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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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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持续引发讨论、“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追问：人文学科究竟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社会功能？本书直面上述问题，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纵贯四十年，凝聚各学科代表性学者的智慧，系统梳理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十余个人文领域的发展脉络，既呈现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思考方向，也直面当代人文学科面临的新挑战，为读者构建起理解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脉络；不仅呈现了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史，更为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转型与突围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坐标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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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世界人文报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等国际组织委托，由国际人文中心和研究所联盟（CHCI）组织撰写，致力于对全球人文学科的现状进行全面审查与评估。其宗旨是：“人文学科对于理解社会至关重要。它揭示了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曾经想过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是人类成就和失败、人类想象力和抱负的档案；是个人寻求了解自己思想和信仰的资源，也是社区和社会不断寻求更大利益的资源。《世界人文报告》展示了人文学科对全球知识和社会的贡献，并为21世纪的人文学科提出建议。”
《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聚焦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涵括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美学与艺术史、语言学、通识教育、新闻传播、国学、数字人文等多个领域，由各学科的代表性学者主持完成。需要说明的是，与《世界人文报告》其他部分一样，本书反映的不是编者的思想，而是所有作者的思考；导论也不是对全部报告的提要和总结，而是钩稽线索，为不同地区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人文学科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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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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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涵盖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政治与社会理论等多个方面，主要著作包括《世纪的诞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短二十世纪》、《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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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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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哲学研究
第一节 中国哲学研究
第二节 西方哲学研究
历史研究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第三节 世界史研究
考古学与出土文献研究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研究
第二节 新出简帛文献与近30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的转进
文学研究 上 中国文学研究
第一节 古典文学研究
第二节 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第四节 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 下 外国文学研究
第一节 现代性之镜：英美文学研究的中国进程
第二节 英语文学研究
第三节 欧洲文学研究
第四节 俄国文学研究
第五节 亚非文学研究
第六节 拉美文学研究
语言学研究
第一节 现代汉语研究
第二节 汉语历史语法词汇研究
第三节 文字学研究
第四节 汉语方言研究
第五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美学与艺术史研究
第一节 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第二节 艺术史研究
人文领域的新潮流
第一节 新闻传播学的兴起
第二节 国学研究的兴起
第三节 高等研究的兴起
第四节 数字人文的兴起
通识教育与语言训练
第一节 普通话教育
第二节 民族区域的双语教育
第三节 外国通用语教育
第四节 外国非通用语教育
第五节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与问题
第十章 组织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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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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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汪晖
