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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数字民主能够改变打工人被剥削的命运吗？
平台合作社如何助力劳动者构建自主的网络空间？
内卷没有未来，躺平不是出路，如何破局？
告别内卷 走向自主
本书提出的是一种结合数字平台最新技术的合作社模式，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它通过建立自下而上、“民享民治”的企业模式来抵御、遏制资本逐利的本质，也有利于塑造劳动者的主体意识，打造让打工人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对年轻人关注的内卷、996等问题提出了一个有参考意义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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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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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变革浪潮中，世界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正在从裂缝中跌落，丧失了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支撑。年轻人在现有的内卷系统里看不到未来，渴望尝试一种能够创造尊严和安全的工作模式。在这一不断高涨的需求之下，数字平台合作社这一全新模式应运而生。平台合作主义继承了传统合作社共同运营、利益共享的原则，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等尖端数字技术相结合而诞生。在这种“民享民治”的经济模式中，成员优先于利益，企业不再需要承受来自投资人的利润增长压力，可以制定符合企业健康发展的合理指标；成员在运营问题上拥有真正的投票权，能通过控制劳动条件实现体面的工作方式，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这也在利润驱动和内卷剥削的传统范式之外为企业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书中分享的案例遍布全球各地，包括在破产后通过员工集资买下企业使其重生的美国电气工厂、音乐创作者拥有产权的流媒体服务平台、在区块链上运行的司机拥有的出租车创业公司、一半收入流向当地社区的民宿企业……作者证明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于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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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
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归我们! ——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2023）等。
译者
胡雪婷，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翻译硕士，曾出版《气泡男孩》《天空落幕时》等译著。现任教于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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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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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另一条路
第二章 数字经济中的劳动者所有权
第三章 大规模团结
第四章 重新定义价值
第五章 韧性的根源：工会和平台合作社
第六章 即将到来的数据民主
第七章 一封来自2035年的信：已实现的社会愿景
尾声 如何创建平台合作社
致谢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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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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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
第一章 另一条路
德里克?翁甘西曾经是一名优步司机，后来成为了劳工活动家。几年前，他在开普敦国际机场迎接了我。年近花甲的翁甘西穿着一件牛仔衬衫，他声音洪亮、胡须浓密，看起来干脆利落。他向我讲述了优步司机在南非的困境。这些司机大都是外籍移民，他们将优步视为“恐怖平台”。在南非，优步司机一旦被“停工”（解雇），就是永久性停工，因此这个问题一直令人担忧。翁甘西为我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2016年4月，他领导一群南非的优步司机成立了优步司机行会（The Uber Drivers Guild）。当时，南非的一万名注册司机中有两千人加入。行会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对优步公司提起诉讼，主张优步司机应享有雇员身份。同时，这些“叛变”的司机还向一家公共工会寻求帮助。双方携手合作，力求打赢这场官司。司机们在一审中胜诉，却在二审中败诉。优步公司资金雄厚，能够聘请更多的律师打持久战，然而司机行会却已经负担不起了。大约在那个时候，翁甘西联系了我，请求我协助成立一个合作社，初步命名为“网约车科技”（CabNet Technology）。在与开普敦优步司机行会合作之后，翁甘西认识到，司机们本可利用罢工和诉讼所花费的资金和精力去成立自己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劳动者自我管理和劳动者所有权来改变现有体制。
像翁甘西这样的司机，工资一直很低。近期，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出行订单量锐减，这让他们的生计岌岌可危。在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活动，如远程工作、学习以及基本的人际交往，都开始转移到数字平台上。硅谷高管的银行账户余额也因此蹭蹭上涨，特别是那些不依赖人际交往的平台企业的高管。
全球至少有4000万人曾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工作并赚取收入。以这种方式找到“零工”的劳动者主要是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除了配送员和计程车司机，还有打扫公寓的清洁工，照顾老年人的护工，以及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劳作的工人。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数字平台公司就已经严重依赖这类低薪劳动力：少数族裔、移民，以及因为种姓、贫困、残疾、性别或种族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而这些劳动者往往是隐形的。
事实证明，零工劳动者面临的风险更高。而且，与传统工作场所（即非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劳动者相比，他们在工作场所面临着更严重的民主缺失。前者至少还有机会与老板直接交流。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自由民主有一个特殊的盲点，即在国家宪法层面重视“有教养的、参与式的民主”，却很少将其转化为组织机构的规范和标准。正如威廉斯所言，20世纪有不少国家纷纷将民主制奉为首选的政治模式。然而，消耗了多数人大半人生的工作世界却依照另一套标准，执行着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体制。
在工作世界里，劳动者被迫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一生受老板奴役。老板规定他们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以及遇到不友善的顾客时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被称之为“有份工作”。而泰勒主义则加剧了这种主从关系。泰勒主义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旨在通过开发一种监控技术，使管理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一举一动，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相较于20世纪初，如今工作场所中的监控方式更具侵略性。例如，在亚马逊的仓库里，员工的位置随时可知。
