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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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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挖家文化与共同体思想在企业治理中的创新转化机理，通过深度剖析乔家字号、李锦记等典型案例，系统构建以义利并重为内核的共同体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发展提供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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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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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新商业文明价值创造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掘中国家文化与共同体思想在古今企业治理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机理。通过对晋商乔家字号、李锦记、固锝、天元、方太、泰威等中国企业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剖析，构建以中国家文化为思想根基、以义利并重为核心价值的新时代共同体式治理体系，以期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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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企业儒学与中国管理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与教育工作。曾任海尔集团海尔模式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式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管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等期刊评审专家。
李文昊，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与企业儒学领域的研究。在《经济管理》《清华管理评论》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编《中国管理学》《管理哲学》等多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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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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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 1
一、VUCA 时代传统商业文明的价值评判与问题审视 4
二、新商业文明：从经济利润到价值创造 5
三、儒家伦理：新商业文明的价值内核和意义给赋 11
四、儒商型企业：新商业文明下企业的经营模式与组织典范 15
五、范例：海尔商业生态系统与儒商型企业的经营观 20
六、结语 26
第二章 家文化、家庭式组织与共同体式治理 27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企业治理创新逻辑 30
二、家文化在现代企业中的延伸及时代价值 32
三、组织重塑：家庭式组织与企业共同体 40
四、追求善治：共同体式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理论框架 49
第三章 乔家字号：义利并重与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
第四章 李锦记：儒家伦理与市场理性耦合的家族治理
第五章 固锝：基于家文化的至善治理
第六章 天元：仁义文化与以孝治企
第七章 方太：以道御术的幸福治理
第八章 泰威：共同富裕的和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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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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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什么是卓越的企业？或者说，如何界定企业的价值？这是一个关乎企业本质与管理性质，乃至终极追求的元管理哲学问题。人们往往从产值、营收、利润等财务指标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优秀，但这仅仅是企业价值的一个维度。“企业即人，人即企业”，如同我们不能根据财富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一样，企业在追求经济价值之外，是否应该、能否追求自由、愉悦与幸福等精神与情感价值呢？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认为，伟大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要满足并创造顾客需求，而且是一个社会组织，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导人向善，促进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这就从“人”与“人类”的维度，深刻且全面地界定了企业的本质与管理的目的。事实上，企业作为人为的创造物，在创立之初就承载了许多人类的美好期望，这些期望包含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目的，企业存在的依据以及经营好坏的标准，都应回归到“人性”上来。
在中国，有这样一类企业家，他们将企业视为修行的道场，并不刻意追求经济规模和财务指标，而是在适度规模下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幸福企业。经过多年观察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现象：这些企业家大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无穷的经营智慧，秉持以人为本、以企为家的理念，践行义利并重的儒家商业伦理，自觉探索出了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经典企业理论与管理思想的局限，具体而微地于企业管理领域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始终闪耀着智慧之光，也对当下中国发展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蕴含着解决西方现代化弊端，进而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共同作用和综合创造的伟大力量，为新时代新商业文明构建与中国企业治理范式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思想资源。
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商业文明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也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企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新商业文明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商业文明，在以人为本、个体激活、价值共创等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存在内在契合。在新商业文明中，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和市场逻辑已经无法适配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于和合共生理念的价值创造逐渐成为商业逻辑的核心，企业发展愈发依赖内部个体的创新能力，以及与外部用户、社区等主体的多方互联和共创共享。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塑造员工个体的幸福感、意义感、价值感，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需要参与构建联结个体、企业、用户、社区等主体的价值网络，实现个体价值、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与互惠共生。
以义利并重为特质的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主张将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贯穿于经营管理和商业行为之中。它既是中国式企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建道德伦理精神以将价值创造作为商业文明核心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商业激发活力与企业持续成长的根本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以义制利、思利及人、和合共生等共同体思想，为新商业文明中的企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逻辑，在新商业文明中继承、发展、创新以共同体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企业治理创新奠定文化根基、提供思想源泉。
