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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最年轻的诺贝尔heping奖获得者，巴基斯坦传奇女性马拉拉自传
◆一位十五岁少女无惧死亡的勇气，让全世界为之震动，改变不可撼动的现实
◆不要相信软弱和服从，不要相信无知就是福气，要相信勇气和坚韧的力量
◆从枪击受害者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从失学少女到牛津大学最年轻研究员，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一视角呈现塔利班治下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真实处境。历史一旦倒退，首先受害的就是女人
◆为捍卫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她身中塔利班的子弹。女性楷模，每个女孩的BI读书！
◆知名战地记者联合执笔，动人心魄的故事，极其真挚的语言，真实的力量掷地有声
◆从普通人的角度了解南亚的地缘政治、政权更迭、历史悲剧的源头，以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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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起初他们只是宣扬抵制“不合教法”的不良行为——酗酒、男子不蓄须、女人出门不蒙面。然后他们开始禁止女人受教育，出门必须有男性陪同。他们抵制“西式的娱乐活动”——音像店相继关门；孩子们在家玩桌游，会被破门而入捣毁棋盘。最后他们开始杀人。炸毁学校，连同里面的学生；绑架反对派的领袖，把断头的尸体丢进墓地；杀掉警察，接管他们所在的村庄。
当黑白相间的大旗在浓烟中飘扬在巴基斯坦每个城市上空，我们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
他们先是夺走我们的音乐，然后是我们的佛像，最后是我们的历史。
当越来越多人保持沉默，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我，一个大声争取受教育权的15岁小女孩。
子弹穿过我的大脑，损伤了我的神经。可是，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些爱我的人，让我浴火重生，像个战士一样活下去，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笔和书本，却不能让我们的头脑停止思考。
因为我们普什图族是骄傲的民族，我们宁肯死去，也绝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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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拉拉·尤素福扎伊，1997年生于巴基斯坦，她的名字取自迈万德的马拉莱，阿富汗历史上的伟大女英雄。
马拉拉11岁时，塔利班占领了马拉拉的故乡斯瓦特河谷，推行一系列禁令，炸毁了100多座女子学校。
马拉拉开始以“古尔·玛凯”为笔名，在BBC乌尔都语频道撰写博客，讲述她及家人、朋友在塔利班组织控制下的地区学习、生活的情况。她成为当地争取女童受教育权运动的一面旗帜，多次受到塔利班的死亡威胁，但她依然坚持发声。
2012年，15岁的马拉拉在乘校车回家时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枪击，头部中弹，生命垂危。她被送往英国，经过治疗奇迹般地生还。
她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向全世界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16岁生日这天，她在联合国青年大会发表演讲。她说：“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天被联合国定为“马拉拉日”。
2014年10月10日，年仅17岁的马拉拉获得诺贝尔heping奖，成为该奖项最年轻得主，以表彰她在维护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权利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马拉拉还获得巴基斯坦首个国家青年和平奖，被图图大主教提名国际儿童和平奖，多次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
2020年6月19日，马拉拉以优异成绩在牛津大学毕业，成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荣誉研究员。
如今，马拉拉仍在通过马拉拉基金会倡导教育普及，推动女孩平等接受教育。
联合作者克里斯蒂娜?兰姆
· 英国知名战地记者。自1987年以来，她一直在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相关报道。
· 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版过五部著作，并斩获诸多奖项。
· 曾五次荣获英国年度最佳驻外记者称号。
· 曾获得欧洲最负盛名的战地新闻奖——巴耶·卡尔瓦多斯奖(the Prix Bayeux-Calv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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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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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英格兰，伯明翰
