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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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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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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回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律师为何需要追求正义，如何追求正义。突破传统国家主义与职业主义理论诉诸身份伦理的局限，以契约理论重构律师职业伦理，建立“原初-主-子”三级契约论证模型：原初契约以社会公平原则阐明律师职业公共责任的实质；主契约界定律师为“国家-社会”法治互动的中介协调者；子契约则具体构建律师正义践行的双向实现路径，实现正义承诺的具体化。基于此，提出中国特色律所制度改革的路径，为司法改革中的律师功能重塑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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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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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超，法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本科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后于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博连读，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司法伦理、数字法学。在《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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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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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司法产品的质检员（代序）
引 言
一、律师正义的想象性
二、律师正义想象的认知基础
三、律师正义想象的失落
四、本书可能的贡献与论证的结构
第一章 律师职业公共性的有无之争
第一节 律师职业无公共性观点的弊端
一、法律角色道德论的弊端
二、法律商业主义观点的弊端
第二节 无公共性律师实践对法治的背离
一、实证主义法治观和理想主义法治观
二、技术主义执业对实证主义法治观的背离
三、工具主义理念对理想主义法治观的背离
第三节 律师职业公共性与法治的契合性
一、理想公共性：权利理念与法治目标的契合性
二、功能公共性：媒介作用与法治路径的契合性
三、性情公共性：审慎性格与法治文化的契合性
第四节 律师职业公共性的三种论证路径及其逻辑关系
一、国家主义、职业主义与契约主义的论证路径
二、三种论证路径的内部逻辑关系
第二章 国家主义与职业主义的证伪
第一节 国家主义论证路径的证伪
一、国家主义公共性形态的形成
二、市场化冲击下国家主义公共性的实践危机
三、国家主义公共性与现代律师职业的理论矛盾
第二节 职业主义论证路径的证伪
一、职业主义公共性形态的类型
二、职业主义公共性的本土化难题
三、职业主义公共性的固有缺陷
第三章 契约主义的证成
第一节 契约主义对律师职业公共性的论证
一、契约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古典契约理论的检讨
二、契约主义的第二种形式：现代契约理论的重释
第二节 契约主义相对于国家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优势
一、国家主义和职业主义失败的根源
二、契约主义论证路径的相对优势
第三节 契约主义的本土适应性
一、我国律师职业垄断地位的逐渐确立
二、我国律师职业自治地位的逐渐形成
第四章 法律原则层面上契约主义对律师职业的重构
第一节 作为司法原则的律师帮助权
一、一个制度史考察
二、司法原则定位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司法原则与基本权利的异质性
一、权利来源的异质性
二、帮助模式的异质性
三、双边关系的异质性
第三节 从司法原则走向基本权利的路径
一、法学教育的转型
二、职业伦理的构建
三、实质辩护标准的确立
第五章 法律规则层面上契约主义对律师职业的重构
第一节 律师职业组织法律定位的重构
一、历史之困：“建构型律师组织”的先天不足
二、现实之弊：“自律组织”定位的后天畸形
三、制度修正：“自治组织”定位的优越性
第二节 律师职业性质法律定位的重构
一、我国律师性质的历史演进
二、现行“市场本位主义”定性的困境
三、我国律师行业应属自由职业
四、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意义
第六章 法律实践层面上契约主义对律师职业的重构
第一节 《法律援助条例》阐发的政府主导型法律援助模式
一、国家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而非慈善行为的义务化
二、源于政府设置而非基本权利
三、排他性责任模式而非兼容性责任模式
第二节 政府主导型法律援助模式的弊害
一、低效的社会控制模式
二、被动的法律援助理念
三、有限的法律援助实效
第三节 《法律援助法》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
一、政府责任向国家责任的转变
二、律师职业主体性定位的确立
三、社会激励机制的建构
结 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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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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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司法产品的质检员
（代序）
