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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2021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作品，2024年意大利《艺术月刊》年度图书
? 2024年法国大使馆傅雷出版资助计划资助作品
? 移民史、艺术史、政治史相互交织，共同绘就一幅欧洲文艺界的史诗群像
? 透过警局档案与监视记录里的蛛丝马迹，发现一个复杂、多面、未曾见过的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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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01年6月18日，也就是毕加索第一次在巴黎举办画展的半个月前，为什么他会被巴黎警察局标记为“无政府主义者”？
1914年12月1日，为什么法国政府要扣押毕加索将近700幅立体主义作品，长达十年之久？
在1947年之前，为什么毕加索的作品缺席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收藏？
从1900年第一次抵达巴黎，到1973年在穆然离世，为什么毕加索始终没有成为法国公民？
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被掩埋多年的文献中，藏在从未被利用的档案资源里，藏在每一封信件、每一行手写的字迹中。随着真相重见天日，一切都变得不同，毕加索身份的复杂性也远超想象。
本书将带领我们追随这位天才艺术家与战略家的步伐，踏上一段惊心动魄的巴黎之旅，观察他如何巧妙地穿行于一个间隙丛生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他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并在巴黎杀出重围，成为一位世界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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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
学者、作家，194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始终坚持以知识分子的独特嗅觉探寻艺术、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继《萨特：一生》（1987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后，她被法国派往美国，并于1989至1992年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她以教授身份在纽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卡昂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柏林自由大学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职。另著有《马克·罗斯科传》《利奥和他的圈子》等。
《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是她的最新代表作，荣获2021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译者
陆洵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东吴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奖译金获得者。译著有《鼠疫》《星座号》《边缘》《普罗旺斯：骑士与薰衣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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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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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楔 子 邂逅“S”级档案
第一章 巴黎迷宫：1900—1906年
第二章 引领前卫艺术！：1906—1923年
第三章 面对无所不能的警察，毕加索的方方面面：1919—1939年
第四章 濒临绝境的五年：1939—1944年
第五章 毕加索英雄形象的快速构建：1944—1973年
尾 声 地中海王国：1955—1973年
注释
人名索引
引用作品索引
参考书目选编
图片版权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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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邂逅“S”级档案
