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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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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用精神分析之笔，从女性视角，重新书写女性自己的心理学美国精神分析学院院长、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主编哈罗德·科尔曼作序导读从经前期综合征到性冷淡，从母职困境到自我实现天性，从择偶标准到两性关系，从神经质到情绪稳定性，全面解析女性课题用临床数据驳斥弗洛伊德所言“女人不是女人，而是没有阴茎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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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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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不是一本围绕单一主题展开论述的作品，而是由卡伦·霍妮的多篇论文和演讲整理而成的文集。在本书中，作者卡伦·霍妮通过自己的精神分析经验、观察及跨学科研究，探讨了女性心理发展的独特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卡伦·霍妮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并提出了更具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女性心理分析框架。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带有性别偏见的；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女性的心理；女性有其自我实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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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卡伦·霍妮（1885.9.16—1952.12.4），医学博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1918—1932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在此期间，由于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不同而背弃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驳斥弗洛伊德观点的论文。1932年，受邀赴美，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在纽约创办私人医院，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师。随着分歧越来越多，她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的捍卫者决裂，并退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1941年，创办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所长。
译者简介
李健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老师，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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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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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001
第二章 逃离女性身份：男性和女性眼中的女性男性气质情结 023
第三章 被抑制的女性气质：精神分析对性冷淡问题的贡献 045
第四章 一夫一妻制理想 063
第五章 经前期紧张 083
第六章 两性之间的不信任 095
第七章 婚姻问题 111
第八章 对女性的恐惧：关于恐惧异性的性别差异的观察 129
第九章 对阴道的否认：女性的生殖器焦虑 149
第十章 功能性女性障碍的心理因素 169
第十一章 母性冲突 187
第十二章 对爱情的高估：关于普遍存在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 197
第十三章 女性的受虐倾向 235
第十四章 女性青少年的人格变化 261
第十五章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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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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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弗洛伊德说他在1912年达到了精神分析工作的顶峰。他补充说：“自从我提出了关于两种本能（爱和死亡本能）存在的假设，并且自从我（在1923年）提出将心理人格划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之后，我就没有对精神分析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1913年，卡伦·霍妮在柏林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培训。1917年，她写了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1920年，她已经成为新成立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教学人员中的重要一员。1923年，她发表了关于女性心理学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在本书中收录）。
弗洛伊德几乎比霍妮大30岁。当霍妮在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时期接受训练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度过了他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弗洛伊德是在1935年做出自我评价的，部分原因是“一种恶性疾病”的痛苦已经开始干扰他的生活和工作。1923年之后，弗洛伊德的兴趣又转了一圈，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中达到顶峰。“在落到自然科学、医学、心理治疗上之后，我的兴趣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不足以思考的年轻人的时候——吸引我的文化问题上。”?
