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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刻在石头上的北京城历史
大历史中的人事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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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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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保存和积淀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北京地区的石碑蕴含着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北京城好石碑》立足于北京地区丰富的碑刻资源，旨在挖掘石刻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精选了御制重建钟楼碑、隆福寺御制碑、五塔寺“披发狮子碑”、“孔庙碑王”、广宁门外石道碑、宗人府颁恩碑等石碑，通过研读其上碑刻来讲述发生在北京这片热土上的知名人物、历史事件、传说故事等，为读者展现北京城的历史面貌，从而使读者感知北京地区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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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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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霞，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最美志愿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文物古迹的守护者、宣传者，研究方向为北京地区明清碑刻与博物馆学。著有《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五绝》；在《北京纪事》开设“北京城的雕刻时光”专栏；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参与策划并出镜拍摄《地理·中国》“中国古建史话（一）·神奇的古塔”纪录片、《博物馆奇妙游》纪录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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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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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余晖
两根石柱解锁北京城的历史密码
一方北宋残碑背后的针灸历史
京华名刹隆福寺御制碑
北海公园大慈真如宝殿铜塔塔座“历险记”
从普胜寺重修碑看乾隆帝的模仿和超越
皇家藏书楼文渊阁御制诗碑
中轴线之南的“燕墩碑”
中轴线最北端的御制重建钟楼碑
大运河最北端的汇通祠乾隆帝御制诗碑
御碑风流
金陵龙纹石栏板引发的一段历史钩沉
大道泽被后世 巨碑书写历史
雍正帝御制碑上的“拈花一笑”
比红叶还要珍贵的碧云寺石牌楼
乾隆帝的“初心碑”
石刻上的清成亲王永瑆的瑰丽人生
半截残碑隐藏的多尔衮的浮沉人生
此人若不死 平“三藩”极可能会变为平“四藩”
一块坊额见证康熙时期“佟半朝”的恩宠之盛
青史有名
昆明湖畔的元代贤相耶律楚材祠
南宋“状元丞相”文天祥的《正气歌》
明末北京“悟空师父碑”背后的人生际遇
田义墓石翁仲革带上的胡人驯狮图
五塔寺内“披发狮子碑”背后的宦海沉浮
半截残碑见证清初名将与末代帝师的跨时空交会
索尼的孙女黑舍里氏之“豪华版”碑形墓志
从帝国能臣勒保的诰封碑看大时代的变局
刘秉权敕建墓碑之独特的“回首龟趺”
寻碑访古
“大侠萧峰”建造的八大处辽代古塔
京西名刹西峰寺中的明清石碑和溥儒刻石
居庸关脚下的“仙枕石”
从北京“漂”到山东的“孔庙碑王”
“康雍乾”三代帝王治河御制碑
“真龙”用“小龙” 无定变永定
小小文光果 牵引大历史
百年寺产管理碑讲述的光阴故事
北京唯一的“总理奉安纪念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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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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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晨光抚过万宁桥的镇水石兽，当暮色浸 染钟鼓楼的飞檐戗角，那些静默矗立千百年的石碑便悄然苏醒。它们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镌刻着文明基因的立体典籍，是凝固时光的叙 事诗卷，更是古都北京用最坚硬的材质守护的 最柔软记忆。在这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城市里，碑刻如同穿越时空的密码本，以阴阳刻痕 编织着多元文明的经纬，用金石之声传唱着永不褪色的史诗。