序幕?那一天，我的世界不复从前
第一部?塔利班到来之前
女儿诞生
我的父亲“猎鹰”
成长在校园
我们的村庄
我为什么不戴耳环，普什图人为什么从不道谢
垃圾山的孩子们
想让学校关张的穆夫提
强震之秋
第二部?死亡之谷
电台毛拉
太妃糖、网球和斯瓦特的佛像
聪明的班级
血色广场
古尔·玛凯的日记
异样的和平
离开河谷
第三部?三个女孩，三颗子弹
悲伤之谷
为长高祈祷
女人与海
秘密的塔利班化
谁是马拉拉？
第四部?生死之间
“真主啊，我把她托付给你”
通向未知的旅程
第五部?第二次生命
“伯明翰，头部中枪的女孩收”
“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后记?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一支笔……
特殊用语表
巴基斯坦及斯瓦特大事年表
致谢
关于马拉拉基金会
马拉拉与本书编辑朱迪·克莱恩的对谈
供大家探讨的问题与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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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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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英格兰，伯明翰
这本书出版已有两年，而我遭遇枪击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个10月的中午，我放学后乘校车回家，在路上被塔利班的子弹击中。这三年来，我们家经历了许多变化。我们被连根拔起，带离了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运送到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一座砖房里。这有时显得极不真实，我甚至掐了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我已经十七岁了，但不变的是我依然不喜欢早起。最令人吃惊的是，现在我总是被父亲叫醒。他每天早上都第一个起床，给我、母亲以及两个弟弟阿塔尔和胡什哈尔做早餐吃。当然，他才不会默默干活儿，而是大张旗鼓地为我们解说他怎么挤果汁、炒鸡蛋、热面饼、从橱柜里取出蜂蜜。“不就是做个早餐嘛！”我调侃道。而且他也破天荒地开始出门购物，尽管他特别讨厌这项任务。他去超市的次数已经多到对架上的商品如数家珍，而以前，他可是连牛奶的价格都不知道的！“我变得像女人一样了。我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说，我则笑着拿东西扔他。
然后我和弟弟们会匆匆出门，去各自的学校上学。跟我们一起上学的，还有我们的母亲托尔·佩凯。说真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变化。她一星期有五天在语言学校上课，学习读写和英语。母亲没受过教育，或许正是因此，她才一直极力主张我们去上学。“不要等到多年以后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都错过了什么。”她说。她在这里的生活困难重重，因为直到今天，她无论是购物、看医生还是去银行取钱都无法与人交流。开始学习之后，她逐渐变得自信，能在家门之外理直气壮地说话，而不只是在家中跟我们交流。
两年前，我以为我们绝不可能习惯这里，但现在，伯明翰让我们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之前我觉得这里永远也无法取代斯瓦特，我日思夜想的家乡，但最近，当我外出旅行，从别处回到这个新家，我的确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我甚至不再抱怨伯明翰阴雨连绵的天气，尽管每次听这里的朋友在华氏68度或77度的气温下抱怨好热，我都很想笑。对我而言，这就是春天的温度。我在新学校也交到了一些朋友，不过莫妮巴依然是我的死党，我们每次打Skype都会聊上好几个小时，交换近况。听她讲起家乡斯瓦特的聚会，我多希望自己也在。有时我也会跟莎兹娅和凯纳特聊天，她们就是那两个跟我一起在校车上中枪的女孩，她俩现在都在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世界书院（Atlantic College）上学。对她们而言，远离家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并不轻松，但她们深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能帮助她们实现梦想、回馈社区。
这里的教育体系跟巴基斯坦很不一样。在原来的学校，我曾被认为是“天才少女”。我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到哪儿都是最聪明的，无论努不努力都能考第一。而在英国，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更加严格。在巴基斯坦，我们喜欢把答案写得很长。说真的，你完全可以把你想写的都放上去；考官有时看累了，并不会读完所有内容，但依然会给你高分。而在英格兰，问题往往比答案还长。巴基斯坦考官们相对宽松，也许是因为我们能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我们没有好的科学实验室，也没有高档的电脑和完善的图书馆。我们有的只是一位老师，站在白板前面对手捧教科书的学生。在家乡，我才读了八九本书，大家就开始用“博览群书”来形容我了。而到了英国，我见到了读过几百本书的女生。现在，我明白自己的阅读量少得可怜，我想把那几百本书全都读完。明年我会参加GCSE考试，然后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希望能进入大学，攻读政治与哲学。