科学和文化理论，就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节奏。它们的周期和不断变化的焦点，反映在为它们做出贡献的一代代人身上。同样，在回顾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时，我们看到了解释行为的不同方法。在这个导读中，我的重点将放到弗洛伊德和霍妮的女性心理学思想的出现上。
一个天才超越他成长的世界是有限度的。实现彻底的飞跃——找到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一种新的统一的宇宙世界观，需要另一代人的努力。
弗洛伊德本身是19世纪的“产物”。启蒙运动促使人们推崇个人尊严和理性。科学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当西方人还难以接受宇宙日心说的时候，又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猛烈冲击。不久之后，西方人将面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当然，弗洛伊德所处环境的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观点。他出生在奥地利摩拉维亚省的弗莱堡，是被排斥的少数群体的一员，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其中男人是主人，女人是次要的存在——中长大。母亲对他的明显偏爱，肯定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父权制的重要性。衰败的奥匈帝国和信奉天主教的维也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多利亚时代拘谨、清教徒式和虚伪的性观念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男性天才，弗洛伊德基于解剖学的不可变性——“解剖学就是命运”（得到了19世纪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发展了一种以男性为导向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是科学的一个分支，赞同科学的世界观。”事实被认为是与科学实验相关的数据。事实可以被观察、测量和客观化。它们可以在重复实验中得到控制，带来预期的结果。这些实验将用于检验假设。当这些假设得到公开验证后，可能被称为定律。
19世纪的科学关注的是基于严格决定论的封闭系统。在受这种思维体系影响的精神分析治疗情境中，精神分析师和患者所处的环境被认为是固定的坐标。因此，在弗洛伊德的实验研究中，患者被视为唯一的变量，并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这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一致。
20世纪的自然科学结构变得不那么严密，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决定论。同样，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环境和患者作为相互依赖的因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美学、道德和精神价值在19世纪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关注点，因此精神分析的调查方法不涉及它们，但它们在20世纪的科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卡伦·霍妮出生在汉堡的一个中上层新教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卡伦·霍妮在十几岁的时候对宗教产生了一段时间的热情，这在当时的青春期女孩中是很常见的。她的家庭在经济和社会上都有保障。她的父亲贝恩特·亨里克·瓦克尔斯·丹尼尔森是一名挪威船长，后来成为德国公民，再后来成为北部德国劳埃德航运公司的船长。霍妮年轻时曾随父亲长期在海上航行，从此开始了她一生对旅行的热爱和对陌生和遥远地方的兴趣。她的母亲克洛蒂尔德·玛丽·范·龙泽伦是荷兰人。
弗洛伊德和霍妮出生时的环境反差是惊人的。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的父母生活条件很差。当时，捷克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主义抬头，并且对讲德语的犹太少数民族充满敌意，这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变得更糟。他的父亲是一名羊毛商人。纺织业的衰落迫使全家在弗洛伊德三岁时搬到了维也纳。弗洛伊德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目睹了父亲被一个非犹太人羞辱时表现出“失意的顺从和缺乏勇气”。这种情况使弗洛伊德感到不安，他在中年时才不再需要取代他被摧毁的父亲理想。
虽然霍妮花了很多时间和父亲一起远航，但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母亲。由于父亲长期而频繁地外出，她花了更多时间和她活泼、聪明、美丽的母亲在一起，母亲喜欢卡伦的哥哥贝恩特。霍妮很尊敬他，也很依恋他——尽管在她十几岁之后，他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有限的角色。
在19世纪末，女性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仍然是不寻常的，卡伦·霍妮在母亲的鼓励下做了这件事。她去柏林接受医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训练。她从未在她的著作中说明过她选择精神分析师这一职业的原因。她是一名优秀的学生，通常在班上名列第一。她的能力和人格赢得了教授和男同事的尊重。
1909年，24岁的她嫁给了柏林的律师奥斯卡·霍妮，并与他生了三个女儿。由于兴趣不同以及霍妮越来越多地投身精神分析运动，她于1937年与丈夫离婚。平衡母亲和职业女性角色，以及离婚的经历，可能是她对女性心理学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然而，我觉得，她的兴趣更多地是由她对精神分析的投入、对调查的热情和对临床观察的敏锐所决定的。作为一名治疗师，她还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应用这些理论后出现的治疗结果之间的差异，这也激发了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
