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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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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宏观层面上，金融化意味着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过度膨胀，金融资本占据了相对于产业资本的主导权；微观层面上，它意味着企业自身的重心转向金融服务业并依靠后者来获取大部分利润，与此同时，家庭生活及个体也被卷入金融化机制之中，金融思维及金融文化向整个社会蔓延。本书从生成机制、内在运行逻辑、矛盾与危机以及社会政治效应等四个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解读。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我们得以透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及其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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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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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翟，华东师范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博连读，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经济哲学。目前已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学术月刊》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上海市社科项目并担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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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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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生成机制：垄断与资本过剩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及其资本过剩趋势
第二节 资本输出、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的统治
第三节 金融化作为克服资本过剩的新方式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转向、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本质
第二节 金融自由化及其后果
第三节 技术革命与当代金融资本崛起
第三章 金融化的实质：资本积累结构的变迁
第一节 货币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
第二节 金融资本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
第三节 当代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
第四节 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结构
第四章 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第一节 金融化与危机主导形式的变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重构
第三节 历史比较视野中的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
第五章 金融化的社会政治效应
第一节 金融化与贫富差距扩大
第二节 金融化的政治冲击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结语：驾驭金融资本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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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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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化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宏观层面，它意味着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过度膨胀，金融资本占据了相对于产业资本的主导权；微观层面，它意味着企业自身的重心转向金融服务业并依靠后者来获取大部分利润，与此同时，家庭生活及个体也被卷入金融化机制，金融思维及金融文化向整个社会蔓延。不同于２０世纪初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建立在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基础上，表明金融活动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列宁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２０世纪初的金融垄断资本进行了分析。然而，当代金融资本相比于２０世纪初已发生深刻变化，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的支配地位，虚拟经济趋向非理性繁荣。在此背景下，列宁和希法亭等人的理论努力亟待向前推进，本书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多次转型和形态变迁，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资本与劳动的斗争态势都在有力推动着技术变革及组织变革的加速演进，只有深入把握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推进。以此观之，研究金融化问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发生，这一点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的新动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是上述新动向的基本方面，其中，金融化是最为深刻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后果。其次，它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专题讨论过生息资本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与列宁，虽然较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有所突破，但都没有超出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视域。在当代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展开对金融化现象的批判性研究，是对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最后，它有助于我国从以往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变化十分迅速，但也暴露出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２０１５年中国股市的剧烈跌停即是明证。随着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及受危害程度都大大增强，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中国金融发展改革道路上的前车之鉴。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总结和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后发经济体在金融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按照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判断，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过程本质上是以金融资本集团为核心的上层阶级力量重建的过程。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迪梅尼尔（Gerard Duménil）和莱维（Dominique Lévy）强调，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建立金融霸权的阶级目标。在新自由主义去除管制的大背景下，一系列有利于金融创新、金融开放及金融投机的政策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虚拟经济的繁荣及金融泡沫的周期性生成。美国１９９９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分业经营历史。紧接着，美国２０００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为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打开了制度上的空间。不仅如此，信息技术革命也为金融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使得民众参与金融交易的便利度空前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球联通消除了金融活动的时空界限，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和工具也在运算能力大幅提升的基础上被设计出来。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金融资本才能向日常生活领域全面渗透，在重塑资本积累过程及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
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视角出发，本书不仅聚焦于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运行规律的深刻重塑，同时也关注金融化带来的社会政治效应。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作为一种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论原则，总体性方法要求突破对待社会现实的直观态度，通过把握直接性事实背后的“中介”，进而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理解为历史性地处于有机统一之中的总体。就社会效应而言，一方面，金融化极大地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使得阶级冲突与社会极化越来越尖锐。以美国为例，经济金融化深刻地重塑了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制造业发展深度绑定的社会阶层在金融化的时代利益受到很大冲击，而从事金融行业相关职业的阶层则收入大幅度提升，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日益显著。另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积累逻辑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个体越来越懂得用金融思维、金融理念审视自己的生活，教育被视作人力资本投资，房产和养老金被看作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人际交往则被视为社会资本。就政治效应而言，金融化以及全球化进程削弱和抑制了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金融机制及其宏观经济的能力受到了威胁。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提出当今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被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主权形式所取代，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则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提出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应当被全球国家所取代。总体来看，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实施经济治理时不得不考虑并给予回应的制约性因素。
本书的基本框架如下：
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垄断资本的积累过剩与新自由主义转向角度阐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生成机制。第一章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过剩趋势的形成及解决方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历的滞胀危机，很大程度上即是这一趋势的反映。当已有的解决方案都无法克服“滞胀”之时，金融化便承担起吸收过剩资本、带动经济复苏的使命。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则使得抑制金融资本积累的种种管制被去除，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创新、金融交易以及金融资本积累的爆炸性增长，这是第二章阐述的重心。
