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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朗读者》作者、德国当代文坛大师本哈德·施林克樶新短篇小说集。
? 原来,一个人可以如此轻易地从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消失。
? 九个故事,九种人生样态,捕捉灰色的影子、复杂的纠葛和意想不到的曲折。
? 告别意味着与过去和解:与背叛和解——自己背叛的人,背叛自己的人;与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和解;与侮辱、伤害及失望和解。愈沉重,愈轻盈。
? 精装双封,高克重品质双胶纸,排版疏朗,阅读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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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朗读者》作者施林克樶新短篇小说集,包含九则故事,令人惊奇、不安和愉悦,涉及生活中那些戏剧性的告别——关于不同生活阶段的人们的遭遇,那些成功与失败的爱情,信任与背叛,希望与纠结,以及记忆的力量与伤害。
正确的事情往往存在于错误的人生,而正确的人生常常经历错误的抉择。
爱并不是幸福结局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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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本哈德·施林克,生于1944年。德国洪堡大学法学教授,也是一位真正的法官。写侦探小说并拿到德国侦探小说奖。
1995年,小说《朗读者》出版,一跃成为《纽约时报》头号畅销书,迄今为止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成为德语文学当之无愧的明珠。
《告别的颜色》是施林克的樶新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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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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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和安娜去野餐
姐弟音乐
护身符
深爱的女儿
岛上夏日
丹尼尔,我的哥哥
老年斑
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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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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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1
他们都过世了—我爱过的几个女人、一些朋友、我的哥哥和姐姐,当然还有父母、叔婶和舅姨。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多年前去参加葬礼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我的上一代人纷纷离世,后来就去得少了,这些年又去得勤了,因为,我这一代人正在死去。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一场葬礼能帮我们跟死去的人告别。告别是必须的,一个人去世的消息颇令人不安,直到告别发生,为他,也为来告别的人送上安宁。然而,一场葬礼起不到这个作用。它向死者的家属确保了死者的重要性,也使死者家属能从死者的重要性中获得一些自身重要的感觉。它向前来参加葬礼的来宾确保了仪式的庄严感,为此,人们牺牲掉两三个小时,在葬礼上见见人,也被人见到,大家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之情,这样一来,葬礼也给来宾们赋予了那么点尊严。至于帮我们跟死者进行告别,一场葬礼是办不到的。
一个人临终时你在场,这对告别是有帮助的。当我再见到我父亲时,他已经去世,但还躺在床上,尚未经殡仪馆的人整理遗容,这样的重逢也有助于告别。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没有被合上,在可怕的死亡面前,他双目圆睁,龇牙咧嘴,这情景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他死了。一个死去的人,即便被化了妆,开棺供人瞻仰遗容,他也怎么看都不像一具血肉之躯,而更像是塑料做的,死亡会做出确凿无疑的宣告,人们由此得知,非跟他告别不可了。
但是,就算你知道一个人死了,也还没有完成告别。告别这事儿只能交给时间。这很奇特:你跟一个人在去世前几年打交道越少,等他过世后,你跟他进行告别的时间就越长,而在他生前你跟他的交往越频繁,他死后你跟他的告别也来得越干脆。我跟我的邻居有些交情,有时我们互邀,喝上一杯葡萄酒,夏天他请我去他家的阳台,冬天我把他请到我家的壁炉边,因为我们清晨都在同一时间走出家门,他去面包店,我去报刊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楼道里碰上。他去世的时候,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碰面和相邀都不会再有了,他死了。我向他告别,尽管伤心,但那是一种平静的哀伤,一种实实在在作别后的痛感,一种告别之痛。
我前妻去世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搬到捷克去住了,丈夫死后,她仍然留在那里。我们之间关系良好,一年当中见两次面,春天在她那儿,秋天在我这儿。她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觉得她还活着,只是离我更远了而已。她是四月份去世的,在我去她那儿看她的几周之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还在世的时候,她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断地想起她来,回忆我们的共同经历、她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思考着我本打算在十月份她来看我时我想跟她讲的话,并在脑子里对她讲了一遍,这么思来想去的时候,我能真切地看到她在我的眼前,而“她已经死了”这个想法,却显得十分抽象。冬天来了,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向她告别了,直到来年的四月份,我才得以完成跟她的告别。在这个漫长的告别过程中,我一直伤心不已,实际上,我的伤心从来没有彻底终结过,也永远不会终结。
2
跟我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我根本不想告别。在他去世前的那些年,我也只是过好一阵子才能跟他见上一面。他退休后去巴伐利亚租了套小公寓,他的儿子托马斯住在那里,而我呢,还继续住在柏林。我们有时一起在巴伐利亚徒步,有时在柏林马不停蹄地听音乐会、看歌剧;还有的时候,我们俩在中间地带相约,去看卡塞尔文献展或者去拜罗伊特音乐节。只要我们在一起,日子就是美好的,既热闹,又熟悉。我们俩是发小。
他过世后,他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没有改变,或者说,他不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依然如旧。我还是跟他进行着两个人的对话,好像这种对话起着过渡的作用,架起一座桥,通向我们下一次的重逢。如果说,在安德烈亚斯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些担惊受怕,生怕我们的友谊会突然被一个包袱压垮,如今,跟过世的安德烈亚斯对起话来,我就毫无心理负担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会冒出什么新发现,或哪天来场曝光之类的事。我们重回童年,我们又变成那两个小孩子了,我衷心祝愿,在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中,我们的友谊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倒不是说,假如冒出曝光这种事情,我们的友谊就经受不住考验。我对他干过的那事儿,我当然是不以为荣,甚至反以为耻的,不过呢,也许对此我也未必非要感到羞耻不可,因为,我做的那件事儿,是个人都有可能会去做,当然,我要是没做过那件事就更好了,但也说不定,安德烈亚斯会理解我、原谅我。有些东西会给人生造成不幸。其实,我还不是跟他一样,同为受害者嘛。本来我很肯定,安德烈亚斯会这么说的,他还会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俩正在路上走,我们就会这么走上一段,别无他话,只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然后呢,他会笑起来,是他那种通晓世理的友好的笑,随后聊起别的话题来。
为什么我会担心被曝光,尽管我完全没有必要担这个心?还有,假如我向安德烈亚斯说出当时发生的事,一切不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吗?其实,我每次都本打算跟他说出来的。可一等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就总缺乏恰当的理由,正好要在此时此刻开始说那事儿了,可那件事儿实在是太久远了,要往回追溯太多,跟我们在一起的氛围和正在聊的事全都不搭。头一次见面时,我没能说出口,到了下一次见面时,我还是说不出口—干吗非要这会儿说这个呢?这么一拖再拖,就过去了数年,至于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必担惊受怕的事情总是担着惊受着怕,我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担心安德烈亚斯对此会不予理解?可我就能理解当年的事态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而他呢,他其实对我能理解的事物也总是理解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反正担惊受怕过,我这个怕啊。安德烈亚斯去世后,我就放下心来,知道不必再忧惧了。我不相信人死后会有来生,安德烈亚斯在这个世上没有获知的,到了天堂或地狱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友谊将持续下去,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就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现在,它也活在他过世后的日子里和我的心里,况且还涤清了恐惧。安德烈亚斯的死是安慰人心的,不是令人不安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跟他告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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