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四十年前，我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其时主要兴趣在各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后来由于机缘巧合，又进入科学史领域。这开始于我1987年访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无意中看到钱文源讨论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著作《巨大的惯性》(The Great Inertia: Scientific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后又听到何丙郁教授极力表扬中国传统数学的演讲。我对二者都颇有感触，却不为所动。其后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为学生讲天文学，追寻其历史，因而读到《周髀算经》，深为其构思和数学推论吸引。此时恰逢李学勤教授邀请我到海口参加国际汉学会议，于是花了些功夫将之分析整理，写成论文《<周髀算经>源流及内容初探》，跟着西方学者研究此经典的专书以及论列中国传统数学的名著英译相继出版，遂发表书评合并论之，是为《从体与用看中国古代科学——评两部西方学者的中国科学史著作》；数年后北京大学为庆祝建校百周年而举行汉学研讨会，躬逢其盛，遂又写成分析和讨论中国传统数学整体发展的文章《试论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与皇朝盛衰以及外来影响的关系》以应命。
然而，对中国学者而言，科学史中最富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当莫过于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其后李约瑟对此提出独特见解，问题遂被冠以其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炽热，引出了无数讨论和答案。我对它们不感兴趣，觉得无非是议论而已，都没有确切根据。我感到，真正重要乃至令人迷惑的是：现代科学到底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它最早的源头在哪里？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所谓“万物皆数”的观念，那又是怎么一回事？明乎此，方才可能得到中国科学发展问题的线索。在1997年春间，汤一介先生邀我到中国文化书院演讲，于是我把思考这些问题所得初步看法做了个综述，其后讲稿在乐黛云先生的《跨文化对话》创刊号上发表题为《论<大汇篇>的源流及影响》，后经扩充后复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由是涉足西方科学史。但这些想法头绪纷纭，一时难以贯通，所以不久就索性抛开，任由它在心底酝酿。六年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兄邀我主持“竺可桢讲座”，我这才重新搜集和整理资料，为西方科学自远古至近代的发展做了个鸟瞰式综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张艳华女士听完一个月的课后，建议我把讲稿出版，我轻松愉快地答应了。不料这竟然是个艰困、漫长旅程的开端，要经过整整五个寒暑的摸索、挣扎和奋斗，《继承与叛逆》一书方得以面世，而我从接触以至全力投入科学史，不知不觉也已二十余载。
此后遂不时有机会参加像纪念《几何原本》中译四百周年那样的学术会议，认识像吴以义那样专注和认真的科学史家，乃至为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同事做专题演讲，这就是其中几篇相关论文（《<几何原本>在不同文明之翻译及命运初探》《好的故事：评吴以义<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动力学小史：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之由来。至于有关科学哲学之文（《科学进度的历史有规律吗？》），则起源于读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有感，又适逢新创办的《香港联合报》约稿，于是以《不可爱的真理》为题发表了多篇轻快的短文，评论它以及波普的《科学发现之逻辑》这两部科学哲学经典。它们后来经汇集和重写，蜕变成目前的版本。这也是我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整体看法：它试图为科学发展寻找规律是不智的，因为不但所得结果有诸多缺陷，不能成立，而且在方向上是舍本逐末，这在科技飞跃发展之今日诚为可惜，但也可能是无可奈何之反映。
至于本书第二辑所收，则是对当代科学家的记载、探讨、评论。我很幸运，虽然早已经放弃物理学的工作，却因缘际会，得以认识两位大科学家。其中高锟远在成名之前已经加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成为相熟同事，后来他接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与我公私交往都不少（《以洞见改变世界——贺高锟得诺贝尔奖》《不失童真的科学家——秋日怀高锟》）；杨振宁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经常来港中大访问，由我负责接待，故此得以相熟，无所不谈，成为忘年之交（《杨振宁的世界：在物理与对称之外》《有幸识荆四十载：记我所知道的杨振宁》《对中国科学史家的挑战：杨振宁两部传记读后》）。本辑所收文章大多与他们二位直接有关，至于议论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那两篇文字（《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从四种传记看爱因斯坦》《奥本海默：智力超凡者的悲剧》），则分别是受杨先生以爱因斯坦的两本传记相赠，以及《奥本海默》那部具有震撼力的电影所触发的。最后，霍金是物理学天才、天生残障和商业炒作“三位一体”的不可思议结合。到21世纪初，他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一样被捧得通红。由于《人民日报》的盛邀，我写了本辑末那篇短文（《霍金：科学与消费社会的悲剧英雄》）以应命。
在17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对人类社会影响不大：它只是极少数人对于宇宙奥秘锲而不舍的追求。从那时以迄20世纪50年代三百年间，它逐渐成为改变世界的动力，科学家群体不断扩大，但关键人物、思想、论文和书籍的脉络仍然很清晰，有迹可循。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间，科学的加速发展使得它牵涉人类文明越来越多的方面和层次，再也无法和工业、技术、医药、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无数领域清楚分别开来。换而言之，科学带来了人类整体的融合与蜕变，而后者又反过来推动它的发展，两者构成了不可遏制的正反馈，也就是不断加速的连锁反应，至终后果如何，无人能够逆料。不到两年前，人工智能通过“大语言模型”(LLM)的应用而获得突破，由是能够应用自然语言学习、思考和对话的所谓“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PT）横空出世；而今日，它竟然已经跨越“语言模型”，亦即仿真阶段，发展至具有推理能力的更高层次了，那当是人类文明已经非常接近蜕变“奇点”的最好说明。在如此时刻来为这本文集写几句话委实令人感慨，因为我们所熟悉、所了解的那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正在快速变异乃至消失，而溯本追源，人类之所以面临如此难以想象的剧变，正是由于本集所论述和分析的那些在其初大部分是出于好奇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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