霍妮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度过，那也是第二帝国兴衰和德皇统治的时期。虽然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但她对政治的兴趣有限。虽然她肯定意识到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但我并不觉得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受到她对女性社会学地位的观察的很大影响。希特勒的崛起也不是她于1932年前往美国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卡伦·霍妮并不热衷于社会运动，但她对社会问题和世界形势了如指掌，并慷慨地支持救济组织和自由主义事业。1941年，她相当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作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场，并表达了她的看法：“与法西斯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原则维护了个人的独立和力量，维护了个人的幸福权利。”
首先分析霍妮的是卡尔·亚伯拉罕——弗洛伊德认为他是自己最能干的学生之一，然后是汉斯·萨克斯，他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崇拜的。这些忠实的信徒给霍妮做精神分析很可能会促进她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坚持，而不是偏离。
然而，卡伦·霍妮的出身和早期生活经历使她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她对20世纪的科学非常感兴趣，这肯定会促使她成为一名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在学生时代，她被柏林的国际化氛围所感染，特别是剧院的活力和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的作品感染了她。
当精神分析的基础已经建立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时，她成了精神分析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聚集在柏林的男男女女年轻且充满活力。随着1920年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立，精神分析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许多在那里学习和接受训练的人提出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做精神分析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到1923年，“经典精神分析方法”——一种“以五种不同观点为特征的心理学”——已经被淘汰。地形学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深度心理学，对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二种观点是“现在的行为只能通过过去来理解”。这种遗传取向意味着，心理现象是“环境经验和生物发展、心理和性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动态观点（第三种观点）指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即人类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本能冲动和反本能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种观点是经济学观点，“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生物体有一定数量的能量可供支配”。
结构观点即第五种观点，“是一种可行的假设，把心理装置分成三个独立的结构……本我是人类本能的储存库，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本我受初级过程的支配，这意味着它按照快乐原则运作……自我是心理结构的控制装置……它组织和合成……自我的意识功能，以及前意识，都受到次级过程的影响……超我是心理装置发展的最新结构，它是俄狄浦斯情结消解的结果；在自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代理，有父母赏与罚的品质和价值观；自我理想和良知是超我的不同方面”。
“所有的神经症都是自我正常控制功能不足的结果，这要么导致症状出现，要么导致特征变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结构上来说，神经症冲突可以被解释为自我力量和本我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的神经症冲突发生在童年早期……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极目标是解决婴儿神经症——成人神经症的核心，从而消除神经症冲突。”
1917年，在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技术的原则的6年前，在《自我与本我》出版之前，卡伦·霍妮在她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中指出：“精神分析可以解放一个手脚被束缚的人。它不能给他新的胳膊或腿。然而，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认为是体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成长的障碍，是可以解除的障碍。”?此时她以成长为导向、肯定生命、追求自由的哲学理念已经很明显了。对她来说，体质并不是天生、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可塑的——通过与有机环境相互作用。因此，到1917年，卡伦·霍妮定义了“阻碍”（blockage）这一概念，与弗洛伊德机械论的阻抗（resistance）概念形成对比。她早年的构想必然会让她与支持弗洛伊德治疗神经症方法的精神分析师发生冲突。虽然霍妮认识到无意识力量的重要性，但她认为它们的维度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立场上，她并不认为“动力”一词指的是内在本能和反本能之间的冲突，而认为成长的自发力量和那些健康能量的扭曲之间的冲突是病态的。有机体中有一定量的可用能量的经济概念是19世纪科学的一个假设，弗洛伊德认为它适用于精神分析理论。这一概念适用于牛顿机械论宇宙中的封闭系统。霍妮的思想是开放系统的变形，类似于20世纪物理学的场论。弗洛伊德的取向不是基于生物学的，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霍妮的观点植根于整体和有机哲学——使用的是一种场关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将环境和有机体定义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彼此相互影响。霍妮在1917年面对的是三方的心理装置。她对人类自发性的假设根植于解剖学和生理学，质疑本我和破坏性本能的首要地位。她那追求自由的哲学对基于决定论的快乐-痛苦原则提出了质疑。霍妮断言，人之所以具有破坏性，是因为成长受到阻碍。弗洛伊德认为升华是一个次要的过程，而霍妮认为它是一个没有受到阻碍的成长的主要表现。因此，弗洛伊德的自我和超我所包含的功能在霍妮的理论结构中有了新的意义。