若将北京城比作一部打开的史册，中轴线便是贯穿千年的书脊。在这条南北延展的文明动脉上，矗立着两座堪称“帝都双瞳”的御碑： 北端钟楼内乾隆帝御制重建钟楼碑，以梁诗正笔走龙蛇的楷书，将江南文脉的灵秀悄然注入燕蓟雄浑的骨骼；南端燕墩乾隆帝御制碑则如定海神针，将“在德不在险”的治国哲思熔铸于“右拥太行左沧海”的军事地标。这两方石碑一北一南，恰似太极图中的阴阳双鱼，将形胜之险与德政之仁化生为永恒的城市密码。而积水潭畔的汇通祠乾隆帝御制诗碑，则如镶嵌在运河源头的祖母绿，闪耀着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大都的智慧光芒；从元代“舳舻蔽水”的漕运盛景到清代水文治理的生态智慧，积水潭的命运变迁见证了数百年间时代的更迭。
帝王将相总爱借石言志，康雍乾三代帝王留下的御碑堪称石质版的《资治通鉴》。立于雍正年间的广宁门外石道碑记载着耗帑金八万两“清代高速公路”的史实，由此可见雍正帝的务实创新精神； 立于乾隆年间的普胜寺重修碑的九龙首僧帽顶，在炫技般的工艺巅峰中，暗藏着羁縻蒙藏的边疆经略。这些御碑既是权力美学的具象化呈现，更是时代精神的切片标本——雍正帝严谨的碑文中透着的“潮人”本色，文渊阁御制诗碑华丽辞藻下暗藏的知识浩劫，都在石面上凝结成极具张力的历史表情。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在石质媒介上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建造金陵的女真政权因汉化仿汉制而强却又因过度汉化而亡。
漫步碑林如同解码文明基因库，每道刻痕都是文明嬗变的遗传密码。北海公园铜塔须弥座上的盛世纹饰，在经历日军劫掠与“文革”动荡后，依然执着地诉说着孝道伦理永恒价值；隆福寺藻井的非遗匠心化身为冰箱贴，将古建瑰宝的精巧纹饰凝于方寸之间，携着近六百年时光印记跃然于现代生活中，正掀起一股传统美学符号的收藏热潮。这些穿越时空的石头，像极了老北京胡同里的街坊，用沧桑面容讲述着未被史册记载的市井传奇。就连清宫秘史也在石碑中显影：由成亲王永瑆书写碑文的裕陵圣德神功碑墨痕未干，宗人府残碑已揭开多尔衮从被扒坟掘墓到乾隆帝为其平反的翻案风云，佟佳氏墓地之石牌坊坊额上的“仁善谨恪”御笔则镌刻着“佟半朝”显赫门庭的兴衰密码。
最动人的莫过于民族精神的石上交响。耶律楚材祠与文天祥 《正气歌》刻石构成的阴阳双璧，让元代贤相的儒家风范与南宋忠魂的浩然正气，在燕山脚下完成多民族文明的终极和解。田义墓石翁仲腰间革带上的胡人驯狮浮雕中，卷发胡人执杖驯狮的细节，悄然露出了明代早期大航海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的冰山一角。而居庸关仙枕石上的藏文真言与嘉靖纪捷铭文，则使居庸关军事要塞的角色转化为民族共治的露天博物馆，四米高的巨岩承载的 不仅是元明四百余年的边疆烽火，更是“多元一体”的治国智慧。“‘大龙’举荐，‘小龙’治水”，两位于成龙在永定河畔书写着“河清海晏”的理想主义篇章。
这些沉默的石头见证着文明的韧性：索尼的孙女黑舍里氏七岁夭折却享超规格葬仪，满汉合璧的墓志与成化斗彩随葬品，默默诉说着康熙朝的文化融合；五塔寺“披发狮子碑”上，曹学闵以文铸魂，风骨深镌于碑版，冯廷丞以墨传神，筋骨尽显于刀锋。从昆明湖畔的元代重臣耶律楚材祠到曲阜孔庙康熙帝御制碑，从灵光寺招仙塔的佛牙传奇到隆福寺藻井的星象图，石碑早已超越简单的纪功载体功能，成为文明记忆的基因图谱。当65吨重的儒学丰碑沿大运河千里转运，当600民工喊着号子在冰道上拉动巨型石碑，康熙帝在孔庙的三跪九叩便不再是简单的政治表演，而是多民族对精神原乡的共同朝圣。
北京城的石碑如同散落在不同时空的一块块拼图，碑刻则是打 开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这些刻有文字或图案的石碑或许没有青铜器的神秘光环，不及瓷器玉器的精致讨巧，但这些栉风沐雨的石质典籍，始终以最本真的方式守护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当我们驻足在长满苍苔的碑阴前，指尖拂过漫漶的刻痕，仿佛能感知到古人书写时的呼吸频率——乾隆帝挥毫时的帝王意气，梁诗正运笔时的文人风骨，冯廷丞镌刻时的战战兢兢，都在石质的纹理上留下永恒的体温。
《北京城好石碑》愿作一把打开石上文明的钥匙，带您聆听这 些“石史官”的低语。它们不仅是帝都沧桑的见证者，更是参与文 明构建的叙述者。这些穿越千年的石头，正以独有的方式提醒着我们：文明的基因密码不仅存在于博物馆中，更流淌在街巷肌理与市井呼吸的共鸣里；城市的记忆图谱不囿于典籍册页的静态封存，更跃动在石刻纹路与现代凝视的时空对话中。且让我们翻开这部大地之书，在碑刻的丛林里，寻找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两根石柱解锁北京城的历史密码
在北京西南二环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位于辽、金时期宫城的中轴线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 蓟城纪念柱，柱上榜文写道：“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大致意思是说，这里乃北京城市发源地，起始于周朝，那时名字唤作蓟。如今，蓟城纪念柱已经成为北京建城之始的纪念性标志物。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1995年建造的蓟城纪念柱，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建造于 105 年的秦君神道石柱有异曲同工之处。蓟城纪念柱完美复刻了秦君神道石柱从柱础、柱身到石榜的整体造型和装饰细节，在榜文之上添加了阙顶，以回纹装饰将榜文与阙顶连接在一起。秦君神道石柱包括 柱础在内高度为2.52米，蓟城纪念柱高度为10米，几乎是将秦君神道石柱等比放大四倍，且别出心裁地将其成对的石柱变成了一座独立的纪念柱。这对相隔一千八百九十年的“孪生兄弟”，让近两千年时光在建筑语言中完成接棒。它们不仅镌刻着北京建城三千多年的历史密码，更暗藏着一个关于汉代墓葬文化的惊天秘密，引领人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汉、唐时期墓葬区内发现的北京城第一古石刻