我依然相信自己会回到斯瓦特，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和老师相见，重返我的学校和家园。或许我还得继续等待，但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的愿望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为那里的人民服务。我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巴基斯坦政治家。不幸的是，下令袭击我的斯瓦特塔利班头目法兹卢拉大毛拉，现在已经成了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首领。这更加剧了我回国的风险。不过即使不存在这样的威胁，我也决心继续留学深造，增强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地投身那场斗争，向愚昧与恐怖主义宣战。我打算更多地了解历史，广结贤士，倾听他们的观点，博采众长。
我的学业和课外活动十分繁忙，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会趁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喜欢谈论体育赛事，而我则喜欢读《时代》和《经济学人》杂志。总而言之，我们没多少闲暇时间—这里的学校功课很多！
多亏这里了不起的医生们，我现在非常健康。刚出院时，我每星期都得做康复理疗，而且需要很多支持。医生说我面部神经的功能已经恢复了百分之九十六。耳蜗埋植手术帮我重获了听力，医生还说将来他们或许会开发出更好的新技术。我不再头疼，还开始参加体育运动，尽管大家发球时都会特别小心，免得砸到我的头！有几项运动还成了我的长项，像绕圈球和板球，不过当然，我那两个弟弟可不这么认为。
他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尽管我跟胡什哈尔还是整天拌嘴。阿塔尔会逗得我们全家捧腹大笑。他用词夸张，活力无限，把我们所有人都搞得筋疲力尽。
最近我跟他吵了一架，因为他抢走了别人送我的iPod。“马拉拉，我是因为知道你已经有两个iPod才把它拿走的。”他说。我则回答：“问题在于你不能未经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
阿塔尔的眼泪可以收放自如，他顿时号啕大哭。“我也需要一些东西来享受生活呀。”他大发牢骚，“我住在这栋房子里，就跟坐牢似的。马拉拉，大家都说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但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无情的女孩！你把我们弄到这鬼地方来，而且连iPod都不给我！”
在许多巴基斯坦朋友眼中，我们或许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英国，住漂亮的砖房，上很好的学校。我父亲在巴基斯坦领事馆担任教育专员，同时身兼联合国的全球教育顾问。对于有抱负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而言，这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如果你被迫流亡海外，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你父辈、祖辈生长的土地，远离你们长达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你会感觉非常痛苦。你无法再触摸家乡的土壤，聆听河流甜美的吟唱。富丽堂皇的酒店、在宫殿中举办的大会，都代替不了家的感觉。
这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虽然身在伯明翰，心却在斯瓦特—她的思乡病非常严重。有时她大半天都抱着电话，跟斯瓦特的亲友聊天，说的话比对我们说的都多。
不过最近英国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为表彰挽救我生命的医生而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庆典，母亲第一次坐到台上，这对她而言真是个重大突破。
我们在全球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人们也对我这本书反响热烈—它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故事。对此，我们全家感激不尽。
我把得到的奖金寄回斯瓦特，资助孩子们上学或帮助成年人经营小本买卖，像是开店或买出租车来开，让他们能赚钱养家。我们收到了数不清的来信，其中一封甚至来自一位远在日本的老人。他写道：“我是个贫穷的老人，但我也想出一份力。”他还随信附上了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他没有留下回信地址，我们甚至没法向他道谢。
我与我创办的马拉拉基金会（Malala Fund）中的成员一同前往肯尼亚，为马赛马拉人民建立了一所学校。这里的人们令人惊叹—他们高挑而骄傲，裹着鲜红的斗篷，向我们讲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他们的传说甚至比我们普什图人的还要丰富多彩。马赛马拉的老人都没受过教育，但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走进了课堂。这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只为八年级以下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八年级以上，他们就必须自费上学了。
