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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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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个人信息处理合法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诚信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特定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质量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安全保障原则、个人信息处理之个人参与原则阐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各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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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齐延平
1968年生，法学博士，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国家级人才计划领军人才。现任北京理工大学讲席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智能科技风险法律防控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数字法学。出版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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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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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原则
一、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原则的内涵
（一）合法性原则的确立
（二）合法性原则的概念
（三）合法性原则的价值
二、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原则及于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证成
（一）基于“实质法范式”的合法目标实现
（二）基于“反思法范式”的合法目标实现
三、基于受强制自我规制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构成
（一）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规范的立法目标
（二）落实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组织责任
（三）建设个人信息处理合法合规体系
四、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原则的落实
（一）技术规制路径
（二）程序规制路径
（三）全过程规制路径
小结
第二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原则
一、个人信息处理必要原则的内涵及其体现
（一）个人信息处理必要原则的基本内涵
（二）其他法律规范中的个人信息处理必要原则
二、个人信息处理必要原则的价值与功能
（一）“人格尊严保护”与“个人信息自决”的法律价值
（二）“利益冲突平衡”和“特定危险控制”的法律功能
三、个人信息处理落实必要原则的规则体系
（一）场景化风险管理规则
（二）最小化处理规则
（三）最短保存期限规则
四、个人信息处理落实必要原则的路径与监管
（一）落实必要原则的限度与例外
（二）企业落实必要原则的路径
（三）数字治理与行政机关穿透式监管相结合
小结
第三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诚信原则
一、个人信息处理诚信原则的适用前提
（一）“诚信”的法律内涵
（二）诚信原则的历史演进
二、个人信息处理诚信原则的入法逻辑和进路
（一）诚信原则引入的法理逻辑
（二）诚信原则引入的立法进路
（三）诚信原则引入的中国特色
三、个人信息处理诚信原则的体系定位
（一）诚信原则与合法原则
（二）诚信原则与正当原则
（三）诚信原则与必要原则
（四）诚信原则与其他原则
四、个人信息处理诚信原则的法律功能
（一）诚信原则的价值引领功能
（二）诚信原则的规范续造功能
五、个人信息处理诚信原则的适用理念
（一）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
（二）领域法、规制法、保护法中的诚信原则的适用
（三）“原则 规则”模式下诚信原则的适用
小结
第四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特定原则
一、目的特定原则的规范构成与法理基础
（一）目的特定原则的规范构成
（二）目的特定原则的法理基础
二、目的特定原则的现实困境
（一）信息处理目的难以在收集阶段完全确定
（二）告知同意范式下的目的特定原则虚化
（三）严苛的目的特定原则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三、目的特定原则的实践变革和理论重整
（一）目的特定原则的实践变革
（二）目的特定原则的理论重整
四、基于类型化和场景化的目的特定原则重构
（一）基于类型化的目的特定原则重构
（二）基于场景化的目的特定原则重构
五、目的特定原则的落实
（一）技术嵌入：经设计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二）多元共治：行业自律、政府介入、公众参与
小结
第五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原则
一、公开透明原则的内涵解释
（一）“公开”“透明”的语义解析
（二）传统行政法领域中的公开透明原则
（三）个人信息处理领域的公开透明原则
二、公开透明原则的立法背景与法理基础
（一）公开透明原则的立法历程与现状
（二）公开透明原则的法理基础
三、公开透明原则的法律功能
（一）统领公开透明规则
（二）衡量知情同意的质量
（三）保护个人信息自决
四、公开透明原则落实中“告而不知”的困境及应对
（一）“告而不知”架空公开透明原则
（二）“告而不知”的成因分析
（三）消弭“告而不知”的路径
五、公开透明原则落实中“算法黑箱”的困境及应对
（一）“算法黑箱”模糊了对“透明度”的追求
（二）算法不透明的两大表现形式
（三）破除“算法黑箱”的路径
小结
第六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质量原则
一、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概念厘清
（一）信息质量的基本内涵
（二）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过程 结果”的构造逻辑
（三）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三大衡量维度
二、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域外发展
（一）欧洲：从“信息质量原则”到“信息准确性原则”
（二）美国：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下的“信息管理原则”
三、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体系定位
（一）质量原则与合法、必要、诚信原则
（二）质量原则与目的限制、个人参与原则
四、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适用困境与挑战
（一）收集聚合：低正确性信息与高精度信息对信息主体的损害
（二）识别分析：算法技术差异化识别所引发的不确定风险
（三）迁移应用：信息处理结果运用范围的辐散
五、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原则的落实路径
（一）立法理念：信息质量的全生命周期控制
（二）权利保障：信息主体的更正权和拒绝权
（三）场景区分：高精度算法的审慎嵌入
小结
第七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安全保障原则
一、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内涵