律师的主要工作，简单来理解，就是以其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其运用法律专业知识的能力，为当事人求索司法正义。也正因此，律师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正义的化身。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因为与国家权力展开博弈，更是容易被普罗大众赋予英雄般的正义形象。但是，自从市场经济时代以来，律师的正义形象就受到了质疑。在普罗大众看来，律师工作的基本模式无非就是“拿钱办事”。这种看似刻薄的说法，将罩在律师头上的神圣面纱揭了个干净，而使律师从神坛跌入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芸芸众生中。在这种世俗观念的冲击下，律师头上的正义光环开始褪色，律师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伦理危机。
蒋超老师即将出版的新书《律师何以寻求正义》（以下简称“蒋书”），直面律师职业遭遇的这一伦理危机，以契约主义为理论依据，分别从“原初契约”“主契约”“子契约”三个层次论证了律师与正义的关系。在“原初契约”层面，作者重新诠释了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公平原则，提出律师正义内生于其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双向交换过程中，律师职业的正当性不仅源于国家授权或职业传统，更基于其与公民社会缔结的隐性契约，即社会允许律师垄断法律技艺并获取专业报酬，律师则承诺以“技艺理性”维护法律系统的正义输出。这种互惠性契约关系，将律师从“国家代理人”或“市场逐利者”的二元对立中解放了出来，成为法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正义调节器”。在“主契约”层面，作者借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论证了律师职业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中开辟“第三空间”：一方面以个案代理制衡公权恣意，另一方面以公益诉讼激活公民参与，最终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的涓滴效应。在“子契约”层面，作者提出了互惠性的正义践行逻辑，并在这一基础上揭示了律师在法律援助、法庭伦理、法治倡导等具体实践中所蕴含的契约义务，即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微观正义），到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中观正义），再到推动社会公平（宏观正义）。正是通过上述三层次的契约履行，律师职业实现了正义命题从抽象价值到具象行动的逻辑闭环。
蒋书关于“契约主义三层论证框架”的推理颇有新意，它成功地解释清楚了，在市场经济时代，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律师职业与正义的关系。借用“原初契约”，蒋书很好地证明了律师职业来源的正当性以及垄断的正当性，这是蒋书提出的“原初契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不过，在我看来，蒋书所说的“原初契约”，在揭示律师与社会之间所隐性存在的利益交换关系的同时，也恰恰否定了律师天然具有正义性的传统说教，并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普罗大众的“拿钱办事”的世俗观点。坦诚地说，追求经济利益的确是律师执业的目的，至少是目的之一；至于正义，那只是律师通过执业所产生的结果，即如果律师的工作很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也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司法正义。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我们也可以依样画葫芦来类比律师，“我们期望的司法正义并非来自律师对于正义的追求，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律师的工作，按照蒋书的说法，可以看作法治机器中的“质检员”——他们通过证据筛选、程序监督确保司法产品的“合格出厂”。律师的“质检”工作可与房屋验房师一比。验房师受当事人的委托，以国家颁布的房屋质量要求作为标准，检查房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律师的工作也是这样，律师受当事人的委托，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作为标准，检验司法产品是否存在瑕疵。在这一意义上，普罗大众所说的“拿钱办事”，其实也就可以解读为，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对司法产品进行质检。
将律师的工作看作质检员，并不会贬损律师的职业形象；相反，由于它清晰地揭示了律师职业与正义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反倒对律师的正义形象起到了更好的维护作用。具体来说，律师对于司法产品的成功质检，就是对于可能发生的司法不正义现象的成功阻却。律师的每一次质检就是每一个个案正义的实现；而随着一个个的个案正义的不断累积，社会正义也就得到了普遍的增进。结论是，律师职业的正义性虽然并不是天然就具备，但却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司法实践使正义得以实现，这既是律师职业正义性的所在，也是蒋书提出的“主契约”以及“子契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毋庸置疑，将律师的工作定位为受当事人委托而对司法产品进行质检，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律师职业的神圣性产生“祛魅”的效果，因为它将律师现实的伦理法则凸显了出来，即律师在现实生活中奉行的是“市场伦理”而不是“正义伦理”。不过，令人放心的是，律师的“市场伦理”与“正义伦理”并不冲突，相反，两者还相互促进。律师的“市场伦理”与“正义伦理”的关系是：“市场伦理”有助于“正义伦理”的提升，而“正义伦理”的实现反过来也有助于“市场伦理”的遵守。正因此，蒋书的论述在对律师形象“祛魅”的同时，也为律师的正义性注入了“地气”而使之更有说服力。
特别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上述我关于律师职业正义的看法未必正确，而对于蒋书的理解也未必完全到位，权当抛砖引玉。如果能引起更多学人一起商讨，则乐莫大焉；这也应该是蒋书的初衷，至少是其初衷之一。
蒋超是我所带的众多学生中唯一的一名硕博连读的学生。从博士论文选题起，蒋超同学就将律师职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在该领域一直默默耕耘并有所成，其即将出版的大作《律师何以寻求正义》就是其所成的证明之一。作为老师，学生的成就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故在其大作出版之际，本人当慨然应许，乐以为之作序。
周安平
2025年5月10日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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