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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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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数字化时代政治传播，含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多元视角与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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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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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是国内唯一一本以政治传播为主题的学术辑刊，旨在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搭建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学科化发展。本辑以“数字化时代的政治传播”为主题，立足“第六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策划同主题笔谈，汇集来自学界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原创论文主题涵盖政治信任、政党话语、国家形象、媒介治理、人工智能等前沿议题，力图从不同维度探讨数字化进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深刻影响。本辑延续开放、多元的学术风格，致力于为数字化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知识体系建设贡献新视角与新思路，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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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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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出版《新政治传播学》《政治传播活动论》等著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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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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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数字化时代的政治传播
数字化时代的政治传播变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佟德志 朱春阳 郭小安?马得勇
数字化时代国际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严文斌 陆小华 唐润华 孟天广?
媒介与国家治理研究
网络新闻消费如何增进政治信任：一项关于公共讨论、私下讨论与理性原则的实证研究…………………………………… 艾民伟 张楠?王琳斐?胡敏佳?
信息增效与自治悬浮：基层治理视角下全科网格数字化的双重影响——基于浙西南的田野考察 …………………………………………… 张璐璐?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
多维之镜：基于海外视频平台的中国形象空间异构与情感共振 … 周 莉 朱霜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宣传话语：生产机制、作用机理与构建路径 ………… 吴智楠?
网络政治传播研究
“新黄色新闻”政治舆论风险审视及消解理路 ……………… 张爱军 张薇薇?
作为一种沟通手段：政治沟通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务社交媒体评论研究…… 高存玲 杨清壹?
专题编译
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于淑婧?盛邵萱子 王思涵 赵隶阳 王哲雨 赖梅华 孙诗雨? 编译?
学界资讯
数字化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新理论、新议题和新范式 ——“第六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成果综述 …… 陈硕 卢惠燕?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征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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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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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秩序赖以存续几千年的“政治”还能给这个时代以“确定性”吗？
◇荆学民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辑刊）已经出版到第 8 辑了。
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个“卷首语”的时候，总是无法聚神于这一辑都有哪些内容，又应该写些什么，整个大脑成为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细胞的空间。想来这也不奇怪，我是一个老派的、老旧的、保守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信奉“存在决定意识”，因为这个时代比历史任何时候都处于政治学所谓的“极度不稳定性”状态。
我理解的“政治”，就是通过建构一种公认的“秩序”给社会、给国家一个确定性。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所谓政治学，就是思考、抽象、总结出一套如何搞好政治的普遍适用的、确定性的、可代代叠加传播的知识体系。
我理解的政治传播，就是把政治学家头脑中的这些所谓的知识体系“挖出来”，通过“革命式”进步和“病毒式”扩散的传播方式应用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之中。
但是，政治和政治传播若离开现实的人，就都成为空中楼阁和“扯淡谝闲”了。也就是说，政治和政治传播都依赖和取决于现实中的政治家。
残酷的是，现实中的政治家更多是“政治玩家”。在特定的“政治玩家”面前，之前一切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传播理论随时都可能“归零”。
更为可怕的 AI 时代到来，可能让人来操作的、为人服务的“政治传播”永远休眠在历史的梦中。
停止“散漫式议论”，回归本辑内容。本辑主打一个关键词：数字化时代的政治传播。参加“第六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的八位学术大咖发表了各自的高见，编辑出来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一批青年才俊围绕着“政治传播”多角度地发表其研究成果。综观这一辑的内容，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充满学术锐力。
一期期刊，这就足够了！
写于北京望京樾寓所
2025 年 2 月 26 日
数字民主的主动民意收集及其限度
◇佟德志
我们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时代，这一时代为各学科领域，尤其是政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而且对民主制度及其核心——民意的收集与表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讨民意收集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成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民意都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强调了民意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托克维尔在审视美国民主时，更加突出了民意的重要性。从“敬畏民意”的理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民意在推动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历史，民意的收集方式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变革。在传统社会，皇帝通过微服私访、设立秘密机构、听取大臣上奏等方式，试图了解民情民意。这些方式虽有其局限性，但在信息匮乏的时代背景下，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民意收集手段。在传统社会中，信息依赖信息的不对称性，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权威地位与优势也就体现了出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进程的发展，民意的收集方式逐渐走向多元化与民主化。现代社会中，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的应用使民意收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而数字时代的到来，更是将民意收集推向了更加专业化的程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民意的收集不再局限于被动等待，而是能够主动、实时地进行。这种变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民意收集的效率与准确性，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 100RC 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现代民意收集工具与方法的窗口。这个项目提供的全方位调查工具，包括线上线下问卷、网络问卷、深度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民意收集网络。在此基础上，借助定量、定性及混合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精细分析，形成了对舆情态势的精准研判。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意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我们最近对拜登与特朗普两位候选人的政策影响力进行了分析，通过整合政策内容与调研数据，深入探讨了民众立场与政府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从民意属性与模型一致性的角度审视，民主党更加占据优势。亦即，从民意属性角度看，美国人更喜欢拜登式文化，反映出美国民众对其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与调研数据相结合，我们发现民意与政治之间具备相关性。也就是说，政治是一个民意收集且根据民意调整政策的过程。数字民主的应用场景和重心在民意与传播两个方面。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数字时代的民意收集并非完美无缺。技术的局限性、算法偏见、信息过滤与筛选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都可能对民意收集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造成影响。比如在 2016 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中，就曾出现民意收集上的偏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虽极大地提升了信息处理的能力，但其内在逻辑、预设标准乃至操作人员的态度与技能，均成为信息收集与解读偏差的原因。这些偏差不仅直接影响决策的质量，还可能因政府引导方式不当，如精准度缺失或掺杂私利，导致公众舆论与实际需求之间产生显著偏离。这进一步凸显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民意收集领域的局限性，提醒我们需审慎评估其效能边界。因此，在享受数字时代效率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机制与制度，处理与判断民意收集过程中存在的偏差问题，以确保民意收集的公正性、客观性与全面性。
综上所述，数字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其对传统民主模式的深刻影响，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对数据和对数据的处理。从“大数据政治学”到“信息政治学”或“数据政治学”的演变，它们虽名称各异，实则均强调了信息在现代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引发了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而且对民主实践、民意汇聚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我们主动适应这一变革趋势。这一现实亦伴随着诸多挑战，利益纠葛、理性缺失、信息不对称及情感因素等，均可能引入偏差，影响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尽管如此，我们亦应看到数字民主所带来的积极面，如社交媒体拓宽了政治参与渠道，增强了政府透明度与责任感，促进了公共协商的深化，深化了阳光政府理念的实践等，这些均为政治传播与现代民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增加了新的可能。
（作者佟德志系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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