遗传观点认为，一种特定的行为只能根据个体的过去来理解，这一观点受到了霍妮关于实际情况（actual situation）的概念的质疑。“实际情况”包括“实际存在的冲突和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这些冲突”和“他实际存在的焦虑和他建立起来的针对这些冲突的防御”。“实际情况”为“现在”的影响——在遗传观点中被遗漏了——提供了位置和空间。
霍妮的早期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分歧有多大，只有在她后来的表述中才显现出来。霍妮最早关注的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和他的性心理发展理论。这本书中的文章包含了她对这些理论的驳斥。正如我们只能推测霍妮自身发展中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她在1917年的思考方向一样，我们也只能总结那些导致她开始研究弗洛伊德理论，尤其是他的力比多理论中的遗传观点的事件。
在她1917年写的论文发表后，霍妮博士可能决定先不去细化论文中表达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哲学有很大差异。那时，她还是精神分析领域的新手，她的思想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充分成熟。在当时，许多精神分析师怀着批判的态度研究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到1928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力比多理论，在其中纳入了双重本能理论。
“在他最近的一些作品中，弗洛伊德越来越注意到精神分析研究中的某种片面性。”霍妮补充说，“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直到最近，人们还只是把男孩和男人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是一位男性天才的创造，而发展了他的思想的人几乎都是男性。我认为正确和合理的是，他们更容易发展出男性心理学，更多地了解男性的发展，而不是女性的发展。”
与力比多理论相矛盾的临床观察也引发了霍妮博士早期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她对社会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著作和人类学著作的兴趣，可能进一步引发了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显然，所谓的男性心理学和女性心理学必须形成，以便为她的全人类哲学铺平道路。在精神分析训练期间和之后，霍妮所掌握和使用的是弗洛伊德性理论的哪些内容？弗洛伊德最早的理论（1895年）是一个假设，即性挫折是神经症的直接原因。他断言，在婴儿期表现出来的性本能，其目的是释放紧张，其对象是满足这种释放的人或替代物。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神经症患者在幻想中所做的事情和变态者在现实中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儿童是多形性反常。弗洛伊德将性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身体愉悦、柔情以及对生殖器满足的渴望。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性生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儿期性欲阶段，它进一步细分为口唇、肛门和生殖器阶段，并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达到高潮。第二个阶段——在孩子的7岁到12岁，是潜伏期。此阶段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和超我的建立开始。青春期是第三个阶段，大约在12岁到14岁，这一时期出现了性器官成熟、异性恋对象选择和性交。
弗洛伊德后来认为，力比多是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对性和攻击性驱力来说都是如此（1923年），存在一个由不同的力比多阶段组成的发展过程。他假设，客体选择是力比多转化的结果，力比多的驱力可以通过反应形成或者升华得到满足、抑制和处理。人格结构是由本能——由生理决定——被处理的方式决定的。他进一步假设，神经症是因为在婴儿期性欲阶段发生了固着或退行。
弗洛伊德直到1923年才完全阐明了“阴茎的首要阶段”（the phase of primacy of the phallus）。因为这是霍妮关于女性心理学论文的重要起点，所以我将引用格林森在《美国精神病学手册》中阐述的阴茎阶段这一相当重要的概念。
阴茎阶段大约在生命的第三年到第七年。在这个阶段，男孩和女孩的发育是不同的。在男孩身上，对阴茎敏感性的怀疑导致了自慰。通常，与母亲有关的性幻想进入自慰活动。同时，男孩感到父亲有竞争性，并对父亲表现出敌意。对母亲的性幻想和对父亲的敌意并存，弗洛伊德把这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男孩在这个时候发现女孩缺少阴茎，通常被他们解释为她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珍贵的器官。他们对母亲的性幻想、因希望父亲死亡而产生的罪疚感，不断在他们心中激起阉割焦虑。因此，他们通常会放弃自慰，从而进入潜伏期。在女孩身上，发现男孩有阴茎而自己没有，导致她们对男孩产生厌恶，并将这种缺失归咎于母亲。结果，她们放弃了把母亲作为主要的爱的客体，转而求助于父亲。阴蒂是她们自慰活动的主要区域；阴道则未被发现。女孩幻想从父亲那里得到阴茎或婴儿，并对母亲怀有敌意。一般来说，由于害怕失去父母的爱，她们会慢慢地放弃她们的俄狄浦斯式努力，进入潜伏期。
虽然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很少受到质疑，基于这些观察的理论建构却成为许多争议的中心。他经常说，他的主要兴趣是调查，他对治疗的兴趣是次要的。卡伦·霍妮的主要兴趣是心理治疗，正因为如此，她作为一名教师和督导师备受推崇。她在教学和培训方面的天赋表明了她在临床研究方面的天赋。在讨论霍妮的论文《母性冲突》时，格雷戈里·齐尔博格指出，它的一个特征“需要得到进一步强调”，即它是“临床性的精神分析……我希望，它能抵消技术问题和理论思考（经常妨碍而不是有助于阐明人类行为）这一异常强烈和不应有的流行趋势”。他强调需要“在临床情境中对临床现象进行临床观察”。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永恒的临床真理；根据这一真理，对正常和轻度神经症个体的研究只有在我们获得的知识——从对有严重病理的个体的深入分析中获得，这些个体不仅包括所谓的边缘性个体，而且包括精神病个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这些早期的论文揭示了霍妮对临床观察的兴趣，她收集数据的仔细程度，以及对弗洛伊德和她自己提出的假设的严格检验。在她1917年写的第一篇论文中，她说：“精神分析理论是从应用这种方法的观察和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反过来，这些理论后来对实践产生了影响。”?首先是临床观察，然后是基于数据的假设。这些假设虽然在治疗情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却影响着治疗过程。霍妮从未偏离对仔细调查和临床研究的兴趣。她从未失去这种寻找、检验、修改、放弃假设，提出新假设的精神。