中国人文学科在学者和学生数量、研究体制和出版发表规模等方面位于全球人文学科体系的前列，但在学术分科上则与世界各国大同小异。本报告以现有人文学科及其分布为线索，从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其他关联领域的状况出发，勾勒过去 40年中国大陆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的发展和趋势。每一章节均由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独立完成，内容足够丰富，对其再做摘要式的概括似无必要。过去 40年，中国人文学术的专业化水平和精细化程度均大幅提高，很难笼统地对不同领域进行一般性概括。考虑到本报告的读者不仅包括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及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领导者，也包括关心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各国人士，这篇导论首先简要勾勒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传统和现代形成，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更为广阔的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和条件限制，本报告以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科状况为主要分析对象，未能对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做出专门分析。
科学分类学与文科的诞生
中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人文学术传统，但古典学术的分类原则与现代学科制度差别巨大，除了少数领域，早期的知识分类也很难被归纳为学科。中文的“人文”一词源自《周易·贲·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按照通常的解释，天文指自然变化的轨迹，而人文指人类文明礼仪的规律。在“天人合一”的古典语境中，天文与人文之间相互关联，并非截然分化或对立的关系。因此，在古典学问中，并不存在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严格区分开来的理论预设。“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是晚近历史的产物，只是在 20世纪，humanities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译关系才逐渐形成。在中国大陆，尽管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早已成形，但在很长时期内，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并无清晰分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三分法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语境中才最终稳定下来的。
自中国人文学科诞生之日起，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所有人文领域的研究始终存在着双重趋势，即学科及其规范的全球化（西方化）趋势与探索中国人文学术自主性的趋势。前者体现为学科分类、学术建制、理论与方法、术语和概念以及不断更新的学术潮流，后者体现为当代人文学术各领域重新探索自身的研究方法、概念、视野及其与古典传统的联系的潮流，以及国学、经学与某些宗教知识等为早期现代人文学术扬弃的范畴和学科的反复登场。在过去 40年中，这一双重趋势表现得越发明显：在学科建制上，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动员、大规模引进海外人才，以及在学术规范上与西方学术更趋一致，中国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全球化（美国化）愈演愈烈；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试图重新沟通古典和近代中国的学术传统，确立中国人文学科的文化本位。因此，简要地勾勒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诞生及其与古典学术传统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人文研究与人文教育是必要的。
如何解释现代人文学术与古典人文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人文学术诞生于现代欧洲知识分类谱系直接影响下的剧烈变迁，古典学问的分类原则与现代人文学术的分类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系统，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中国的古典学术分类与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学科分类有所不同，更多地带有目录学的性质。目录学家姚名达说，“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亦即事物分类和学术分类最终体现为典籍的分类。学术史专家左玉河沿着这一思路概括说：“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主体（人）和地域为标准，而不是以研究课题（对象）为主要标准；它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之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中国学术分科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人文学科中，非如近代西方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中。”这段引文将经学、小学置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已经是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三分法进行的重新归类。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类或典籍编目经历了若干变化，但大致可以以殷周时代的“六艺”、汉代的“七略”和隋唐时期逐渐成形并在清代《钦定四库全书》中完成的“四部”为线索。所谓殷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及其相关知识，而在春秋时代则代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周官之旧典”及其传习。秦汉时代，一方面书籍增多，另一方面旧典散佚、书缺简脱严重。汉代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先秦“六艺”之学发展为更细致的学术分类，即所谓“七略”：辑略、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术数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七略”明显上承“六艺”，其中“六经”与“诸子”构成中国知识系统之经纬，或曰“形上之道术”，而其他各类实则为实现形上之道的应用型知识，即所谓形下之“艺学”。
汉代以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渐形成。一般认为，西晋荀勖编纂的《新簿》是四部分类法之滥觞，《隋书·经籍志》之经、史、子、集及道、佛四部六大类为此后“四部之学”订立了框架和规范。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官修图书目录的集大成者，也是西学分科体系传入中国之前最为普遍的学术分类体系，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大类下又区分出六十六属，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分类系统。在所有这些分类中，经部小学类中的训诂、字书、韵书“可视为中国古代之文字学、音韵学和考据学等，固然是经部中最接近西方近代意义上之学术门类，但其他类目则与近代意义上之‘学科’还有相当距离”。从另一角度看，小学类并不只是独立的门类，也是贯穿整个经史之学的基本方法，多少与西方人文学传统中的语言学、语文学及历史编纂学等相仿佛，而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完全不同于现代人文学科的分类原则，其中每一大类几乎都包含可以归纳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自然之学等门类中的内容。