第三章通过分析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及其矛盾来把握金融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金融资本的术语，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将金融资本理解为一种以信用体系为中心的特殊的资本流通过程。后来的希法亭与列宁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从过程出发的观点，转而将金融资本理解为资产阶级内部对一般的积累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的权力集团。本章通过分析表明，只有从过程出发，才能识别出金融资本内在矛盾的真实性质。同样，马克思对金融资本运动过程的理解也会让我们对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和危机的形成过程获得一些深刻的见解，这是从权力集团的角度理解金融资本无法达到的。
第四章将在第三章对金融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揭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面向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危机理论。随着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结构的生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被金融危机取代，金融危机既反映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又反映了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在产业资本主导资本积累的时代，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只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伴生物，换言之，它们是被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驱动的。但在今天金融资本主导资本积累的条件下，金融危机表现为驱动性的力量，实体经济的危机及衰退则表现为派生性的后果。
第五章将聚焦于金融化的社会政治效应。金融处于现代社会分工的高端，这也就决定了金融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及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和力量。《２１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力图证明，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是社会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不言而喻，通过金融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富裕阶层更关心资本收益率，而工薪阶层则往往受到经济增长率更深的影响。一旦狂热的金融投机导致金融泡沫的破灭，危机时刻得到救助的也是“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大量普通民众则不得不承受财富的缩水甚至于因为丧失房屋的赎回权而流离失所。由此可见，金融化进程不仅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还在危机关头使得大众阶层蒙受巨大损失。相比于希法亭和列宁讨论的２０世纪初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突出特点在于，金融化不仅波及经济过程，而且也渗透到了政治、文化乃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我们正在见证金融化的个体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本书试图在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结合日常生活批判的相关理论，构建一个理解个体卷入金融化机制的分析框架。深入开展对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对于科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还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章节安排遵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并尝试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时给予具体化运用。一方面，抓住历史性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及其矛盾入手，深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生成机制。金融化虽然表现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但其深层次根源仍在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遭遇的变化及困境。另一方面，立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试图从经济基础的金融化变迁（主要反映在资本积累结构的金融化）来分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应，换言之，是将金融思维及其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看作资本积累结构金融化变迁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金融化的社会效应时，也尝试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与传统对于劳资对立的强调不同，本书既着重分析金融化条件下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的矛盾，又凸显由职业经理人阶级与金融资本家（大股东）的结合所带来的阶级结构的复杂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继承了黑格尔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性超越，将历史性和社会性作为新世界观的轴心原理。但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不同的是，唯物史观坚决拒斥绝对精神的本体论立场，从而真正站在了一切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黑格尔哲学由于将绝对精神把握为“实体主体”，进而将其看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无限基质和无限机能，换言之，思想、观念等的统治权并没有被消解，而是被发挥到极致。在批判一切意识形态幻觉和观念统治权的基础上，唯物史观力图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与演变，由此真正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建立，不仅在于它同一般意识形态立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相对立，而且在于它要求批判地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为了能够把握这样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之中，亦即深入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在其上展开的现实基础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普遍历史哲学，相反，其生命力在于面向事物本身的具体化运用。对马克思而言，这里的事物本身即是指历史性的社会现实。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具体化运用意味着必须深入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现实，研究和把握这一既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运行规律及其限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既定社会始终是作为前提存在的。由于既定社会总是构成有机的整体，因此，只有通过思维的综合才能导致对这一整体的具体再现，从而能够真正把握自我运动着的既定社会。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被马克思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基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第三章对当代金融资本运行规律及内在矛盾的揭示，既是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深层次现实的分析和把握，又是唯物史观阐释原则具体化运用的尝试。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始终抓住的关键范畴即是资本。金融化了的当代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或扬弃，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矛盾衍生出来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因此，本书在分析和探讨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时，延续了马克思以资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既关注了当代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又特别探讨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只有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入手，才能真正把握到金融资本的拜物教本质。
金融化过程与国家主权关系构成本书研究的难点。这首先是因为，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学界仍旧存在着很大分歧：一方认为当代全球秩序仍然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美国的霸权衰落将会带来另一个霸权国家的崛起；另一方则认为，应当摆脱国家的分析框架，而立足于超越国家的视野，以此来把握形塑当今全球秩序的核心力量。本书关注的另一大难点是如何从剩余价值的获取方式入手，考察当代金融资本积累所表现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积累方式的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割价值与博取价值。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表现出的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包括三个方面：通过跨时分割剩余价值实现金融资本积累、通过跨时配置劳动力价值实现金融资本积累，以及通过金融服务创造价值实现金融资本积累。
本书对金融化的研究所处理的重点问题是：一、从资本过剩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两方面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生成条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金融化成为除大卫·哈维所说的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则使得抑制金融资本积累的种种管制被去除，从而为金融资本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二、以资本积累为线索考察当代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从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都突出反映在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上，反过来说，对把握资本主义处于特定阶段的形态，从资本积累问题入手不失为一种合适的路径。在当今金融化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积累占据了资本积累的重心，利润的获取渠道集中在金融领域，甚至于很多非金融企业开始把发展重心转向金融业，而其所成立的金融子公司也成为拉动企业发展的主力。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并探寻超越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替代性方案。作为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批判性分析，本书的研究不仅要考察其前提，也要揭示其限度。但是，无论是金融化的兴起还是新的替代性方案的产生，都与阶级斗争及其妥协有关。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与经理人阶级的联盟（通过给予经理人阶级的优先认股权），而替代性方案或者说左翼的方案则要求经理人阶级与大众阶级的重新联盟，正如战后的福利国家时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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