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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围绕“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这一主题，分为上下两篇内容。
上篇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本体论。本篇关注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脉络，从中国语境的“印证证明模式”出发，根据“模式论”的基本方法，对“印证证明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本篇提出，“作用维度”是描述、检验和反思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实践样态的切入角度，各模式之变量差异决定其在作用维度中呈现不同作用效果，进而形塑出多样化的刑事司法实践样态。通过“作用维度”可以连接理论与实践，其中作用效果之区别，正是界定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评价要素，以此为指引，“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
下篇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运行论。本篇通过实证调研全面把握“印证证明模式”的运作样态，深入阐释“印证证明模式”之理论期许与实践样态的差距，并分析其成因。具体选择正当防卫证明困境、未成年人证言审查、网络犯罪量刑证明、人工智能助力刑事司法等方面，深入阐释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对于刑事司法运行的深刻影响，以及数字时代刑事证据理论整体主义转向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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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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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澍，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入选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学者，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法学分会执行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理论，在《中国法学》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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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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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本体论
第一章反思印证：“亚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之理论研判
一、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中国语境：基于印证的理论反思
二、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演进趋势：原子分析到整体认知
（一）“自由证明模式”之下的“印证”
（二）“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之下的“印证”
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再界定：何种整体主义？
（一）“印证”：模式特征抑或模式本身？
（二）“亚整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差异
（三）证明过程中的“整体主义”进路
四、余论：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整体主义”
第二章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作用维度”
一、“作用维度”的提出：证明模式理论之逻辑起点
二、“作用维度”的界分：证明模式分析之范式更新
（一）“经验—规范”维度
（二）“实体—程序”维度
（三）“知识—权力”维度
（四）“认知—行为”维度
三、“作用维度”的指引：证明模式转型之基本方向
（一）司法证明模式研究中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
（二）印证证明模式转型中作用维度的优化进路
（三）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之转型方向的理论澄清
四、余论：对证明向度跨学科研究的呼吁
第三章迈向“整体主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逻辑
一、“整体主义”中的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
（一）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在证明过程中的运用
（二）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与证据规则之分离
二、“整体主义”中的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
（一）犯罪论体系与证明模式之共振关系
（二）证明模式之优化弥补犯罪论体系之劣势
三、“整体主义”中的知识介入及交互合作
（一）证据原子助推两造之对抗
（二）整体认知形成知识之互惠
四、“整体主义”中的理性认知和行为干预
（一）程序设计导致认知偏差
（二）理性认知引导证明过程
五、余论：从原子分析到整体认知的证明逻辑
下篇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运行论
第四章正当防卫案件证明模式之整体主义进路
一、问题意识的交代
二、正当防卫证明责任之分配
三、正当防卫证明实践之困境
（一）犯罪论体系的先天局限
（二）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
（三）庭审形式化与书面证言
四、整体主义：正当防卫证明模式之选择
（一）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
（二）“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
（三）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五、方法论的简要反思
第五章未成年人案件证言审查之整体主义进路
一、未成年人作证之中国语境
二、未成年人证言审查之实践样态
三、未成年人证言审查与整体主义证明模式
（一）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完整性与证言信息的完整性
（二）实质性的“由证到证”
（三）形成整体性认知而非形式化印证
第六章网络犯罪案件量刑证明之整体主义进路
一、“重定罪，轻量刑”的网络犯罪治理
二、当前量刑证明理论的局限性
（一）量刑证明程序是否可能独立
（二）量刑证明方法是否达成共识
（三）量刑证明标准是否需要降低
三、网络犯罪量刑证明之规范化进路
（一）运用“全链式”综合认定
（二）把握证明过程的整体性
（三）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坚持法定证明标准
第七章人工智能助力刑事司法之整体主义进路
一、缘起：法律人工智能中的“偏见”
二、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的实践探索
（一）刑事司法引入人工智能的基本要点
（二）刑事司法运用人工智能的实践效果
三、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的理论反思
（一）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审判中心？
（二）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控辩平等？
（三）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司法公正？
四、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的未来图景
（一）基于证明原理的全面升级
（二）基于证据评价的概率测算
（三）基于整体主义的认知监控
五、余论：算法的支持抑或支配？
第八章数字时代刑事证据理论之整体主义转向
一、程序公正优先：数字时代证据制度之价值目标
（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传统价值及其困境
（二）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制度的价值目标转向
二、超越综合认定：数字时代整体主义理论之提倡
（一）从“综合认定”到“整体主义”之理论演进
（二）从“原子证据”到“整体认知”之证明思路
三、重塑规则体系：数字时代开放立法模式之样态
（一）部门立法与领域立法的开放协同
（二）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的开放适用
（三）法律续造与漏洞填补的开放空间