从清末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知识开始，人们便以这些知识及其分类方法反观中国的传统知识。既然中国经典学术以古代典籍及其分类为中心展开，那么，按照欧洲人文学的尺度，所有这些知识均可纳入人文学的范畴，从而也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是）按照现代人文学术的分类原则和方法论对之进行重新归纳，构筑出一个连续的、普遍适用的人文学谱系。荷兰学者任博德（Rens Bod）于 2010年出版了全球第一部以全球人文学为对象的著作——《人文学的历史》（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humaniora），“揭示出了人文学历史上的一条连续不断的路线——从古至今、遍地开花的对理论原则和经验模式的探寻”。作者没有理会不同社会在知识分类系统上的差异，也略过了被归纳在人文学科内的各种知识呈现自身的历史形态（如作为仪式、作为政治工具、作为伦理和道德实践、作为哲学或自然之学等），而完全按照现代（西方）人文学的学科系统，将各文化传统的相关知识纳入语言学、历史编纂学、语文学、音乐学、艺术理论、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等人文学科范畴，并在其中探寻在人文学科中被发展的方法原则和模式的历史。“我们将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正是从这样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视角出发，公元前 5世纪的《尚书》便与同一世纪出现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一同成为历史编纂学的成文史典范，而司马迁的《史记》及班固、班昭的《汉书》也与希腊 -罗马的历史编纂学一同被视为“使用了基于规则的方法”而产生的一门经验性学科。这种对古典知识中的普遍规则与方法的探索打破了现代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的一个神话，即历史学只是 19世纪的产物。
但这一方法论视野也是通过省略不同文化传统及其在礼仪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同作用而产生的。通过过滤不同知识传统的文化与政治内涵，不同地区的古典知识得以按照欧洲人文学的框架加以归纳。例如，由于古典的经验世界主要由文本组成，以手稿修复为基础的活动使语文学成为综合语法、修辞、历史、诗学等不同方法和知识的跨学科领域。任博德根据孟子的看法，将孔子视为第一位对古典文本进行修复，并开启了汉代以降源远流长的语文学传统的语文学家。在音乐学方面，作者越过《礼记》的礼乐内容而展开对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音乐形式分析，认为刘安的《淮南子》关于纯三度律的乐理研究“提供了对‘毕达哥拉斯音差’的完整分析”；基于同样的逻辑，《易经》、公孙龙、墨子等与希腊、印度的类似研究被归为一类，即逻辑学的中国学派；谢赫六法与罗马帝国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的幻觉主义、早期印度佛教绘画的理论专著《六支》都被列于人文学的分支逻辑学与艺术学序列；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作文技法与文学史的开创之作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狄奥尼索斯的作品，以及印度婆罗多牟尼的《戏剧学》构成开创文学及其历史的伟大作品序列。“他（指刘勰。——引者注）的著作可以与朗吉努斯的千年古典文学史相提并论，但在系统分类方面远远超越了朗吉努斯。”可以设想，在作者的普遍时间序列（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现代）中，中国历史上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纳入这一世界人文学的长廊，并在比较的视野下呈现出其丰富而独特的魅力。事实上，早在现代人文学科诞生之初，即 20世纪 20年代发生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已经将清代考据学方法视为具有科学因素的现代人文学的前奏了。
对于经典和史料的发现、修复、考证、阐释是所有文明的共有现象，“语言、音乐、艺术和文学对原则和模式的探寻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因此，按照现代人文学的基本分类，从比较人文学的角度概括全球各地的学术传统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考虑到作为学术机构的人文学科与作为智识活动的人文学之间的明显区分，在中国古代学制与现代学科之间探寻一种普遍方法和模式的努力更为困难。现代中国大学及其学科分布几乎完全来自现代西方的学术分类，其根据及运作机制与此前学制及其分科截然不同。如何在这一明显的断裂中解释现代学制对古代学校及考试制度的继承和吸纳？
开创现代教育体制的一代人也正是以不同方式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人，这一事实可以提示我们现代教育体制的全球化（西方化）与在大学体制中重建中国人文传统这一双重趋势的最初端倪。探索中国大学的古典渊源并非论证现代中国大学及其学科体制是古典体制的自然延续，毋宁说后者构成了现代学制形成中一个时而被批判和否定、时而被吸纳乃至标榜的传统。中国古典学制源远流长，十分复杂，这里只能简要归纳。首先是古代的太学。太学的名称源自周代，但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建制，始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有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武帝于长安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后又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设博士弟子50名；此后太学科目渐渐扩展至《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博士弟子人数亦随之增长，到汉成帝时已达约三千人，至王莽时期，新建了万间博士弟子学舍，东汉晚期太学生的规模增至三万人。太学主修科目为经学，逐渐扩展至其他领域。作为官学，太学的目的是为王朝培养人才，所修科目以经学为中心。人们经常将现代大学的批评和质疑精神与太学及其以经学为中心的体制相互比较，认为官学系统完全缺乏质疑和批判的知识传统，而忽略了太学内部的质疑和抵抗传统亦有久远历史。例如，西汉哀帝时期，为救因秉公执法获罪的司隶校尉鲍宣，千余太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号召下抗议请愿。宋代理学兴盛，对太学影响深远，太学生上书言事，卷入政治斗争，也是历来研究太学历史者不可忽略的课题。经学内部的质疑传统也是汉代以降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脉络，训诂、考证、音韵等专门领域正是在经学内部发展起来的方法论，明显为近代疑经传统更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内在于传统学术的前提。
