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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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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国人对于“南洋”的认知与关注，既基于“到南洋去”的向外发展诉求，也与华侨在南洋的命运息息相关。本书恰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中国本位意识。1935年，陈序经在完成《暹罗与华侨》一书后，随即便投入了此书的写作，并于同年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延续与扩展了《暹罗与华侨》的一些问题意识与诉求，本书反驳了中西冲突与竞争的国际态势下西方学界主导的南洋观，细致记述了南洋华侨的情况，探讨了南洋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在对于“南洋”的概念界定的方面进行了具有独创性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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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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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在社会学领域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关注农村问题，深入中国农村调查，尤其对华南船家疍民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研究较多。在历史学领域，填补了东南亚史、华侨史研究的空白。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史略》《文化学概观》《社会学的起源》《疍民的研究》《南洋与中国》《匈奴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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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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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牛军凯
本书出版说明
暹罗与中国
南洋与中国
越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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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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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暹罗之于中国，不但历史的关系，至为长久，就是现在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明史·外国传》说暹罗为隋唐的赤土，而《隋书·南蛮传》又谓赤土乃扶南的别种。又据史籍所载，三国时吴康泰曾出使扶南，晋时扶南也常常遣使来中国朝贡，隋时常骏又使赤土。唐宋海上交通发达，中暹的关系必定很为密切。《元史》之关于暹罗国与罗斛的记载，有16处之多。除了中国遣使到暹罗外，据暹罗与西洋的史籍所载，暹王敢木丁曾两次来中国朝见，并且带了许多中国瓷匠回去暹罗，制造瓷器。直到现在，在苏口胎与萨文克乐，尚存有不少瓷窑旧迹。明代洪武三年，曾“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永乐时代，郑和又常到其地。暹罗方面，朝贡之频，史
不绝书。而暹罗这个国名，也是出于洪武所赐。到了清代，郑昭是华侨的儿子，曾恢复已亡于缅甸的暹罗，而做暹罗的皇帝，建立暹罗的国基，使暹罗直至现在，为南洋的唯一独立国。郑昭是近代暹罗的立国元勋。
这是历史上的关系。在种族上，暹罗的第七世皇普差拉加特卜克曾公开地说过：“暹华关系很深，就是我个人，也含有华人的血统。”暹罗的皇室，尚且如此，至于民众方面之含有华人血统者，人数之多，更不待说。因为历史上的关系长久，血统的关系密切，所以暹罗受中国的文化的影响，也至为深刻。
在历史上，在种族上，以至在文化上，中暹的关系，既是这样地密切，以情感论，以道理论，以至以利害论，中暹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亚洲的和平，共同驱除东方的公敌。然而很不幸的，暹罗不但不与中国共同维持亚洲的和平，共同驱除东方的公敌，反而常常施行排华的政策，渐渐地趋于亲日的方向。比方暹罗人所称为圣明的郑昭，是被暹人所压迫而退位。暹罗政府在1926年所刊行的《暹罗》一书，公然承认郑昭的被迫退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其实郑昭何止只被暹罗人压迫而退位，据说他且被暹罗人所害死，这是以往的事。现在呢，暹罗又不要明代中国人所赐予的国名而改国号为泰，极力地鼓吹其所谓“泛泰主义”，存心挑拨中国境内的一些民众，故意宣传唐代的南诏为其祖国。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则反对交换使节，对于中国人民，则提高入口税率，施行识字试验，想尽了各种方法，以限制其入口。同时对于居留暹罗的华侨，又用婚姻以引诱，用教育以陶染，用法律以压迫，使其忘宗，使其暹化。事实上，暹罗这种排华政策，对于中国，既未必有害，对于暹罗也未必有益。暹罗虽反对中暹交换使节，与限制中国人民入口，华侨在暹罗的人口与势力，并不见得因此而减少。至于暹化华侨的办法，恐怕不但无效果，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看看二十余年来，暹罗华侨地方主义的打破，中国国语的流行，以及各种爱国运动的发展，救国团体的增加，就能明白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与时并进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华侨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受了泰族主义的影响的，而泰族主义的发展又是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的结果。因为暹罗在近代而特别是百年以来，会自动地努力去接受西洋文化，暹罗既是西化，暹罗的华侨也随之而西化。民族主义的运动，在近代西洋文化中，是一种极普遍而显明
的现象，暹罗的泰族既是受了这种运动的影响，华侨也间接或直接地受了这种运动的影响了。
而况在暹罗境内，除了泰族与华侨外，还有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由各种民族，假使他们也受泰族主义的影响，或间接受西洋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发展其民族意识，那么，暹罗内部岂不是有了民族争斗的危险吗？至于暹罗亲善日本，不但足以引起中国的反感，而且足以引起英法的反感。日本两年余来，用了全国的力量，尚不足应付中国，要有余力去应付英法，那只是一种梦想。暹罗得罪了中国，又得罪了英法，则在国际上所处不利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暹罗当局，要深切的洞识；所谓泰族主义，会引起他们内部民族纠纷的危机，所采的亲日政策，会引起国际上不利的地位，赶快地彻底觉悟，赶快地改变方针。这不但中暹邦交得以和睦，就是亚洲的和平，也因此赖以维持。
暹罗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1269年。 公元1269年，元朝的地理学家周达观跟着元朝使团来到东南亚，完成了一本文学著作《真腊风土记》，在该书中，提到了一个古老王朝，叫做“素可泰王朝”，这是中国古书中最早提到有关古代暹罗的事迹。 古代暹罗始建于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当时正是中国的南宋时期；作为世界强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都是通过朝贡的途径，与暹罗也不例外。 中国和暹罗的第一次朝贡发生在公元1289年，最后一次朝贡发生在公元1869年，从元世祖到清朝同治年间，两国的朝贡往来一共持续了580年之久。 在这五百八十年中，中国和暹罗保持着频繁的朝贡往来，据悉，暹罗每过三年半的时间就要来中国朝贡一次，朝贡的总次数多达160多次。 《元史》中记载，在整个元朝，古代暹罗一共来中国朝贡了14次，其中暹国来贡9次，罗斛来贡5次。
明朝廷和古暹罗的关系，打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设宴款待海外各国，其中暹罗国是第一批前往中国朝贡的国家，所以得到了朱元璋的优厚款待。 不光如此，“暹罗”二字，也是朱元璋亲自为其定下来的。 洪武十年，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国主来到中国，朱元璋封他为“暹罗国王”，这才确定了该国的名字。 自那以后，阿瑜陀耶王朝和明朝开展了250多年不间断的朝贡关系。 明朝年间，暹罗一共进行了108次的朝贡，其中明前期的朝贡往来十分密切，在1368年到1516年这一百四十八年里，平均每过一年半，暹罗国就要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总朝贡次数达到了惊人的92次。
暹罗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在清朝入关时期，也一直保持着。 康熙三年，暹罗国主派遣使臣来到清朝朝贡；到了康熙十二年，暹罗国主又派遣使臣来求封：“请给银印，以光属国。” 康熙当即封那莱王为暹罗国主，并御赐诰命和银印。 从康熙四年到乾隆三十二年，在这102年的时间里，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潮一共来清朝22次，其中来得最频繁的当属乾隆三十一年，暹罗国先后来了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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