从临床数据出发，她可能产生一个临床构想，接着是一个摩尔假设，然后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抽象假设。不相关的假设被连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般性假设中。不支持某一特定公式的数据被进一步检验，并被新的理论解释。在《女性的受虐倾向》这篇最缜密的论文中，霍妮评论了弗洛伊德为阴茎嫉羡假说提供的数据。她写道：“前面的观察足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假设……然而，必须认识到，这个假设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事实；事实也并非如此。作为一种假设，它甚至毫无疑问是无用的。”
霍妮博士对待精神分析的积极态度都在她发展女性心理学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在《逃离女性身份》一文中，她已经提到了“我的女性发展理论”。在《对阴道的否认：女性的生殖器焦虑》一文中，她使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心理学”这一表述，并对弗洛伊德和海伦·多伊奇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这篇论文中，她反复提到“我的理论”，并用她的临床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虽然她写《女性的受虐问题》的目的是对受虐的经典诠释进行批判性评价，但她将自己的想法发展为对这个术语的广泛临床描述。她还推测了文化条件对受虐问题的影响。有了这些新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动力学、现象学和文化学取向，她开始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质人格》中的主题（她认为神经症是文化对人——无论男女——的影响的后果）。
在本书的第一章《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霍妮质疑了弗洛伊德关于阴茎嫉羡是女性阉割幻想的唯一原因的说法。霍妮博士把临床证据作为数据，继续解释说，男性和女性在试图掌握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阉割情结或出现同性恋倾向。
在《逃离女性身份》一章中，霍妮用一个假定的阴茎阶段说明了阴茎嫉羡概念的延伸。这个概念有关一个生殖器官——阴蒂（男性将阴蒂视为阴茎）。霍妮引用了社会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关于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男性化的取向”的观点，认为通过“事后”推理假设存在一种原始的阴茎嫉羡，其有“强大的动力”的逻辑就成立了。
弗洛伊德的男性导向理论让霍妮“作为一个女人”惊讶地问道：“那么母性呢？在自身内部孕育新生命的幸福意识呢？对这个新生命即将出现的期待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快乐呢？当这个新生命终于出现时的喜悦呢？”阴茎嫉羡概念试图否认和贬低这一切，可能是因为男性的恐惧和嫉妒。霍妮认为阴茎嫉羡不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而是两性相互嫉妒和相互吸引的一种表达。由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方法带来的问题，阴茎嫉羡成为一种后期发展的病理现象。
霍妮博士在《对女性的恐惧》中讨论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这可能是男性阴茎嫉羡概念的原因。纵观历史，男性一直把女性视为一种阴险而神秘的存在，认为女性在月经来潮时尤其危险。男性试图通过否认和防御来处理自己的恐惧。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女性自己早就忽略这一点了。男性用爱和崇拜来否认他们的恐惧，并通过征服、贬低和削弱女性的自尊来保护自己免受恐惧侵扰。
在同一篇文章中，霍妮博士强调，没有理由认为小男孩想要穿透母亲生殖器的阴茎欲望是施虐性的。因此，在每个案例都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将“男性”等同于“施虐狂”，将“女性”等同于“受虐狂”，是不可接受的。霍妮再次强调了“具体证据”的必要性，她也揭露了松散的理论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即使在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中，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女性是被动的、受虐性的，而男性是主动的、施虐性的。这样的观念是在这些未经证实的理论的基础上固定下来的。
霍妮博士还认为，阴茎嫉羡的概念也可能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嫉妒。在研究女性多年后，霍妮开始分析男性，她惊讶地发现，男性对“怀孕、分娩、母性、乳房和哺乳行为有强烈的嫉妒”
格雷戈里·齐尔博格是一位精神分析师，也是霍妮的同时代人。他谈到“男性对女性的嫉妒，在心理上更古老，因此比阴茎嫉羡更根本”。他补充说：“只要人们学会摒弃以男性为中心的面纱——迄今为止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心理数据，毫无疑问，对男性心理的深入研究将带来大量具有启发性的数据。”
博斯博士来自加尔各答，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同时是印度精神分析学会（1922年）的创始人。他写信给弗洛伊德：“我的印度患者没有像我的欧洲患者那样表现出如此明显的阉割症状。对成为女性的渴望，在印度男性患者身上比在欧洲患者身上更容易被挖掘出来……俄狄浦斯母亲通常是父母的综合形象。”?印度哲学、历史和文化模式培养了人们对女性的不同态度，这是古代（大约公元前5000年）印度母系氏族——当时女性实行多夫制，能够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现代反映。
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在没有文字的群体中，许多男性的入会仪式的内容都是试图取代女性的功能。在这样的文化中，精心设计的成人仪式——通过这种仪式，男性不需要体验生产带来的任何不适，就可以获得产后女性的地位——几乎是普遍的。