中国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基于义利并重的商业逻辑和共同体思想实现中国企业治理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家文化在个体成长、组织发展、社会繁荣等方面凝结并体现了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并彰显了义利并重的组织治理逻辑。中国家文化强调道德成长在个体价值上的重要性，强调在多种复杂职能交织的组织中构建组织共同体。同时，在个体道德成长、组织共同体、家国一体等治理观中，中国家文化通过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逻辑，将个体价值与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等联系起来，进而将价值创造的多元主体紧密联结起来，展现出兼顾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与社会繁荣、生态良好的义利并重的治理逻辑。因此，中国家文化与新商业文明具有内在契合性，是基于义利并重的核心商业逻辑和共同体思想实现企业治理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
新时代商业文明的重塑有其特定的技术、制度与实践背景，中国传统家文化需要在新的商业实践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基于共同体思想构建中国式企业治理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企业的治理需求，吸收融合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的先进制度以及中国现代企业治理实践积累的先进经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本方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因此，实现中国企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既需要充分继承家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又需要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守正创新精神，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企业治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基于中国家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治理，应充分研究共同体思想在现代企业治理实践中转化的内在机理、逻辑关系与历史经验。明清时期的晋商乔家字号，以儒家共同体思想为社会价值观基础，以儒家义利观为商业伦理，通过人员选聘阶段的价值筛选构建组织文化共同体，通过培训与晋升阶段的制度耦合构建社会身份共同体，通过激励阶段具有长期导向的身股激励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形成兼顾高度社会嵌入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体系。在此过程中，乔家字号拓展了股权激励的情感、伦理维度，对于矫正过度强调物质报酬和财务指标的制度设计规则，避免现代股权激励产生的短期主义、道德风险等委托代理问题，在企业治理过程中降低监督成本、提高效率并实现激励的长期导向，进而塑造共同体式身股激励模式，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代企业实践证明，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与家文化完全能够与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商业理念有机结合，在治理过程与机制方面实现创造性转化进而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式治理模式。与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主导的西方现代企业过度追逐财务指标与刚性约束不同，以香港李锦记、苏州固锝、阳泉天元、宁波方太、东莞泰威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儒商企业，秉持仁义至上、思利及人、修己安人、以道御术、天地人和等儒家商业伦理与价值创造逻辑，在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商业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打造幸福企业的中国治理模式。与西方企业治理模式相比，该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义利并重、以义生利，核心特质是家庭式组织与共同体式治理。
李锦记将强调侧重情感与伦理的家族主义和强调市场理性的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清晰界定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的关系，通过家族委员会、“家族宪法”等制度设计强化组织理性，同时兼顾儒家伦理在企业治理中的文化凝聚与资源整合优势，依靠家族的团结和睦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书写了“家和万事兴”的治理佳话。李锦记还基于“思利及人”的文化价值观，发展出“自动波”领导机制。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与人员管理中，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营理念相结合，融通家族主义与经理主义，探索出具有双重治理逻辑的共同体式治理机制。
固锝以中国家文化为核心，探索发展出以“内求、利他”的企业家训和“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的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家文化价值观体系，构建了和谐耦合工作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关系治理机制，以及包含人文关怀、人文教育、绿色环保、健康促进、慈善公益、志工拓展、人文记录、敦伦尽分八大模块的治理实践体系，打造出企业共同体至善治理的完整体系。
天元基于作为中国家文化核心的孝道文化，发展出包括“四用”“五看”“六法则”“八心”“十修在当下”和关爱员工“四代（袋）”等内容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形成了将“孝”“悌”“敬”“忠”等孝道美德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以领导者践行孝道、标准化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的核心治理框架；建立了包括企业内部传承和外部传承的文化传承机制，打造出企业共同体孝道治理的完整体系。
方太基于中国家文化衍生的幸福文化，发展出由员工个体幸福、企业整体幸福、外部利益相关者幸福构成的企业共同体幸福治理体系。
泰威基于中国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融合的共同富裕观，践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利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探索出了以“51，25，24”的“天地人和”股权方案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导向，由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和落实全面普遍富裕三个维度构成的和谐治理模式。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通过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现代商业文明的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可以为中国式企业治理创新提供新的价值创造逻辑与路径。对此，中国明清时期的晋商乔家字号，以及当代的李锦记、固锝、天元、方太、泰威等儒商型企业，都在企业治理机制创新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从中，我们大体可以厘清和梳理出基于义利并重的中国企业治理新范式的基本框架。
本书立足新商业文明的价值创造规律，发掘中国家文化与共同体思想在古今企业治理实践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机理。通过对晋商乔家字号、李锦记、固锝、天元、方太、泰威等中国企业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分析，构建以中国家文化为思想基础、以义利并重为核心价值的新时代共同体式治理体系，以期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叙述的是探索性过程，而非确定性结果。在我们熟知的“股东至上”（资本主义物本管理）、“唯利是图”（理性计算导向的纯粹经济激励）的西方治理范式框架之外，还有一个“人民至上”（社会主义人本管理）、“以义制利”（以伦理节制资本，兼顾情感价值与经济激励）的企业治理模式值得关注。或许这些追求善治的企业家的探索带有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值得期许的是，他们为这个不断物化和内卷的“单向度”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愿景和一股更加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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