巴黎警察总局的档案向所有人开放。你只需乘坐地铁5号线，在奥什站下车，然后穿过北郊小镇勒普雷圣热尔韦蜿蜒曲折而又凄凉异常的乡间小路，就能到达一座现代化建筑，“送货入口”和“访客入口”的标志让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工厂。在接待处，警察像办理护照申请一样冷静地抽出读卡器，然后给你一把灰色储物柜的钥匙，你就可以把外套、包和私人文件放在里面。找到号码后，拿着几页白纸和一支铅笔，进入一间阴冷的玻璃房，在另外三名警察的注视下，一箱档案便呈现在你的面前。
我刚刚遇到一位调查对象。他是一名外国人，1900年10月第一次来到巴黎之后，他一生的档案都由巴黎警方保存：报告、审讯记录、居留证、护照照片、指纹、房租收据、居住证明、入籍申请、安全通行证、各种调查记录、亲朋好友的信息、道德证明、政治观点、历年住址以及各类往来信函，通信人员中既有警察局长，也有外交部长和议会议长这样的高级政客。在这些文件中，除了不是法国人这一点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犯罪或违法行为。加盖在某些文本上的大写“西班牙人”印章，无疑表明了差异、排斥、怀疑和耻辱。
其中一些指控带有仇外心理或政治不信任的烙印：“虽然他在1914年已经有30岁了，但他在战争期间对我们的国家却毫无贡献……虽然他在法国以所谓‘现代画家’的身份声名鹊起，赚取了百万身家（显然都放在国外），并在日索尔附近拥有一座城堡，但［他］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同时仍保留着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有时出现的其他指控，则仅仅是出于流言蜚语：“有报道称，就在不久前，即去年5月7日，他在圣日耳曼大道172号的咖啡馆里，遭到一名身着便装的波兰军官的厉声训斥，当时他正在公开批评我国，并对苏联大唱赞歌。”还有一些声明则是捕风捉影的胡乱揣测：“我们的部门知道［他］在1905年被举报为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同胞住在克利希大道130号。他的这位同胞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警察局的监视。”有些措辞也描述了这位外国人，那盛气凌人的口吻在当下极为罕见：“大楼的门卫从未听他表达过任何颠覆性观点。此外，他的法语说得很差，几乎没人听得懂。”最终，最后几页意见书得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这个外国人完全没有资格入籍。此外，依据上述情况，从国家角度来看，他必须被列为高度怀疑的对象。”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的不正是一个国家直面自身幽灵的完整历史吗？“根据1941年6月2日的法律，我以名誉担保，我不是犹太人。”两年之后的1942年11月30日，这位外国人在更新居留证时用红色墨水笔写道。
当我耗费数小时处理完上百张泛黄的纸张后，“成见”这个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研究档案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坚信档案自己就会“说话”。事实上，这些档案虽然脏得令人作呕，却让我对我感兴趣的个体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这种了解远甚于皮埃尔·戴克斯和阿尔芒·伊斯拉著作中的文档，虽然这两位的著作也是之作。在回程的地铁上，我麻木地看着从巴黎南部的意大利广场站驶出5号线的各站站名。地铁沿着另一个方向北上，过了奥什站之后，我看到了庞坦教堂站，然后是博比尼-庞坦-雷蒙·格诺站。最后一站是博比巴勃罗·毕加索站，这正是我刚才查阅的调查对象的名字，他的外国人档案编号为74.664，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这里编制的。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份“S”级档案，即受到警方主动监控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他曾经“因各种原因被怀疑企图危害国家安全”。
我从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被污名化的毕加索。几天之后，凯布朗利博物馆推出了“早期毕加索”展览。我立刻被那幅面向塞纳河、气势恢宏的黑白海报震撼：眼神里闪烁着胜利之光的60岁的毕加索和非洲面具并肩而立，气定神闲而又气势逼人（足足有3米高），两者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巴黎公众。这位艺术家有着黑色瞳孔，而面具则是眼部镂空。他们在盯着什么看呢？是拥向博物馆花园的游客，还是我们的朋友阿波利奈尔曾经赞美过的，在他们面前无情地流淌的塞纳河，抑或是其他东西？事实上，他们平静而简单地扫视着亚历山大三世桥，面对的方向正是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大皇宫的西班牙展区。1900年10月，毕加索第一次来到巴黎——当时他还不到19岁，一句法语也不会说——正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去大皇宫瞧一瞧自己正在那里展出的一幅画，对他这个年龄的艺术家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荣幸。