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母系制度下还是在父系制度下，都曾出现过两性和谐的时期。比较文化研究揭示了两性对另一方的功能和解剖学属性所产生的健康和病态嫉妒的实例。布鲁诺·鲍温通过对健康儿童和精神分裂症儿童的研究，以及对没有文字的群体的青春期仪式的研究发现，这些仪式的作用是“整合而不是释放反社会的本能倾向”。他的假设是“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性器官和性功能感到嫉妒”。除了对消极强调阉割焦虑的批判外，在对青春期仪式的解释中，他质疑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容易有多形性反常倾向”的观点。他更喜欢荣格的多价概念——是中性的和多潜能的。
在《被抑制的女性气质：精神分析对性冷淡问题的贡献》中，霍妮博士认为“性冷淡是一种疾病”而不是“文明社会的女性的正常性态度”。她觉得其出现频率更应该归因于“超个体的文化因素”——我们以男性为导向的文化“不利于女性及其个性的展现”。
在《一夫一妻制理想》一章中，霍妮直面“有利于男性的有偏见的虚构”，即男性天生就有“一夫多妻制倾向”，她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断言。关于性交后可能怀孕的心理意义，尚无数据；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女性的性交冲动——一旦怀孕，这种冲动就会减弱——是由“可能的生殖器本能”决定的。
在《经前期紧张》一章中，霍妮博士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女性感受到的各种紧张是由准备怀孕的生理过程直接释放出来的。每当“与想要孩子的愿望有关的冲突”出现时，这种紧张就会出现。霍妮博士进一步指出，经前期紧张的存在并不是女性基本弱点的表现，而是她在这个时候对孩子的需求所引起的冲突的表达。霍妮认为，对孩子的渴望是一种主要驱力，“母性代表了一个比弗洛伊德假设的更重要的问题”。
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一章中，霍妮关注的是不信任的态度，而不是仇恨和敌意，她区分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和仇恨的起源。她从各种文明的文化模式中，从历史和文学的各个时期，引用了对女性的偏见以及它如何引发两性不信任的例子。这篇文章也反映了霍妮博士从关注所谓的男性和女性心理学，转向形成她的神经症人格结构理论，以及支配和服从模式。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用“扩张性”和“自我谦抑性”解决方案来解释这一理论。
在《婚姻问题》中，她运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无意识过程和神经症冲突的理论，指出了一些以男性为导向的心理带给婚姻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丈夫把童年时期对女性的残留看法——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圣洁的女人，自己永远无法满足她——带进了婚姻。妻子把她们的冷淡，对男性的排斥，作为女人、妻子和母亲的焦虑，以及成为男性角色的渴望或想象，带进了婚姻。
“婚姻中的问题并不是靠规劝，也不是靠给本能无限自由得到解决的。”解决婚姻问题需要的是“双方在婚前都获得情绪稳定性”。过去和现在关于婚姻的文献都充满了给予和接受的需要。霍妮博士强调需要“内心放弃对伴侣的苛求……我指的是要求意义上的，而不是愿望意义上的苛求。”这是她在上一本书《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对“神经症苛求”的精确定义。
虽然霍妮博士在她的文章《对女性的恐惧》中讨论了男人对阴道的恐惧，但她在《对阴道的否认：女性的生殖器焦虑》中开始了对所谓“未被发现的阴道”的批评。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小女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阴道，她最初的生殖器感觉首先集中在阴蒂上，后来才集中在阴道上。霍妮博士认为，根据她自己和其他临床医生的观察，小女孩也有自发的阴道感觉，阴道自慰很常见。阴蒂自慰是后来才出现的。因为小女孩体内产生的焦虑，她之前发现的阴道被否认了。
在他的论文《性别解剖差异的一些心理后果》（1925年）中，弗洛伊德指出，女人不是女人，而是没有阴茎的男人。她们“拒绝接受被阉割的事实”，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得到阴茎……我无法逃避这样一种观念（尽管我犹豫是否要表达出来），即对于女性来说，道德上的正常水平与男性认为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女性主义者——她们急于迫使我们认为两性在地位和价值上完全平等——的否定而偏离这样的结论”。
弗洛伊德这样总结这篇论文：“亚伯拉罕（1921年）、霍妮（1923年）和海伦·多伊奇（1925年）对女性的男性气质和阉割情结进行了有价值的、全面的研究，其中有很多与我所写的内容密切相关，但没有什么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这里我再次感到发表这篇论文是正当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对别人做出回应并提出批评——尽管是间接的——是不寻常的。这表明霍妮的观点得到了认真对待。
在《女性的性欲》（1931年）中，弗洛伊德在提到小女孩发展中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时写道：“在分析中，与第一个母亲依恋有关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如此难以捉摸……事实上，女性精神分析师，比如珍妮·兰普·德·格鲁特和海伦·多伊奇，能够更容易、更清楚地理解事实，因为她们有优势，在患者发生移情的情况下，她们是合适的母亲替代品。”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卡伦·霍妮（1923年）作为“在移情情况下”的母亲替代者的发现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观点。“有些人倾向于贬低孩子最原始的力比多冲动的重要性，更强调后期的发展过程，因此极端地说，前者所能做的一切可以说是表明某些趋势，而追求这些趋势的能量是从后来的退行和反应形成中发现的。例如，霍妮（1926年）认为，我们大大高估了女孩最初的阴茎嫉羡，女孩后来的男性化尝试被归因于次级阴茎嫉羡——用来抵御她们的女性冲动，特别是那些与她们对父亲的依恋有关的冲动。这与我自己所形成的印象不一致。”
如此全面而带有批判性的回应表明了弗洛伊德对霍妮观点的重视。即使有他的免责声明——“极端地说”，我也觉得弗洛伊德的两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首先，霍妮并没有“贬低孩子最原始的冲动的重要性”；其次，她也没有说，这些冲动所能做的一切是表明某些趋势，后来的退行和反应形成“更强大”。