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居然把这种管理方法视作常理。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必须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而“被雇佣”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如果人们不再受外部控制，而是由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驱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会发生什么呢？以支配他人为基础的体制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而如何改变这一体制，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传统工作场所中什么样的体制是合理的这一问题，在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中式数字劳工平台时，更具意义。
为什么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会在工作场所遭受侵犯？过分关注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行业领袖的财富，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在营利性企业模式下对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侵犯这一固有问题。德里克?翁甘西等司机会陷入困境，正是将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向极端的结果，而这与企业经营的核心逻辑相一致。
疫情大流行是一个警示故事，揭示了在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领域，所有权私有化如若不受约束，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由风险资本支持的数字平台在协调医疗保健、紧急救援、供电供水等重要服务时所采用的经济模式，恰恰突显了所有权问题。而在大型科技公司中，运营权和掌控权集中在少数董事会成员、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股东手中。有报告指出：
法律明令禁止董事会将社区或社会利益置于股东的经济利益之上……相反，这些公司被鼓励——往往也被迫——做出一切让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些收益并不与员工或受影响的社区分享。
这种所有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雷蒙?威廉斯所揭示的民主的盲点。
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是依赖户户送（Deliveroo）、Upwork、优步这类平台公司谋生的人。鉴于上文提到的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或许应该开始考虑重新设计数字经济的所有权结构。集体所有权、自我治理、劳动者自我控制这些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基布兹集体社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至1939年），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曾短暂地实践了劳动者自我治理和集体劳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开始兴起萨帕塔主义运动，并逐渐建立了基于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
如今，全球各国都致力于打造各自的硅谷，却往往忽略了劳动者的自主权。他们想要重现一种独立创业者的英雄主义文化，然而该文化并未充分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美国，受这种文化影响，黑人创业者所获得的风险投资仅占总风险投资的1%，而全女性创始人团队获得的风险投资也不到10%。
对于这种风险资本文化的描述，我还想指出一点，创始人正将所有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自己的公司当中，但如果公司不能迅速产生利润，那么他们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如果一个初创公司在成立几年后仍未能实现盈利，风险投资人很有可能会取得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权，而这将对创业者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依靠风险资本推动的创业活动往往追求快速退出以实现投资回报，而不是致力于建立打造一个能长期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这违背了创始人最初设立公司时的愿景和目的。
一切的核心就在于，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将公司、员工和平台用户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另一方面，买家可能会将所收购公司的知识产权用于自家产品，从而巩固其市场地位；或者仅仅利用此次收购关闭该公司，把竞争扼杀在萌芽状态。
疫情大流行作为一块试金石，更加鲜明地揭示了现代公司的所有权模式亟需转变。集体所有权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如果数字平台由合作社拥有，将会怎样？如果社群（包括用户和工作者）对数字平台的算法、服务器，以及上游服务拥有所有权和治理权，将会怎样？再者，如果整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最终由公共所有或公共-合作社混合型组织所有，又会怎样呢？一个反复出现的反对意见是，如果你想“拥有”一家公司，为什么不直接入股呢？除了能否负担的问题外，共享所有权是比合作社所有权更为有限的所有权模式，因为后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公司治理层面的决策。在合作社所有权模式下，无论是选举董事或提高服务价格等重大商业决策，还是产品设计等日常运营决策，成员都拥有话语权。
这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顶尖科技公司的手中。近期的合作社复兴，至少部分要归因于独裁政权和政府失能让许多国家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一种有限但即时的保护。在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统治下的警察威胁并杀害黑人；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将成千上万的批评者关进了监狱；在以色列，人们对民主规范和法治的担忧与日俱增；在波兰和匈牙利，右翼政党被指控破环民主制度；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灾难性管理，导致美国公众如今对政府的信任度依然很低，只有约两成（19%）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几乎总是”或“大多数时候”会做正确的事。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要么过于渐进，要么对民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无法显著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如何能信任他们的政府呢？因此，虽然人们还未放弃通过选举政治来实现变革（！），但他们也同时开始转向互助实践，特别是合作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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