马赛人告诉我们，直到不久前，这里的男孩还得在行完割礼之后立刻去丛林里猎杀两头雄狮，再带回尸骸。随后，长者会猛地拔下男孩的两颗门牙—想想那该多疼！—能忍住不哭的人，就有资格成为马赛族勇士。
今天，他们的习俗已经改变。他们告诉我们，要是把狮子全都杀死，许多野生动物也会消亡，所以现在成为勇士的不再是猎杀狮子的人，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甚至有了女性马赛勇士，也不再给本族的女人行割礼。
我在尼日利亚度过了十七岁生日，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支持那些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劫持的女孩。在4月里一个寂静的夜晚，她们被歹徒从宿舍中掳走。这些女孩都是我的同龄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医生、教师或科学家。她们都是非常勇敢而与众不同的女孩，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只有百分之四的女孩能完成学业。世界的关注很容易转向新的事件，而我不希望人们这么快就把她们遗忘。马拉拉基金会打算在这里再启动一个项目。
为了宣传马拉拉基金会，我们去白宫拜会了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我们先跟米歇尔·奥巴马和他们的大女儿玛利亚见了面，她们送给我们一些由白宫养殖的蜜蜂酿造的蜂蜜。接着，我们在椭圆办公室见到了奥巴马总统，那间办公室其实很小。他走到门外迎接我们，非常认真地听我们讲话。
收到来自白宫的访问邀请时，我们表示接受，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只是去拍几张照片，那我们不去也罢；但如果奥巴马总统愿意倾听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就欣然前往。他们的答复是：你们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真的这么做了！那是一场严肃的会议。我们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谈到了美国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支持独裁政权、实施无人机轰炸的行为。我对奥巴马总统说，与其依靠战争消除恐怖主义，不如通过教育来将它铲除。
过去一年来，作为一名教育活动者，我通过马拉拉基金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我前往战火纷飞的地带，向人们揭示无法上学的儿童面临的困境。我在约旦、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开展了项目。我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交谈，敦促他们提高本国的教育经费，并促使富裕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教育援助。我们做得越来越多，但我很清楚，还有更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感谢真主赐予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能奔走游说。这将成为我毕生的事业，也是我的使命、我的梦想。
我决定通过马拉拉基金会呼吁，为身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争取教育机会。我来到叙利亚边境，亲眼看见大批难民逃往约旦。他们徒步穿越沙漠，来到这里，只背了几件衣服。许多孩子脚上都没穿鞋子。见他们过得这么苦，我崩溃大哭。难民安置点的孩子大都没有上学，有的是因为根本没有学校，有的是因为走路上学太不安全，有的又是因为孩子们的父亲惨遭杀害，他们不得不辍学去打工挣钱。我亲眼看见许多孩子冒着酷暑站在路旁，乞求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比如搬运沉重的石材。
我心如刀绞。他们何罪之有，又做了什么，只能这样在异乡漂泊？为什么这些无辜的孩子必须经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为什么他们无法上学读书，安享宁静的生活？
我见到一个名叫蜜祖恩的女孩，她与我同龄。她每天走访于帐篷间，劝说人们把孩子送去上学。她告诉我，她将来想当记者，告诉人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问她：“如果你无所不能，你会做些什么？”她这样回答：“我想回到家乡，阻止战争。”
我们接触了许多机构，让更多人看到难民们的可怕遭遇，为他们争取更多支持。我们还以马拉拉基金会的名义在当地开展项目，帮助叙利亚难民适应约旦的学校。
而我自己也是一名难民，被迫离乡去国。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或许是全世界待遇最好的难民，能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什么也不缺，但我们依然牵挂着祖国。这三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改变，但我骨子里还是从前的马拉拉，那个在斯瓦特上学的女孩。我的生活变了，但我没变。你要是去问我母亲，她就会说：“嗯，马拉拉也许懂事了一些，不过在我们家，她还是那个爱争吵的女孩，总把衣服扔在这儿，裤子扔在那儿；她依然是那个邋里邋遢的姑娘，总嚷着‘我的作业还没做呢’。”有些东西，纵然只是细枝末节，也不会真的改变。