《女性的性欲》出版后，直到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他在这个主题上写得很少。在1937年出版的《可终止的分析》一书中，他给出了一些关于神经症和治疗的最后观点。他讨论了“女性对阴茎的渴望，以及男性免于被动的斗争”。他写道：“费伦齐在1927年提出了一个原则，认为在每一个成功的分析中，这两种情结都必须得到解决。当我们实现了阴茎和男性抗议的愿望时，我们就穿透了所有的心理层面，到达了‘基石’，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对女性气质的否定肯定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是性这个伟大谜题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这样认为。
在他未完成的《精神分析大纲》的导言中，弗洛伊德写道：“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汇集精神分析的学说，并武断地陈述它们……没有重复过这些观察的人，是不可能对其做出独立判断的。”?卡伦·霍妮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和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观点做出了“独立的判断”。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大纲》中讨论性功能的发展时写道：“第三阶段是所谓的生殖器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问题的不是两性的生殖器，仅仅是男性的生殖器（阴茎）。女性的生殖器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在一个脚注中，他补充写道：“经常有人说早期阴道兴奋是存在的。但这很可能是阴蒂——类似阴茎的器官——兴奋的问题，所以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一阶段描述为阴茎阶段。”
弗洛伊德关于早期阴道兴奋的陈述可能是对霍妮的《对阴道的否认：女性的生殖器焦虑》的直接回应，她在文章中对未被发现的阴道、阴蒂感觉的首要地位、阴茎阶段以及阴茎嫉羡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弗洛伊德在讨论“精神分析师之间缺乏共识”时所作的评论可能是对她这篇文章的更直接回应。弗洛伊德写道：“一个没有充分确信自己对阴茎的欲望的女精神分析师，也不会充分重视影响她的患者的这一因素，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弗洛伊德在《女性的性欲》?的脚注中提出的告诫——“把分析作为争论的武器，显然无法让我们达成共识”——似乎与此相关。
霍妮博士在《功能性女性障碍的心理因素》中指出了“心理性生活紊乱与功能性女性障碍的巧合”，质疑这种巧合是否有规律地存在。根据她的观察，这些身体因素和情感变化并不是规律地共存的。然后，她转向一个问题：心理性生活中的某些心理态度与某些生殖器紊乱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关联？
霍妮继续受到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的指导，然而，对此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在《母性冲突》（1933年）中表现得很明显，她在文章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分析概念是，性行为不是在青春期开始的，而是在出生时开始的，因此我们早期的爱情感觉总是带有性的特征。正如我们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看到的那样，性意味着不同性别之间的吸引……和同性父母的竞争及对同性父母的嫉妒是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在霍妮的整体方法中，吸引力是生物性的和自然的，健康的和自发的。
霍妮对文化因素日益增长的兴趣在1933年的《母性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刚到美国的她敏锐地意识到，在类似的问题上，这里与她在欧洲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喜欢他们……或者他们担心自己是否给了孩子适当的教育和培训。”
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特点是，特殊案例、观察数据、假设相互检验。不同类别的数据因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而相互隔离；相似数据组的反复出现，在医学上被称为症候和情结。当一个特定的原因可以明确地与一组反复出现的结果联系在一起时，这就会被称为疾病实体。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反复出现的现象被称为某种类型。类型学的方法论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方法论。
在《对爱情的高估：关于普遍存在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中，霍妮明确地使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以及类型学的方法。她把个人和环境——相互影响——看作一个运动场。简而言之，她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女性类型”，既受到某些本能需求的影响，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霍妮进一步断言，“女性的父权理想”是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女性的受虐倾向》中，霍妮博士指出了一些来自弗洛伊德理论的未经证实的假设，即“受虐现象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常见”，因为它们“是固有的，是女性的本质”，而女性的受虐倾向是“生理性别差异的一种心理结果”。本文揭示了霍妮对该主题文献的详细了解、她严密而清晰的推理，以及她对临床研究和人类学调查的理解。在给出了精神分析无法回答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许多问题的一些原因之后，她为人类学家寻找关于男性和女性中存在受虐倾向的数据提供了指导原则。