其次是比太学更为久远的私学传统。就“无条件追问”而言，为现代人文学科提供更多养料的与其说是太学，毋宁说是私学和书院传统。所谓私学，即相对于官学而言、由私人办理的学校，其起源通常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老子、孔子、墨子等聚徒讲学，可以说是私学的创始者。其中，孔子私学影响最为深远。这一时期，周代礼乐崩坏，“士”阶层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学术思想上学派纷起，不同观点、学说之间的论辩和政治斗争此起彼伏，构成了先秦思想的独特景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但并未禁止私学。尽管这一时期私学亦以经学为主，但儒家以外各家幸赖私学的发达而得以保存。私学区别于太学的特点之一是“有教无类”，突破等级、地域、年龄、智愚的界限。平民子弟可入庙学，“教劝农桑”则是社学的内容。私学的教学形式包括源自稷下学宫的“期会”和书院的“讲会”制度，前者指定期辩论会，后者则是书院或精舍之间的学术辩论会。私学的内容包罗万象，除经学、文史、诗赋之外，亦含道玄、博物、律政等门类。即便在科举废除之后的现代，私学传统不但渗入现代大学制度，而且也对各地师范、农校、工校等教育实践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至唐代，佛教兴盛，门派众多，各寺庙也宛如学校。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便是一处学术中心，在其盛期，包括玄奘、义净等来自中土的僧人在内的上万名僧俗人众在此学习，“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他们在这里学习佛法，研究因明、声明、医学、天文历算、工巧学、农学等各类知识，同时也讲经说法，进行学术辩论，因此被追认为印度大学的发祥地。这一佛教学习、诠释和论辩的传统，与古典私学传统汇合，对宋代书院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初形成的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源远流长，成为后世书院之典范。
现代中国的大学既非直接起源于古代的太学，也非私学的直接传承者。作为现代改革运动，尤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现代大学在起点上并无建设人文学科的追求，毋宁说是为培养实用性人才而建立的、最终取代科举制度的教育体制。在 1905年晚清朝廷正式废止科举之前，这一制度已经存在了 1300年。这是一项考试制度，但在漫长的时代里，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均与这一制度有着复杂的联系。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于隋朝，成形于唐朝，成熟于宋朝，鼎盛于明清两朝，最终在欧美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击之下衰落。科举制度打破了世袭、举荐、九品官人法等贵族制的选才制度，其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方式为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所推崇。在历史上，这一制度也的确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众多人才。但也正因为这是以选官为目的的考试制度，许多学术思想在官学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活力，晚清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理学和八股文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
然而，在西方冲击之下产生的新的教育制度并非启蒙思想的产物，而是起源于对现代军事技术的需求。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公认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始建于1895年10月的北洋大学。该校由光绪皇帝御批、盛宣怀创办，初名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后几经沿革。北洋大学堂模仿美国大学建立，包含头等学堂即学制四年的本科教育和二等学堂即大学预科两个部分；但从1917年起，停办法科，完全以工科为主。如果不纠结于哪所大学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而观察新学制的产生及其对科举制度的蚕食和破坏而言，1881年 8月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成立、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任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已经预示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端。北洋水师学堂是海军学校，1894年甲午海战中的不少牺牲者出身于此。正因为有明确的军事目的，学校除每周六小时与礼拜日学习中文经籍之外，先学习英文，后以英文学习技术与军事课程，包括地理、代数、几何、水文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使用等。以救亡图存为动力而形成的现代教育制度，以及以军事、科技和工程等为核心的“西学”内容，对于理解此后中国人文学的诞生有重要的启示：与欧洲现代人文主义孕育于宗教知识内部，并通过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而确立自身不同，中国人文学科的诞生是在与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西学”及其文明观的张力、对抗和协调中产生的。
诞生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秉承“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宗旨，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并且一再提醒，不可忽视中学，否则“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也不应只学习西方语言，必须进入西学本身，西方语言只是“西学发凡”。大学堂至1910年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明令取消经学科，并于次年颁布大学分科，以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为基本学科分类，即所谓“七科之学”。七科分类中并无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大类归纳，但所谓文科包括哲学门、文学门、历史学门三大类，每一类又含括不同人文学科目，与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基本一致；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每门下面又设若干科目，大致与当代社会科学及其分科方式一致；商科涉及领域与当代商学院也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新分类中，经科列于七科之首，并不属于文科的范畴。这也意味着在晚清时期，经学和经科依然具有神圣地位，而不能按照其文类纳入其他知识系统，如《诗经》不隶属文学门，《周礼》不归于法律学或政治学门，《左传》不在历史学门内。