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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原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赵人伟的一部杂文集。内容汇聚了赵老一生在学术探究、与前辈经济学家的交往、治学理念和学术内容上的一些文章。书中不限于经济理论本身，而是透过近世纪老人的笔迹，给后辈学人留下一代经济学人的学术和治学痕迹。
本书记载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阶段，以轻松的笔调和严谨的纪实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及老一辈经济学人在经济发展之路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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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赵人伟先生的杂谈文集。书中展现了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治学理念和精神，诸如开拓创新的精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平等竞争和文明竞争的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精神等，还介绍了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并谈及经济学研究的代际合作和代际交替等问题。
文集中他回顾了与前辈经济学家交往的二三事。阐述了诸如孙冶方和顾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勇于探索的精神；汪道涵、薛暮桥和于光远从未因身居高位而失去学者本色的风范；陈岱孙和巫宝三虽为哈佛博士并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始终淡泊名利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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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人伟，1933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至1991年任该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1985年被评为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先后前往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杜伊斯堡大学、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等作访问学者。曾任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理事长。
获1984年(第一届)、1986年(第二届)和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著类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7年(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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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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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探索之路:治学漫谈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学风和精神
在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收入分配研究方法的转变
经济学科如何创新--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学术素养、代际合作和代际交替
古今沟通 中外交流--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断想
学术发展需要争鸣--《经济研究》四十抒怀
从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在中国的一段经历说起
加尔布雷思谈经济研究所和人才培养--三十年前一段趣事的回忆和联想
懂与不懂
第二篇 学术寻根:前辈风范
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薛暮桥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一个未圆之梦的回忆
科学地继承孙冶方的科学遗产
跨学科探索的宗师于光远
大师已去 风范犹存--在骆耕漠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骆耕漠的“三个过渡”是唱对台戏吗
巫宝三先生是副部级吗
经济学人的探索和转型
20世纪50年代北大经济系的教授们
第三篇 拾遗补缺:点点滴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界的演化(1978-1996)
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正确发挥收入再分配的有效功能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项战略任务
中国必须学习世界发展的经验--读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
关注收入分配中的纵向失衡问题
重表述和提法，还是重内涵和解剖 --杂谈表和里的关系
建立“不进则退”的税收理念
寻租和设租小议
也谈“集中力量办大事”
扬长避短和扬长补短
汽车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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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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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物。人和汽车的关系，乍一看，乃属人与物的关系;不过，只要由表及里一看，确实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是从汽车让行人还是行人让汽车的故事说起吧!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蒙孙冶方的推荐，我于1982年1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从事访问研究。该学院位于市中心北边 Woodstock路的东侧，我被安排住在学院对面该路西侧的公寓里。因此，我经常要沿着此路在住处与市中心之间来往。该路的西侧有很多大院，我在路旁的人行道往返时，也经常会遇到从各个大院开出来的汽车。每逢在大院门口同汽车呈直角相遇时，我按照在国内养成的习惯，总是让汽车先走，但是，汽车总是要让我先走。经多次反复相让后，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形成了汽车让行人，而不是行人让汽车的习惯。这种习惯，似乎并不是来自于某种法律规范，而是来自于一种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操。我想这就像在公共汽车上年轻人给老弱病残让座一样，确实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本来汽车的速度已经比行人快，就像年轻人的体力比老弱病残要强一样，应该是前者让后者的。
从汽车让行人还是行人让汽车的问题所引申出来的，实际上是拥有小汽车的人(以及有坐小汽车特别是公务车资格的人)在身份上是否比行人(以及骑自行车的人和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高一等的问题。这样一个看起来犹如鸡毛蒜皮的问题，实际上不见得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图壮志毫无关系。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讲究身份的社会，它不仅保有皇室，而且还有显示身份的勋爵(Lord)、爵士(Sir)等称号。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汽车和行人的关系上，我却看不出有像中国这样的身份差别。这样的事例很多，就我亲身所见，列举数例如下。
例一。1982至1983年我在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时，布鲁斯是我的指导老师;同时，林至人既是布鲁斯的博士生，又是该学院的Fellow，按中国的习惯可以称他为在职博士生。那时，外出时布鲁斯是步行的，我是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林至人则是常常开宝马汽车的。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我们三人在交通工具的使用上有什么身份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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