她再次质疑弗洛伊德的假设，即病理现象和“正常”现象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病理现象只不过是让我们通过放大镜更清楚地看到所有人类身上发生的过程”。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本我（破坏性）本能是基本的、自然的、正常的，病理现象不同于正常现象的只是本我本能的数量。但对霍妮来说，病理现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疾病。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人性理论是普遍适用的，是对行为的唯一解释——对他的维也纳中产阶级小样本适用的理论，也适用于所有时空的人类。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现象。但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它“在差异很大的文化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在回应弗洛伊德关于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嫉妒的说法时，霍妮认为“就目前的德国和奥地利文化而言，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霍妮在《女性青少年的人格变化》中讨论了她对成年女性的一些分析结果。她说，“尽管在所有案例中，决定性的冲突都是在童年早期出现的，但第一次人格变化发生在青春期”，而且“这些变化的开始与月经的开始大致吻合”。然后，她继续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女性，并解释了在她们身上观察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所涉及的心理动力学原理。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要》中，霍妮博士区分了正常的爱、神经质的爱和自发的爱，并描绘了强迫性与自发性的区别。虽然对爱的神经质需要可以被看作“一种‘母亲固着’的表现”，但是霍妮博士认为，弗洛伊德的概念并没有澄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哪些动态因素维持着童年时期形成的态度，或者是哪些因素使人无法摆脱婴儿时期的态度。在《女性的受虐倾向》中，霍妮博士曾写道：“弗洛伊德的伟大科学价值之一就是大力强调童年印象的坚韧性。然而，精神分析的经验表明，在童年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情绪反应，只有继续得到各种重要的动态驱力的支持，才能在一生中保持下去。”她对过去和现在的影响的清晰而严谨的描述，当然与弗洛伊德在《女性的性欲》中的陈述不同。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要》中，她再次质疑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他认为“对爱的需求增加”是“一种力比多现象”。霍妮认为这个概念是未经证实的。“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她补充道，“是一种口欲固着或退行的表达。这种观念的前提是愿意将复杂的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理因素。我认为这种观念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会使理解心理现象变得更加困难。”
霍妮博士通过质疑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及其关于固着和退行的概念，并通过假设生命和人类自发性对治疗的重要性，对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理论提出了质疑。“发展的障碍”而不是“阻抗”“固着”和“退行”，与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和决定论的概念直接对立。
在这些早期的论文中，霍妮表明自己是一位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存在、拥有和行动之间的本体论区别是在《对女性的恐惧》中提出的：“现在，两性生物学上的差异之一是这样的——男性实际上有义务继续向女性证明他们的男性气质。对女性来说，没有类似的必要性。即使她们性冷淡，也可以性交，怀孕，生育。她们只是以存在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总是让男性既羡慕又怨恨。男性为了实现自我，必须有所作为。效率的理想是男性主导的西方世界中典型的男性理想。”它指向唯物主义、机械论，指向主体和客体二分的宇宙的行动。
在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相遇。在所有形式的交往（包括性）中都有相遇，人性在相遇中的首要地位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陌生的。在这本书和霍妮随后的出版物中，存在主义观点变得更加明确。
存在主义的存在观念有着深刻的根源。在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中，男性和女性的原则被看作自然的、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只有当它们处于平衡状态时，生活才能和谐。差异作为自然状态的一种表达被接受，并被认为是在不同和共同中结合、联合、丰富彼此的必要条件。这种取向与弗洛伊德——认为阴茎嫉羡和男性对被动情感的抵制由生理决定——的西方男性取向相反。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要》中，生物焦虑——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也是一种明确的存在主义概念，构成了霍妮博士基本焦虑概念的核心。她认为，基本焦虑是由在一个被认为是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感到无助和孤立的感觉构成的。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基本焦虑比较强烈。神经症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但焦虑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们会试图回避自己的感受。本书介绍了霍妮博士在女性心理学的主题上的思想演变，以及她与弗洛伊德的差异。在用她自己所谓的女性心理学对抗弗洛伊德的男性心理学之后，她为整个人类生活和与变化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铺平了道路。
在阅读霍妮博士的这些早期论文时，我们看到了一位富有智慧和经验的女性，她正在寻找减轻人类痛苦的更好方法。霍妮博士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的结束语是：“阿尔伯特·施魏策尔在‘肯定世界与生活’和‘否定世界与生活’的意义上使用了‘乐观’和‘悲观’这两个术语。在这种深刻的意义上，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悲观的。我们的哲学，虽然认识到神经症中的悲剧因素，却是乐观的。”这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的精神、方法和努力——不仅体现在这本书的论文中，而且体现在她一生的工作中。
哈罗德·科尔曼
于纽约
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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