历史与哲学院、波尔多政治学院与雅典大学哲学院访问与讲座教授，国际美学协会（IAA）跨国执委，国际普适对话学会（ISUD）与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等。
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十余部，包括《〈理想国〉的诗学研究》，《〈法礼篇〉的道德诗学》，《跨文化美学初探》，《旅游美学论要》，Reading the Dao: A Thematic Inquiry，A Rediscovery of Sino-Hellenic Ideas，Harmonism as an Alternative，Beauty and Human Existence in Chinese Philosophy等。另翻译出版《鉴赏力批判》，《美学理论》，《艺术的真谛》，《艺术哲学新论》，《牛津西方哲学史》首卷《古代哲学》与《剑桥文学批评史》首卷《古典批评》等著作十部。
2000年以降，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大踏步前进，这不仅提升了国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国外日常生活。比较突出的影响，一方面来自物化形态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另一方面涉及思想形态的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由此助推的中外跨文化视野与交流，伴随着全球化流布的正负效应，以不同程度和方式遍及世界各地。
笔者由于工作原因，每年应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为了确保每次与会讲演的交流沟通效果，笔者至少需要尽力去做四件事：一是根据会议要求确定合适的论题；二是就此论题展开相关研究；三是阅读中文原典与外译文献；四是转换运思方式并直接使用英语表述。如此一来，考虑到时间与精力有限，笔者每年只选择两次出国参会。在少数年份，笔者因受国家相关部门的委派，就多加一次出国参会演讲的任务。
这一切实则事出有因。记得在2000年的一次聚餐论学中，李泽厚先生特意对笔者建议说：国内对外国思想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思想知之甚少。为了逐步改变这种不平衡现象，就有必要多参加国际会议，多讲讲中国的东西。这一建议对笔者来讲，既是期望，也是鼓励。对此，笔者勤而行之，不顾长途车马劳顿，在过去20年里，时常出国参会或讲学，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才戛然而止。
迄今，21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回头来看，既感意外亦觉欣喜。在此期间，笔者虽在研习柏拉图道德诗学方面用功甚勤，但也择机撰写中国传统思想的英语论文。现在汇总起来，撰述计36篇，其中18篇专论中国思想文化，18篇专论中华诗学美学，大多发表于国外学刊或专题论集。另外，还应约为国家英文月刊China Today(《今日中国》)撰写了12篇专栏文章，专论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实用智慧。这组文章后来汇集成册，取名为Chinese Philosophy on Life(《中国人生哲学》)，由外文出版社付梓发行全球，并作为英文读物推荐给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当然，以上所列，并不包括同时期笔者用中英文撰写的其他论文与著作。
时至2007年，为了满足国外读者的需要，笔者曾将当时发表过的8篇专题论中华思想文化的论文(外加2篇专论美学的论文)整理成集，冠名为Ethos of Chinese Culture，呈交外文出版社付梓发行海内外。其后，笔者陆续收到外国读者寻购此书的电子邮件数封，随之将其转发给外文出版社相关编辑，不久发现该书再版一次，距今已十余载。2021年早春，受陕西人民出版社邀约，笔者将英文原版与新近撰写的相关英语论文一并译成汉语，首次结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发行。
此书英文原版的中文译名是《中国文化精神》，这次中文版易名为《中华文化特质》，其缘由有四：一是避免与2015年国内出版的一部专著重名；二是中华文化传布广远，其涵盖范围超过国别所辖；三是原英文书名中所用ethos一词，主要意指“精神特质”，而“精神”通常代表“主要风貌与基本特质”;四是本书所论，基于具体而重要的思想专题，连缀起来可以窥知中华文化的要旨与特质。总体而言，此番经过取舍扩增，旨在借助现代国际语境与社会问题意识，重估和阐释中华古今思想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理论学说，借此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特质及其思维传统的替代性与建设性参照系统。在本书英译汉过程中，笔者仅就些许论说稍加整理和补充外，仍保留原文的基本架构与旧貌，甚至没有删除少数例证重复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从“轴心时期”的“人文化成”说发散而来。在此时期，中国与希腊文明相映生辉，各自的思想天才继往开来，奠定了人类精神追求与思想文化的根基理路。总体而论，在中国先秦时期，“人文化成”的目的在于凭借“六艺”“经学”来成就理想的人格修养；在希腊古典时期，“人文化成”(paideia)的目的在于通过“七科教育”来塑建完善的公民素质。若从溯本探源或返本开新的角度出发，这方面的研究显然需要“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意识。
另外，笔者本人既看重“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也看重“知新而温故”的必要性。这两种思路，都需要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现代社会、政治、民族、生态环境、多种文明与文化心理等领域里现存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需要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来研究和对比古今的思想观念与应对策略，致使“阐旧邦以辅新命”落在实处，而非沦为知识考古学的“出土展品”。
再者，过去常论“西学东渐”，如今兴谈“东学西渐”。实际上，对于中西之间的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而言，这两者并行不悖，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根据个人有限的英文写作与学术交流体验，笔者初步以为需要重思“东学西渐”的转向机制。这里暂且点出四个向度：一是运思范围，二是论证方式，三是话语策略，四是中国贡献。一般说来，运思范围需要拓展思维空间与价值空间。因为，囿于狭小或单一的思维和价值空间，无法形成跨文化、跨历史、跨国际的交流沟通格局，只会落入自以为是或”美者自美”的尴尬坎陷。论证方式需要基于历史经验与实际需要进行有效转向。已往中国学者在“西学东渐”的坐标上，偏于采集中学的相关材料来旁证西学的相关理论，如今在“东学西渐”的进程中，则需要以西学的相关理念来印证中学的相关学说。话语策略需要针对相关问题的具体性相，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形式，由此凸显具有建设性和追求真理性的客观目的性。因为，单纯的赞誉与宣扬，如同自娱自乐的传唱，难以构成思想交流的反思性与文化沟通的有效性。至于中国贡献，则需要针对西方工具理性的内在缺失和西方强权政治的种种弊端，用中国传统思想智慧提供建设性和替代性的理论或方案，借此补救工具理性泛滥所导致的诸多文化心理问题，矫正强权政治妄为所造成的世界秩序混乱现象。
总之，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在影响中国，中国也在日益影响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在这种交互作用与相互理解的动态过程中，中国至少应当关注三点：一是“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这需要立足于大格局与天下观，深入理解天下万物的客观规律和真正体悟世界民众的生存状况。二是“虚其心，以受天下之善”。这需要在确立自信的同时，克服自满的情绪，真诚研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文化的优秀部分和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将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更强。三是“尽其心，以谋天下之事”。这需要大国担当意识，需要竭尽自身所能，持续发展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实践智慧与科学技术，贡献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中国智慧与方案，以期构建更趋合理、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普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国主国本，民务民事。具体到今日吾侪，则需要“尽其力，以务可为之事”。此事无论难易，无论大小，只要以十足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尽力而为，便可谓无愧我心。在这方面，委实需要慎思和践履老子的建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闲言碎语，忝列为序。所呈撰述，自当虚衷求益，就教于读者诸君。在其付梓之际，谨向陕西人民出版社辛勤劳作的编辑诚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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