经科的彻底衰落是在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及其价值观占据支配地位之后。“七科之学”的分科原则对于作为建制的人文学科的形成影响深远。例如清华大学1929年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1932年成立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与稍早时期将心理学问题置于人的主观领域的讨论不同，这一时期，心理学系与物理学系、化学系、算学系、地学系、生物学系等一道被纳入理学院。与从“六艺”到“七略”、从“七略”到“四部”的演变不同，“七科之学”并非“四部之学”发展变化的产物，而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分类原则建立起来的学制，尽管在七科分类法中，“四部之学”的各种内容被重新划分，纳入全新的分类系统，但这两个分类系统之间并无衍生性关系。在“四部之学”中，文、史的概念都不是学科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与现代人文学科内的文学、历史学并不相同；哲学不仅是新的学科，也是新的词语，与此后被纳入其中的道学、理学、心学等概念并没有历史联系。中国人文学在建制、内容和方法上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一并取消了古典的知识分类原则，进而将从属于古典分类系统的典籍及相关研究纳入全新的学科分类系统。对中国古典知识传统及其现代意义的持续叩问也由此成为中国人文学科无法回避的课题。
现代中国的大学是救亡图存的产物，军事、工业与政治是大学诞生的主要动力。尽管大学体制源自欧洲大学及其近代变革，但我们很难从欧洲神学内部“无条件追问”（启蒙）的传统追溯现代中国大学的诞生。或许，我们可以将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与欧洲启蒙的“无条件追问”加以类比，两者都触及了古典宇宙观、价值取向和知识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最初动力同样产生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怀，而不是对上帝知识的质询。另外，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不但继承了经学研究内部源远流长的“疑经”传统，而且在科学观念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彻底脱离经学传统，就内涵而言，有着不同于欧洲世俗化的历史脉络。教育制度的巨变和新型学术研究体制（如 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人文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现代人文学术的目的、方法和传播方式奠定了截然不同于经学时代的条件。如今，人文学术的分类、科目、主题和方法早已包罗万象，其动力和目标也难以一概而论，但在其开端，现代中国大学与人文学科的诞生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所追问的问题无不源于对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西方为什么繁荣富强、中西文明差异何在的持续追究。现代大学的诞生不但与科学技术紧密关联，而且其学科的形成也与“科学”的观念密不可分，所谓“七科之学”其实源自科学的分类法则。
中国古代史研究
侯旭东
历史资料的发现、公布与整理，社会生活现实的不断变化，加上西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刺激，推动了近 3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概括而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基于“五种社会形态论”的宏观历史解释基本淡出历史研究，新的宏观解释尚在艰难探索之中。20世纪 80年代，多线的历史发展认识产生，并逐渐为众多中国史研究者所接受；“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学术史得到认真梳理，马克思晚年通信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限于西欧的认识，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尽管赞成旧说者依然不少，但这些观点均动摇了以往被视为定论的理论，解放了思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 20世纪 90年代基本结束，不再受到学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问题，亦随之无人问津。这一讨论中，以 1979年黄现璠的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为最早，此文随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以及沈长云、晁福林等学者的支持，在上古史领域产生了“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形成中国的“无奴学派”，影响颇大。 2006年冯天瑜出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对中国传世文献中“封建”的含义及使用“封建社会”翻译“feudalism”的来龙去脉与存在问题，乃至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均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是书出版又一度激起讨论，实际加速了“封建社会”这一说法在史学中的消失。1999年全部出齐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该书重新使用“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等词语区分不同时代，回到了 20世纪初中国史刚出现时的用法。目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很多概念在史学论著中已很少使用，只是依然见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上述变化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寻求自主性、本土化的动向形成呼应。尽管新资料不断涌现，吸引了相当多学者的注意，宏观问题受到冷落，但依然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索新的理论解释。2010年 5月，《文史哲》杂志社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开设专栏讨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基调也是反对过往有关封建社会的主流叙事。2011年，《史学月刊》第 3期组织“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试图从方法论入手探索社会形态研究的突破口，其中很多文章都注意到政治权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回应了张光直 1983年的看法。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基于考古资料，也出现了不少新研究，均注意到祭祀（礼制）、战争在中国国家产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中国古代发展道路的研究，至今依然吸引着一些学者的关注，不时会提出新见，但因学界兴趣转移，很少引起讨论。