在2017年的这个春天，透过凯布朗利博物馆光彩夺目的毕加索海报，我看到了两种形象震撼人心的对峙：一种是被锁在巴黎警察局总部档案室的“S”级档案中的形象，另一种则是在千里之外，当今举世闻名的明星艺术家形象。那个在朋友卡萨吉玛斯的护送下来到巴黎的狂热的天才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宛如一颗流星，在19岁生日前来到巴黎，他丝毫不怀疑自己征服这座城市的能力。1901年5月，毕加索在第二次巴黎之行时画了一幅自画像《我，毕加索》。在这幅画中，他身穿白色衬衫，打着橙色领结，活力四射，趾高气昂，自命不凡，一副所向无敌的神态，坚信自己是个天才。不久以后，他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高耸的城墙在我的道路上轰然倒塌。”然而仅仅几个月以后，即同年12月，在《蓝色自画像》中，他显得孤单落寞，身体向右倾斜，全身裹着一件深色大衣。除了宛如面具般的苍白面容，其他一切都是蓝色的，准确地说是青绿色，坚硬无比，难以穿透，这正是他所倚靠的世界。他的大衣通体都是海军蓝。他脸上的阴影也是蓝色的，非常细腻。他漠然不动，无欲无求。他既敏感脆弱，惆怅寥落，却又沉稳敦厚，坚忍不拔。画面中央闪耀着他光洁的脸庞：瞳孔、黑眼圈、嘴唇，它们在苦恼的外表里又暗藏着摄人心魄的坚定意志。我们还能隐约看出他略微迷散的眼神。在毕加索来到巴黎后的早年岁月里，这些自画像如晴雨表一般和他的各个方面相契合：在经历了最初的欣喜之后，他发现巴黎充满了敌意，令人不安，近乎凶险之地。
他要在巴塞罗那和巴黎之间往返多少趟，才能最终向巴黎的前卫派展示其傲慢的优越感呢？如果我让面向塞纳河的黑白海报给我指引呢？如果我遵从毕加索的悄声嘱咐，在他抵达法国近120年后，悄悄潜入他在法国的人生舞台的幕后呢？这位来到巴黎的艺术大师，他一直被埋在层层叠叠的各种评述之下。如何才能全面唤醒他的奥德赛之旅呢？时至今日，他仍像一只四处游荡的木偶，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档案盒必须重新打开，才能勾勒出他的轨迹，而这一轨迹要比表面看起来的复杂得多，艰辛得多。面对荣光万丈的毕加索，在聚精会神地注视他功成名就的眼神时，我们必须整理社会史、艺术史、行政史、移民史和警察史等历史之间的联系，相互参照资料来源，确定档案保存情况，查找参考编号，填写索引卡，对档案盒进行排序，逐一解开盒子上的白色丝带，小心翼翼地展开档案，避免老化的纸张出现裂痕，探索材料的各个部分，发掘被掩埋的文件，重新打开信封，破译笔迹，展开文本、信件和图画，努力探寻有关毕加索的蛛丝马迹，在保存档案的巴黎地区进行一系列考察，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一场寻觅之旅中。
第七节 促膝而谈，艺术互映……格特鲁德·斯泰因
20世纪将不再是欧洲的世纪，因为欧洲可能已经完蛋了。——格特鲁德·斯泰因
“在格特鲁德买下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之前，”利奥·斯泰因在给收藏家阿尔伯特·巴恩斯的信中写道，“她从不对任何购买行为负责，而且她总是承认这一点。”这样的解释就十分清楚明了了！后来，他又说：“（格特鲁德）所说的关于我们在1911年之前的所有工作，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事件参与者，几乎都是不真实的。她最近发表的《梅布尔·道奇在库罗尼亚别墅的肖像》一文，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她甚至认为要把我的名字抹掉。”面对一个分歧如此公开、如此剧烈的家庭，一个人如何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众所周知，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既不雅观又粗暴残忍，把最原始、最古老的冲动暴露无遗。不过，我们的关注点暂时回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毕加索这两个人身上。几年前，在毕加索博物馆的档案室里，我已经能够欣赏到这两位朋友从1905年起所特有的“通用语”。“你好，你好，说得很漂亮，这匹木马也很漂亮。”她在一张描绘多那太罗雕塑的明信片上写道，“这张照片比我寄给你的另一张更漂亮。这匹马非常漂亮，安放它的展厅也非常棒。”到了圣保罗日，她在一张颇为“花哨”的卡片上写道：“祝你节日快乐，我虽然来晚了一点，但我还是会来的。祝好。”后来，在“小个子”的《斯皮尼伯爵夫人画像》的一幅复制品上，她写道：“她很漂亮，是不是？你在那里干嘛呢？你一个人吗？快乐的加泰罗尼亚人很漂亮。没有什么新鲜事。向你问好。格特鲁德。”“我法语说得很差，写起来就更差。”有一天她这样写道，“但巴勃罗也一样，他说过，我们写的和说的法语只属于我们自己。”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毕加索用他们自己发明的语言交流，虽然她从未真正费心去掌握法语。