四、余论：“整体性理论”与“开放性立法”的持续对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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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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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革新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模式论的研究范式，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我国学者在20世纪后20年开始对刑事诉讼模式进行系统研究，成果颇丰。而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领域，我国学者提出的“印证证明模式”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围绕“印证证明模式”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众多学者持续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不断产出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在这一背景下，《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一书完整呈现了谢澍博士长期以来对司法证明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的理论观点颇具新意。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印证”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实践，其初衷是为了提升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可靠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印证证明模式”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尤其是与我国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口供中心主义的实践困境存在密切关联。我也曾在过去的著述中多次表达过对于“印证证明模式”的担忧，倘若僵化地适用“印证”，恐怕会导致司法证明的异化。因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印证证明模式”，找寻出一种更有利于证据能力审查和证明力判断的综合改革进路。
帕克教授（Herbert L.Packer)在1963年发表《刑事诉讼的两种模式》一文时就指出，模式本身均是规范性的，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也不存在好坏之分，刑事诉讼程序运行涉及在两种价值体系的竞争性要求中进行一系列持续的微小调整，程序的规范性前景实际涉及的是两种竞争性主张之间紧张状态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两种模式像是挂在空中的“东”“西”两个路标，人们走到这里看见这两个路标，就能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位置；而在准确定位后应当走向何方，则取决于彼时的实际需求。此后格里菲斯教授指出，帕克提出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是属于“竞技模式”之下的，并提出了刑事诉讼的“家庭模式”；而这同样是两种模式的对话，是在更高的空中又挂上了两个路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印证证明模式”仅仅是告诉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却没有告诉我们另一个路标指向的是哪里，因此我们无法据此判断到底应该往何处走。这样一来，模式论所发挥的对司法实践改革的系统性指导作用就将大打折扣。而《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一书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印证”是模式的特征，而非模式本身，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应当定义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或简称为“亚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的“亚类型”，以便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进行区分。在这种理论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改革的应然进路——向真正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迈进。这也与我所主张的综合改革进路思维接近，目的本质上均是防范“印证”的僵化适用。
《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在谋篇布局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该书分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本体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运行论”上下两篇，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脉络；它立足于当前的司法实践，同时前瞻性地展望了未来。上篇“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本体论”，一是深入阐释了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被定义为“亚整体主义证明模式”的原因；二是论证了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理论的自我价值所在；三是探讨了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向“整体主义”转型的内在逻辑。本体论部分以一种更广阔的学术眼光审视了“印证证明”以及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相关理论命题，从“经验—规范”“实体—程序”“知识—权力”“认知—行为”四重作用维度厘清了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进路。下篇“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运行论”是对“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实际应用的演示。例如，该书第四章从正当防卫案件切入，指出正当防卫案件中不能在事实认定上强求“印证”，否则可能导致人为地提高正当防卫的证明难度和认定标准。破解正当防卫案件的证明难题可以从“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得到理论供给，应当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整体主义”证明进路。再如，为应对网络犯罪案件的证明难题，相关规范性文件中频繁出现的“综合认定”之表述，即是具有“整体主义”色彩的；而要进一步达到“整体主义”的证明模式，则需要更加重视“证明过程中的整体性”。另外，如何通过“整体主义证明模式”的引入强化对未成年人证言审查的实际效用，如何通过证明原理的理论供给实现人工智能“无偏见”地助力刑事司法，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展现出以中国作观照扎根刑事诉讼实践场域、以时代为坐标聚焦刑事司法证明问题、以革新为己任研判司法证明模式转型的学术品质与科研追求，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在本体论、运行论上下两篇的谋篇布局中既展示了“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向‘整体主义’转型”在法学理论上何以自洽，又演示了“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在本土实践中如何操作，这种兼具知识论创新与方法论自觉的学术研究成果正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刑事司法证明知识体系的典型代表。由是观之，《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一书为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语境下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些许有益参考：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将中国理论推出为中国主张，进而使学术研究成果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的”“自主的”“体系的”要求我们既要摆脱学徒状态——借鉴西方、批判吸收而不做域外成果的搬运工，也要避免故步自封——承继传统、去伪存真而不做陈旧观点的卫道士，还要坚持守正创新——独立自主、自成一体而不做人云亦云的附和者。
十年来，我见证了谢澍博士从初出茅庐的少年蜕变为学界青年才俊，其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暑往寒来始终如一的专注与刻苦。如今，凝结着谢澍博士智慧与汗水的《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一书正式出版，读完颇有感触。希望谢澍博士能够继续保持学术热情，不断挑战自我、勇于创新，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最后，在祝贺《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论》出版的同时，也祝愿该书能够启发业界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者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推陈出新，为推进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理论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刑事司法证明知识体系贡献更多的智慧。
是为序。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
教 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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