序幕
那一天，我的世界不复从前
我来自一个在午夜缔造的国度。而我与死神擦肩那一刻，时间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出门上学，从此再也没能回家。我被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开枪击中，在昏迷中飞离了巴基斯坦。有人说我不会再回巴基斯坦了，但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去。没人愿意被迫远离故土，与心爱的祖国分离。
如今我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总希望看到的是原来那个堆满自己物品的房间，地上到处是我的衣服，架上摆满我在学校获得的奖杯。而其实我身在异国，这里的时间比我亲爱的巴基斯坦、比我在斯瓦特河谷的老家要晚五个小时。我的祖国却仿佛比这里落后好几个世纪。这里有着你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便利。每只水龙头都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清水，冷热由人控制；无论昼夜，电灯只需轻轻一按开关就会亮起，再也不必点燃油灯；炉灶直接就能烹饪，不用劳烦任何人去巴扎扛煤气罐回家。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现代，你甚至能买到开袋即食的熟食。
我站在窗前，看到高耸的楼群和长长的街道，街上车流如织，车辆有序地列队前行，两旁的灌木和草坪修剪整齐，人行道整洁如新。闭上眼，恍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家乡的河谷—眼前浮现出巍峨的雪山、绿浪翻滚的田野和碧波荡漾的河流—一想到生活在斯瓦特的人们，我的心都化了。我想象自己重返学校，见到了我的朋友和老师。我再次与死党莫妮巴团聚，跟她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嬉笑打闹，好像我从不曾离开。
下一秒，我陡然记起自己其实身在千里之外，在英国的伯明翰。
剧变发生那天，是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个日子本就不怎么轻松，因为那天是我们的考试日，不过我身为一个书痴，并不像其他同学那么忐忑。
那天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乘着三轮摩托驶上哈吉巴巴路一侧的泥泞小道，这种摩托车被漆得五颜六色，突突冒着黑烟，每辆车一般能挤下五六个女生。塔利班当政后，我们学校摘掉了招牌，伐木场对面的白墙上只剩一扇雕花的铜门，让人看不出端倪。
但在我们这些女生心中，那扇门好比一个施了魔法的入口，通向独属于我们的天地。我们一跨进门就一把拽下头巾，有如风拨开云层，露出阳光。我们迈着纷乱的步伐一路飞奔，冲上台阶。台阶尽头是座开阔的庭院，四周是各个教室的门。我们冲进教室，放下书包，然后立刻出来参加早会，所有人都立正站好，背对群山。一名女生会高喊“Assaan bash”，意思是“稍息”，于是我们所有人闻声而动，啪地伸出脚踝，答一声“真主”。接着她又喊“Hoo she yar”，也就是“立正”，我们又啪地收起脚踝，再答一声“真主”。
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创办的。在我们身后的墙上，“胡什哈尔学校”几个大字浮在我们头顶，以红白两色的油漆骄傲地写成。我们学校每星期有六个上午上课。我十五岁，读九年级。在课堂上，我们背诵化学方程式，学习乌尔都语语法，用英语写作文并总结出“欲速则不达”之类的哲理。我们还会绘制血液循环图—我的同学将来大都想当医生。很难想象有人会把这视作威胁。然而，在我们校门之外，不仅有斯瓦特最大城市明戈拉的喧嚣，还有禁止女孩上学的塔利班。
那天早晨一切如常，只是我起得比平时稍晚。考试日的上学时间是九点而不是八点，这正合我意，因为我讨厌早起，而这天我能睡到日上三竿，睡到公鸡打鸣、宣礼员召集礼拜结束。父亲第一个来叫我。“起床啦，贾尼·穆（jani mun）。”他说。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是“灵魂伴侣”的意思，他总在新的一天开始时这样叫我。“让我再眯几分钟吧，阿巴（aba），求你了。”我央求道，把脑袋更深地埋进被窝。接着母亲走进来，大喝一声：“皮硕（pisho）。”这个词是“猫咪”的意思，是她对我的称呼。我这才发现时候已经不早，嚷道：“巴比（bhabi），我要迟到啦！”按照我们的传统，男人都是你的“兄弟”，女人都是你的“姐妹”。我们的族人就是这样看待彼此。所以父亲第一次带母亲去学校时，老师们都叫她“嫂子”，也就是“巴比”。这个称谓就这样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管她叫“巴比”。
我的卧室位于房子前部，是个狭长的房间，里面只摆了一张床和一个橱柜。橱柜是我自己用奖金买的，我曾因为在河谷地区呼吁和平、为女孩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获奖，于是拿出一部分奖金买下了它。橱柜里，金色的塑料奖杯和奖牌摆满了好几层隔板，都是我在学校考第一名的奖品。我几乎次次都考第一，只失手过两回—每次都败在同班的劲敌马勒卡·努尔手下。我暗下决心，今后绝不能再被她赶超。