但毕加索就不同了，1935年时，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对我来说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格特鲁德·斯泰因声称，“在这几年间，我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的身边围满了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她享受着作为外籍人士的孤独，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理解她在写什么的国家。在那里，她可以轻松地将自己隔离在自己的语言泡泡中。因此，她和毕加索都忙于更新各自语言——绘画和英语——的代码，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交流用语，这也象征着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说利奥是毕加索系列作品的幕后推手，那么格特鲁德真正在毕加索的舞台上亮相则始于她为自己的画像充当摆姿模特，就在1906年戈索尔的夏天来临之前。
这幅画像是谁提议创作的？又受到了谁的资助？没有人知道。“格特鲁德摆好姿势，毕加索坐在椅子边上，鼻子贴着画布，手里拿着一个很小的调色板，便开始作画。调色板里面全是灰褐色颜料，而且他还在不断地往里面添加。这是80次或90次摆姿作画中的第一次。”９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90次摆姿创作，这怎能不让人会心一笑呢？事实上，在此期间，对于那时还是拉维尼昂街穷房客的毕加索，格特鲁德一度击败了他身边的其他追求者，获得了与之交往的特权，一种真正亲密的肉体接触，让她接触到了纯粹的创造力。让我们来听听她在《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中的说辞：“（第一次来访毕加索工作室）之后不久，毕加索就开始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肖像，这幅肖像画如今已声名远播……但这幅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没人记得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黑洞；他们已经不知道了。从16岁以来，从未有人给毕加索当过摆姿模特，直到那时为止，当时他24岁。而格特鲁德从未想过要请人给自己画肖像……她为这幅画像不断摆姿，足足摆了90次，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份自我虚构的文本中蕴含了错误、含糊、故意的错误、艺术模糊、公然夸大：如何才能将斯泰因家族的文学元素恢复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在汹涌澎湃的激流中歪曲了本来的面目？
让我们记住“促膝而谈”这样亲密无间的身体关系，这是身体对身体的爱吗？——她强调说：“即使在今天（1932年），他们两人仍会进行长时间的单独交谈。他们坐在工作室的两把矮椅上，促膝而谈，毕加索会说‘你把这些解释给我听听’。”正如他与阿波利奈尔的友谊一样，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位艺术家的画作与另一位艺术家的诗作之间的完美对称——两位艺术家相互激励、相互鞭策、相互挑战、相互对抗。在戈索尔时期之前的1905年和1906年，毕加索创作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画像》，但未能完成。而格特鲁德则创作了小说《三个女人的一生》。从1906年夏天到1907年夏天，毕加索完成了著名的肖像画，然后便转身投入到《亚威农少女》的形式实验中，而格特鲁德则紧随其后创作了《美国人的形成》。放弃外观相似和发现“面具方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标志着毕加索在戈索尔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正好与他1906年8月回到巴黎衔接在了一起：毕加索在《画像》中添加了一个面具。斯泰因小姐——从安格尔的《贝尔坦先生肖像画》中借鉴了男性姿势，变成了一副长着不对称眼睛的原始面容——成了博学多才的女诗人。
当毕加索着手创作《亚威农少女》这一旷世奇作时，斯泰因则在埋头书写《美国人的形成》，这是她在追随毕加索人生轨迹的过程中创作的第一部巨著——这部手稿雄心勃勃，令人兴奋，洋洋洒洒写了数千页，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根据她的祖父母（移民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和父母的家庭传奇，讲述美国人的通史。她用一种“受（毕加索）作品中无差别、无结构的现代主义片断的影响”的语言写成，用她自己的话说，代表了“东方对欧洲文化的和平渗透，或者说是这一代人倾向认为20世纪将不再是欧洲的世纪，因为欧洲可能已经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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