北京市石景山区上庄村村西有座山，俗称老山，东距八宝山约200米。老山、八宝山一带位于北京市区的西部及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边缘与太行山余脉——西山山脉交会地带，老山之北为金代金口河故道，依山拥水，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宜居之地。这里是汉、唐时期的墓葬区，196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之西发现了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其墓志中有关蓟城方位的记载，为确定西晋蓟城城墙的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4 年6月3日及4日，在北京市石景山上庄村老山北坡约100米处，当地群众在采石过程中发现了石柱、石阙顶、石柱础。 6月8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开始做正式清理，又发现了石柱、石阙顶、石柱础等石构件。石柱、石柱础、石阙顶雕刻题材丰富、技法高超，既有人物，又有鸟兽，以及莲瓣纹、直棱纹、菱形纹、三角纹等纹饰，还有石刻铭文，这些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和生活，是汉代厚葬风俗的一个明证。
其中一圆石柱柱身通雕瓜棱纹，垂莲纹饰绕柱一周。柱首 部雕两只螭虎，螭虎以四足攀缘于石柱之上，头部有双角，肩部有双翼，尾部绕于柱后相交，其头部呈一百八十度向后回转状，极具动感。 东汉时期，石虎、石狮雕刻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其腰部与后胯的刻画上，肌肉感强烈，比例协调，生动自然。其中一方石柱正面刻一手持兵器的武士，其上端刻一只飞翔状的朱雀，武士及朱雀的左侧及顶部有锯齿纹框。此外，该石柱的左侧面雕刻有一飞龙。其中一石阙顶里侧有一个雕刻菱形的藻井，因为酷似柿子底部的萼片，被考古学家称作“柿蒂纹”。这种纹饰的藻井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东汉画像石墓中都有发现。
这批石刻中有六块有铭文，其中两块是刻在柱额上的“汉故幽 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十一字铭文，字迹清晰，苍劲有力，采用阳刻方式刻成，被书法界公认为汉代隶书的精品。石阙铭文字体在隶篆之间，以体势而论，“汉”“幽”“秦”“君”“之”这五字近篆 体，另外“故”“佐”“道”是隶书，其余三字则在二者之间，线 条瘦劲刚健，用笔以方折为主，圆转为辅，是由篆体向隶书过渡阶段的书体。其中“幽州”二字在北京地区石刻中首次出现。
一方石柱正面刻“永元十七年四月□令改元元兴元年□十月鲁 工巨宜造”，这对石刻断代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料。该石柱左侧面中间有以“乌还哺母”为题的铭文，用乌鸦的“反哺”来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孝心，铭文为墓阙及石柱确定建造年代和建造缘由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秦君神道石柱石刻为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 年）建造，是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遗存，为北京地区继新石器时期 石雕艺术品后的最早发现，是北京地区最早的石刻文物，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对，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文物考古界以及美术界十分重视的一组石刻文物。这组文物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两汉“享堂碑阙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大排场
中国人一直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风俗习惯，厚葬是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汉代堆土为坟的风气极为盛行，而且竞相高大：墓域上普遍设置神道和石刻群，包括石柱、石阙、石碑、石刻人物或动物像、石祠等；葬具豪华，随葬品多，食物、衣料、各种器皿及生产工具等等经常出现于汉墓中，为随葬专门制作的器物模型——明器逐渐增多，如井、磨、田地、船等模型及猪、狗、羊、 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陆续出现。至西汉时期，随着人类对灵魂的敬畏和“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传播，重视陵墓建设，建陵园、辟神道、设享堂、建祠庙，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石阙就是陵墓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之墓，共出土金器、银器、漆器、玉器、丝织品等遗物 10000 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江西 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更是极尽奢华，出土 10000 余件（套） 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失传一千八百年之久的《齐论语》在内的竹简 5200 余枚，金器 378 件，以及刘贺的玉印、编钟等。
阙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类型，一般由台基、阙身、屋 顶三部分组成。陵墓阙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中阙为道，是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修建墓阙一般以石料为主，往往会雕镂工丽。阙上常常勒题额，或标官氏，或兼标官职姓字，或兼记官氏名字，等等。东汉时盛行在墓域上修筑祠堂，多用石材建筑，东汉石祠现存有山东长清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和山东嘉祥县武氏石祠，内有大量雕刻画像。秦君墓前的表阙就是汉代幽州地区的墓 阙规制的通行做法。