此外，基于 20世纪初传入的进化论而流行的寻求变化的思考方式，促成历史研究中产生各种朝代变革论，分期论亦与此有关。近来，一个新的动向则是有学者开始在“变”之外转而关注“常”，关注历史不同朝代在机制上的反复与循环，以及如何在“常”中出现“变”。这种视角与 80年代出现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形成呼应，难免会引发对这种认识等同于停滞论的担心。
宏观问题上形成新的统一看法，已无可能。不过，具体研究的喷涌而出，却并没有自然产生丰富的理论，还需要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思考。其中，西方近代学术形成的诸多理论、视角与具体论断，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西方历史也内在地嵌入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突破其间的界限是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解释的前提之一。
传统的宏大问题研究的边缘化，为具体问题以及新的理论思考腾出了空间，同时具体研究的勃兴也引发对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张力，为史学研究发展注入了动力。
在具体研究领域，一个颇为明显的趋向是随着资料的不断整理与发掘，研究对象开始转向精英之外的普通百姓，进而研究亦开始跳脱延续数千年的朝廷立场与自上而下的观察，出现更多元的视角，如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从周边看中国以及内亚视角等。处理资料的方式亦不限于以传世文献为中心，而是利用新出资料补充或论证原先经由传世文献获得的结论，新资料本身的独特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挖掘与展示。1992年，建立在新出资料基础上，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激起了古史学界热烈讨论，亦激发了重新认识传世文献及其中所记载的古史的热情，在诸多领域产生了改变既有局部认识的新成果。不少学者意识到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历史解释体系与论断的局限性，开始从具体朝代入手，探索提炼新的认识，学术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
以往缺乏通贯研究的领域，通过学界长期的努力与携手合作，产生了系统性论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 2003年完成了从中华远古史到清史的断代史系列的出版，其中有些是 20世纪 70年代或 80年代著作的再版，有些则是全新的著作（如胡厚宣、胡振宇的《殷商史》与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等）或旧著的修订（如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尽管有后续新作，这些著作依然有长久价值。此外，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从先秦下至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夏朝到清末，20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夏商至清代，10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5，尚未全部出版）、由原先单独出版的断代经济史构成的《中国经济通史》（先秦至清，9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夏朝至 1949年，法律出版社，1999）、陈高华主编《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至民国，12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012）、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从先秦到 1953年，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先秦至民国，5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至近代，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至民国，1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政治史与制度史在 20世纪初一度陷入低谷，1949年之后，因阶级斗争学说的流行，帝王将相研究已很少受到关注，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体现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动力的农民战争上。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的真正复兴是在 80年代，但很快就遭遇了社会史的兴起，只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等少数机构占据主流，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社会史在唱主角。田余庆的中古政治史研究将过去以阶级为单位的分析方式转化为考察皇帝与家族之间的关系，通过仔细的史料考订、辨析，揭示东晋一朝历史演进的线索，提供了政治史研究的榜样，吸引不少年轻学者效仿和推进，也产生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论著。祝总斌对隋以前宰相制度的研究，结合了政治过程，而不是空洞地就制度论制度，可谓“活的制度史”的先声。阎步克则从具体制度的变迁入手，借助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思考，不仅具体揭示了秦汉时期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变化，也通过一系列分析概念，对整个王朝时期官阶制度演变提供了系统解释，将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从局部升华到整体层面，进而提出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并立的制度史观。邓小南则倡导“活的制度史”，强调过程、关系与行为的结合，关注制度规定与实践之间的复杂性，具体研究则从宋代文书制度与信息沟通展开，在她的带动下，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基于不尽相同的思考和资料背景，其他领域亦产生类似倾向的研究；法制史则因出土秦汉律令简牍与新发现资料（如浙江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刺激，有长足发展。关于上述研究的反思已出现，也出现了将政治史与制度史置于 20世纪新史学脉络下的思考与走出这一框架的新尝试。比如，近年兴起的关于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视为弥补上述思路中忽视的时人观念、认识的一种尝试。