（一）安全保障原则的立法演变
（二）安全保障原则的立法进路
（三）安全保障原则的基本内涵
二、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规范构成
（一）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构造逻辑
（二）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关键要素
三、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困境及成因
（一）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困境
（二）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困境成因
四、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落实机制
（一）践行安全保障原则应基于类型化
（二）践行安全保障原则应基于过程化
（三）践行安全保障原则应基于分工化
五、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落实路径
（一）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事前规制
（二）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过程合规
（三）个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原则的事后救济
小结
第八章 个人信息处理的个人参与原则
一、个人参与原则的内涵阐释
（一）个人参与原则的基本内涵
（二）个人参与原则的规范化历程
二、个人参与原则的法理基础
（一）“个人信息自决权”论之不足
（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论之兴起
（三）“个人参与”之“人格尊严”论
（四）“弱自决—强保护”论
三、个人参与原则与其他原则的关系
（一）知情同意原则与个人参与原则相辅相成
（二）公开透明原则为个人参与原则之必要条件
（三）个人参与原则促进质量原则的实现
四、个人参与原则落实上的现实困境
（一）算法黑箱弱化了“个人参与”的效果
（二）个人参与性权利行使程序不明晰阻碍“个人参与”
（三）信息主体权利的适用障碍
五、个人参与原则的保障路径
（一）价值依归：信息控制视角转向利益平衡视角
（二）技术保障：基于“隐私设计理论”的“个人参与”保障
（三）“软法之治”：标准助推“个人参与原则”的实现
小结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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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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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不断迭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应用不断创新，基于数据、网络、算法的经济与社会新形态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以及知识与观念、经验与文化、财富与权力正在被重塑，人们的行动组织样态、社会合作模式、人际互动关系以及认识、把握和干预世界的方式正在被重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之架构形态、功能定位、规范构造亦须被重整。人类文明进入智慧时代，智慧时代需要智慧法治。
我们拥抱智慧时代，我们被智慧时代裹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升级换代，同时将人类带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数据泄露引致隐私裸奔，网络攻击引发安全风险，智能系统暗藏道德隐患，基于自动化算法决策的公共与商业领域歧视问题显现，基于集群协同、智能感知的无人作战模式伦理困境重重。智能科技风险的来源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科学理论不确定、科技功能不确定、科学研究不确定和科技使用者主观不确定为内容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二是以科学技术风险向社会转化和社会将科技风险放大为主要特质的科学技术风险社会化。代码至上、算法黑箱、技术霸权使挑战倍增，信息茧房、数据垄断、平台强权使风险叠加。
数据安全风险与数据“要素化、市场化”进程相伴。数据是智慧时代的能源、资源和生产生活要素。数字经济急速发展，资本之逐利性与无序性暴露无遗。在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和公开诸环节，数据泄露、数据篡改、数据滥用、违规传输、非法访问等数据安全风险无处不在。数据安全风险步步紧逼，传统治理逻辑已捉襟见肘。各类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必须满足安全技术标准，其安全性、可信赖性、可追溯性与合法性目标之实现必须要以智慧法治为支撑。
网络安全风险与网络“超大规模化、超复杂化”趋势并存。网络是智慧时代生产生活赖以组织和开展的基础架构。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计算基础设施，共同搭建起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人机互融、虚实同构、算法主导的新生境。伴随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日趋超大规模化和超复杂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网络安全因素二元叠加，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实现网络可信、身份可信、实体可信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基本目标必须要以智慧法治为后盾。
智能系统安全风险与系统“物联化、智能化”发展同步。智能系统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融为一体，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利用世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路径乃至作战模式等发生颠覆性变革。智能系统存在自主性、难预测性、难解释性与因果关系脆弱性等特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人的自由与尊严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在智能系统由“单点自动化”向“深度智能化”迈进过程中，“安全可控”的发展目标需要智慧法治来守护。
智慧时代需要技术之治与法律之治的同构。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技术时代，但技术时代需要以法律为王，技术之治需要法律之治的统摄。技术手段是实现目的的工具，其在本质上是实现伦理和法律目的之工具，是伦理和法律治理策略的延伸。技术之治是智慧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优势，但其强制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由法律赋予。在智慧时代，法律代码化和技术法律化，即法律之治与技术之治的一体化，是必要和必然的。
智慧时代需要伦理之治与法律之治的协同。智能科技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善”的价值，智能科技在赋能经济与社会的同时也在输出异化风险。为了增进善的效用并减少恶的可能，应当使智能科技得到“向善”的价值导引，得到“法治”的有效保障。在智慧时代，既要依靠法律保障智能科技的健康发展，通过法律设定其应用之硬边界，又要依靠科技社群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规制，通过伦理与道德规范赋予其向善之心。
智能科技开辟文明新形态，智慧法治引导文明新航向。“智慧法治文库”应智慧时代风险与挑战而生，亦为重建智慧时代法理与法治而生！
2024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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