“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奠基期，也是中国陵墓制度确立时期。秦汉时期，汉代厚葬之风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盛行的，至东汉时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愈演愈烈。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 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 西汉早、中期，只在帝王陵墓才能置阙。到了西汉晚期以及东汉设阙制度开始松弛，无论是达官显贵或是一介平民，只要财力允许，皆可置阙，所以阙的设置趋于繁盛，符号作用也更加明显，到东汉更是走向世俗化。这种墓前阙或墓内阙不但具有“天门”（即天国或仙界的入口）之意，还可配合其他相关图形表达墓主生前情况，以及死后想要进入天国继续过着在人世间自由自在生活的这一愿望。
据秦君神道石柱中的额篆记载，墓主秦君是东汉和帝时的一个主管官府文书的书佐，汉代从中央至郡县都设有书佐，书佐司职文书起草、缮写等书记事。当时建造这类神道石阙的费用是惊人的，据山东济宁嘉祥县武氏石阙铭记载，“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狮）子，直四万”。以此估算，秦君墓前的表阙，费钱至少在二十万。秦君墓这组石刻规模宏大、刻工精美，体现了当时的厚葬之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这位秦姓书佐的墓圹目前尚未发现，秦君神道石柱及墓阙残件应当只是墓主墓域众多建筑的一小部分，对这个墓主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发现和认识。墓主秦君的官职并不高，其后人秦仙为什么要营造这样一座远超过其家族身份地位的墓葬呢？
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汉朝选官制度的特色
先秦选官制度为世卿世禄制，秦朝则采用军功授爵制，到了两汉时期提倡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汉朝选官制度的特色。汉朝选官制度在参考孝悌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孝廉察举制度， 地方属吏进入朝廷一般要经过两种选举程序之一，公府辟召或孝廉察举。
孝廉察举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统一掌握的、 自下而上考察推荐的人才选拔方式，要求被推举者具有良好的道德 修养与起码的从政能力，东汉时期察举的科目由繁杂而简约化，孝廉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并一度增设考试环节，察举考试开始制度化。“孝”成为当时人们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孝廉察举以“孝”立科，汉惠帝、汉文帝时都曾大力奖励孝悌者，形成了“孝治为先”的社会风气。两汉实行三百多年的察举制度，为朝廷选出了许多人才。
因两汉时期盛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厚葬长辈是后人立身扬名的一种手段。秦仙之所以建造这样一座远超其家族身份地位的墓葬，既是表达对先人的孝敬与追思，也是当时人们借此博取名声、谋求仕途的一种常见做法。到了东汉后期，地方选举权为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出现了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和私相授受的弊端。汉儒的仁政德治、礼乐教化和君子治国等思想，所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那个社会的基本道义观念。在求者众多的情况下，士人们为争取到被察举的资格，势必不择手段，唯求浮华虚声。“废事生而荣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民间在竞相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为厚葬其亲而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
众多深受孝观念熏陶的文人或士大夫也反对厚葬之风，像无神论者王充、进步思想家王符等，都曾撰文痛斥厚葬之风的非礼和危害。随着东汉的崩溃，察举制也走到了末路。三国时期曹魏的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经两晋南北朝的演变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出现科举制度，直到清末，科举都是官员选拔的基本途径。后来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政治制度的一大贡献。
秦书佐的后人秦仙建造这么规模宏大的陵墓石刻，一方面可能是感念先人，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扬名立万，为自己的仕途铺路。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都曾经大力地表彰孝悌之人，秦仙到底有没有被举孝廉呢？他的人生之路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位秦姓书佐的墓圹目前尚未找到，看来只能期待以后北京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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