过去 30年中波及范围最广的变化当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这是 20世纪社会史研究第二次兴起，上一次是在 20—30年代。这次再兴源于对既往史学研究的反思以及二战以来西方新史学的刺激，研究者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先后组织了 17次年会及诸多专题会议，出版了大量论著。社会史研究开辟了诸多新课题，带动研究对象从国家扩展到村落、城市、婚姻与家庭、宗族、结社、宗教信仰、礼俗、日常生活、医疗等，催生了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区域史、医疗史等研究方向，将学者从过去狭窄的问题域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扩大了史学关注的范围。这一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史内涵与研究对象、方法的反复讨论，在研究领域扩张之外，还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历史人类学以“走进历史现场”为目标，希望重写中国史，在具体的区域研究中努力践行这一追求，对南方不少区域展开了深入分析，并扩展到江南、华中、华北与西北地区。尽管也有区域史会消解中国史的担心，但这种视角的提出及其实践将史学研究带入多元化的时代，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史学研究形成有益的对话，构建良性的发展机制。社会史研究更是吸引了诸多年轻学者的目光。
相对于社会史的复兴，经济史则渐遭冷遇。80年代以前备受关注的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为社会形态问题淡出视野而逐渐被边缘化。在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之下，加之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刺激，市场、技术、人口与环境、区域经济开始备受关注，各地不断发现的碑刻、契约文书、账单等也刺激了诸多微观研究，形成众多局部热点，如徽学、水利社会、江南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白银流入的影响等；与经济史相关的财政问题，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从借助汉简开展汉代研究，到很多唐宋明清相关成果的积累，也不乏借用西方财政国家概念分析宋代历史的著作。总体而言，经济史方面发掘的新资料不少，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渐广，集中于局部问题的微观分析颇多。但新角度与新问题并不多，发展乏力，主要仍在西方学术所设定的问题与框架内，将经济视为独立的领域，围绕市场来思考，忽略了中国古代的特点，发现的结论往往是西方经济发展的中国版，尚未跳出西方近代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分立的思考方式。迄今能够立足本土观念与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的成果并不多。刘志伟所概括的“贡赋经济”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20世纪初因应西方民族主义出现的关注种族或民族的思路演变为民族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与分支。80年代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是调和历史与现实的集大成。最近 30年，民族史研究引入了西方族群概念，对“民族”概念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也有了新的认识，突破了简单的汉化与融合论以及过度强调种族差别、起源的分析方式，开始重视古人对人群的分类与建构（认同）。有学者提出从政治体角度观察古代民族，拓宽了研究思路。21世纪初，学者参考阿尔泰学与内亚研究的成果，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内亚因素，并提炼出内亚视角，形成了与美国“新清史”之间的呼应，尽管对于后者，中国学者反对的声音颇大，但这种跳出汉族中心的观察角度开阔了视野，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20世纪初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而遭到否定的礼制研究与经学，最近 30年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甚至成为热点。不仅出现了陈戍国《中国礼制史》（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01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导夫先路，还有吴丽娱主编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更有众多专题性研究，从商周时期的祭祖礼到清代祭祀与礼制。以往关涉不多的中古史礼制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从文本重构到礼典实施以及礼制对民间的影响，均有重要推进。还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等，吸引了史学研究之外的学者的积极参与，加入了比较与社会科学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
经学研究亦开始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近代脉络中跳出，在力图返回原典与语境的脉络下，通过同情式了解重新加以认识。通论性的著作之外，也产生了众多专题性研究，从经典及历代注疏到今天已被遗忘的经学家、各代经学论述等，还出现了《中国经学》《经学文献研究集刊》《新经学》等专门性刊物。以经学问题作为论文题目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当多。
史料批评与历史书写研究的兴起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21世纪初，受到日本学界“史料批评”研究的启发，一些研究中古史的青年学者开始尝试进行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分析史书的结构安排、其中的模式化书写，讨论其产生的背景，不再将史书视为透明的史料，而是注意到作者、文本、书写传统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这种思考延伸到对石刻、图像乃至文学史的分析中，深化了对文本（史料）产生过程及其多方力量交织带来的主观性的认识。这一思路亦扩展到从先秦到明清史学的各领域，为更为恰切地把握各类文本提供了启示。这一动向的渊源可以上溯到 20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运动”，近则与后现代主义的追求形成呼应，如何进一步发展亦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概言之，过去 30年的中国古代史，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可以说树木的面貌日益清晰，对总体森林的认识走出了僵化的理解，开始了新的探索。因探索者本身多未能深入思考 20世纪史学的得与失，突出中国自身主体性的愿望虽日益凸显，但具体达成的路径并不清晰，或是返归经学传统，或是在不断引入的西方学术资源刺激下发掘新问题，消费古人或消费西人。恐怕只有研究者更充分地认识自身的处境，包括彻底反思既有分类架构与研究思路、基本概念的来历，系统了解西方理论的历史根基与地方性，打通古今中西，突破领域与学科的边界，不拘一家，在贴切地理解古人言行的前提下开展多元研究，才有可能在对话与磨砺中创造出有生命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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