学校离我家不远，我之前一直走路上学。但在去年年初，我开始跟别的女生一起坐三轮摩托车上学，放学再坐校车回家。这段路只有短短五分钟车程，我们会沿着那道臭水沟行驶，途经胡马雍医生植发诊所的巨幅广告。最近，学校有位谢顶的老师头上突然冒出不少头发，我们就开玩笑说他肯定照顾了胡马雍医生的生意。我喜欢坐车上学，因为这样就不用像走路那样弄得满头大汗，路上还可以跟朋友聊天，和校车司机奥斯曼·阿里聊八卦。奥斯曼是我们的“巴伊·占”（bhai jan），也就是“兄弟”。他总爱讲些离奇的故事，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我开始坐车，是因为母亲不放心我独自走路上学。我们这一整年都不断受到恐吓。有些威胁登在报上，有些则是托人转交的字条或口信。母亲很担心我，不过塔利班从没把哪个小女孩列为袭击目标，所以我反而更担心父亲，因为他总在公开场合跟塔利班唱反调。8月，父亲的好友，与他并肩作战的社会活动家扎希德·汗在祈祷途中面部中枪。我知道大家都在提醒父亲：“一定要多加小心，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汽车开不进我家那条街，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得在水沟旁那条路上下车，穿过一道带栅栏的铁门，再爬一段台阶。我一直以为自己要是遇袭，就一定是在这段台阶上。像父亲一样，我也爱沉溺幻想。在课堂上，我偶尔会走神，想象回家时，那段台阶上突然跳出恐怖分子，向我开枪。我很好奇自己到时候会是什么反应。我会脱下鞋子扔向他吗？不过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跟恐怖分子的行径没什么两样。还是恳切地请求吧：“好吧，你们尽管开枪，但在开枪之前，请先听我说。你们这样做大错特错。我并不是针对你们，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上学。”
我并不怎么害怕，不过也开始在每晚睡前确认大门已经锁好，还向真主发问，想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把这些全告诉了死党莫妮巴。我俩从小住在一条街上，小学时就成了好友。我跟莫妮巴无话不谈，能从流行音乐一直聊到《暮光之城》系列电影，再聊到哪种美白面霜最好用。她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又担心家里人不会支持，于是索性对外宣称她将来想当医生。在我们这个社会，女孩子即使有机会工作，也很少能从事教师或医生以外的职业。但我是个例外—我从不掩饰自己将来不想当医生，而想成为发明家或政治家。每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莫妮巴总能发现苗头。“别担心。”我安慰她说，“塔利班从没把哪个小女孩当作目标。”
校车一到，我们就冲下台阶。别的女生跨出铁门之前都会裹好头巾，然后上车坐到后排。我们的校车其实就是俗称的“戴纳”（dyna）—一辆白色的丰田城镇之王微型卡车，车上平行摆放着三条长凳，中间一条，两侧各有一条。二十名女生和三位老师挤坐在车里。我坐在左侧，两旁分别是莫妮巴和低我们一届的学妹莎兹娅·拉姆赞。我们怀抱着各自的考试袋，书包搁在脚边。
后来的事，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我记得戴纳里闷热难耐。天气迟迟不见转凉，唯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脉还残存着薄薄一层积雪。我们所在的后车厢没有窗户，两侧只挂着厚重的塑料布，不时拍打窗框。塑料布早已变黄，还结着厚厚一层灰，根本看不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后望见巴掌大的天空，偶尔瞥见太阳。此时的太阳就像一颗昏黄的圆球，浮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中。
我记得校车像往常一样，一过检查站就拐下大路，绕过那座废弃的板球场。之后的事，我就完全没印象了。
在关于枪击的梦中，我梦见父亲也在车上，跟我一起中了枪。梦中我的周围人山人海，我四下张望，搜寻着父亲的身影。
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校车突然被截停在路上，左侧是一座杂草丛生的陵墓，墓主是斯瓦特第一位统治者的财政大臣谢尔·穆罕默德·汗；右侧则是零食加工厂。我们应该是刚过检查站，才开出不到两百米远。
我们看不见车前的情形，但好像有一名穿浅色衣服的青年突然冲到路中央，挥手示意我们停车。
“这是不是胡什哈尔学校的校车？”他问司机。奥斯曼大哥觉得这是明知故问，校名明明就印在车身两侧。“可不是嘛。”他回答。
“我需要收集几名学生的信息。”对方说。
“那你应该去找校办。”奥斯曼大哥表示。
他话音未落，另一名白衣青年就蹿到车后。“瞧啊，是记者来找你做采访了。”莫妮巴说。当时，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已经开始在各大会议上发言，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疾呼，反对塔利班这种禁止我们女性公开露面的人。我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连外国记者都有。但我从没遇到过半路拦车的记者。
来人戴着一顶大檐帽，看上去像大学生模样。他跳上后挡板，在我们头顶弯下腰。
“你们谁是马拉拉？”他问。
我们谁也没吭声，但有几个女生转头看我。全车只有我一个女生没有遮起面容。
这时，那人举起一支漆黑的手枪。事后，我得知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手枪。几个女生尖叫起来。莫妮巴告诉我，当时我攥紧了她的手。
后来，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袭击者一共开了三枪，一枪接一枪地连续射击。第一枚子弹钻进我左侧的眼眶，停在我左肩下方。我瘫倒在莫妮巴身上，左耳血流如注。另外两枚子弹因此而偏离目标，打在我旁边的女生身上。其中一枚击中了莎兹娅的左手，另一枚射穿她的左肩，击中了凯纳特·里亚兹的右臂。
事后，朋友们告诉我，她们看见袭击者开枪时，手在剧烈地颤抖。
到了医院，我的长发和莫妮巴的大腿早已浸满鲜血。
谁是马拉拉？我就是马拉拉。而这里讲述的，就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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