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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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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鸿爪录》为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的文集之一种，主要收录作者2009年以来未结集的文章。主要分为孔雀河青铜时代、精绝楼兰、丝路新探、西域断想、学人情愫等几个部 分。如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楼兰古国兴衰与环境变迁的考察、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新疆考古中所见萨满崇拜等，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王炳华，北 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知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考古学研究、西域古代文明、丝绸之路考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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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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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知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考古学研究、西域古代文明、丝绸之路考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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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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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心托豪素倏忽六十年——黄文弼先生一封谈新疆考古的长信（代序）（1）
【孔雀河青铜时代】
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
——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3）
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19）
从孔雀河走向昆仑山——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二（34）
“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50）
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55）
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63）
【丝路新探】
从新疆考古觅丝路精神（85）
“天山峡谷古道”刍议（88）
深一步认识阿拉沟（104）
丝路葱岭道初步调查（113）
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128）
康家石门子岩画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141）
【西域断想】
加强考古研究深入认识西域文明（147）
西域考古中所见佛教遗存（152）
西域只知有秦人（166）
新疆考古中所见萨满崇拜（168）
高昌三题（183）
考古断想——从考古一角看历史（191）
【学人情愫】
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195）
难忘冯其庸先生的文物情怀（203）
难忘李征（208）
《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序（220）
《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序（224）
《中国双头鸟纹饰研究》序（226）
《精绝国史研究》序（228）
后记朱玉麒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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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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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心托豪素 倏忽六十年
——黄文弼先生一封谈新疆考古的长信（代序）
今年是黄文弼先生诞辰130周年。
在新疆考古界、西北史地学界，黄文弼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已是人尽皆知的里程碑。自从1927年他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来，新疆考古事业就与他的一生相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留下的以“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为代表的新疆考古成果，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
十年前，在黄文弼先生诞辰120周年、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成立的时候，我曾经写过《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缅怀这位考古前辈：“黄文弼先生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素养，有广阔的欧亚文化视野，有爱国情怀，更有不畏艰难、奉献个人于民族振兴大业的志向。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幸事，也是黄文弼先生个人的幸事。”王炳华《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2页。此文已收入本集。
多年来，我内心深处总难忘曾收存过一封黄文弼先生的长信，于是不止一次地翻找，却一直不见着落。2023年夏，我去了已经久别、但还有一处旧居的乌鲁木齐。穷搜以后，在记忆力比我好的夫人的帮助下，在卧床下的暗柜中，我觅得几个纸箱，打开之后，终于见到了久寻不见的黄老手书，还有长期工作中不少师友与我讨论新疆考古、中亚文明的相关函札。当时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此前，玉麒兄关注并重视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近代发展进程中不可轻忽的贡献，而作为考查团中方考古成员的黄老在西域考古开拓过程中艰难、辛苦的经历，都是不应淡忘的故事。知道他也关心我手边有黄先生的早年信函，于是立即微信向他报告。玉麒兴奋、感动之情，见于我即刻收到的复函之中，他让我就此写点相关文字，与函文一道在《西域文史》上与关心的友人共享。我一口答应。
这封密密麻麻6张纸、数千言的长信（图1），摆在面前已多天，我细读、品味、求索。老人对新疆、对新疆考古、对后来的新疆考古人的关爱之情，依然清楚、浓烈地涌现在眼前。但就是无法记起曾经存在过的与黄函“有关的文字”，遗憾、烦恼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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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河青铜时代】
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
——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
新疆大地，地处亚欧大陆腹心，古代居民成分复杂。既有蒙古人种，也有印欧人种。具体到民族，仅见诸文献记录者为限，就有二十多种。对多少关注古代新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学科研究的学人，已是一个常识性概念。因为这一背景，涉及古代新疆历史文化研究，往往会有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在分析中却呈现十分纷繁、复杂的面貌。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王国与民族之交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者自身主观的追求，翻译中一字一词的改易等等，矛盾丛集，头绪纷乱，让人一时间难得要领，不得确解。一个多世纪以来，聚讼、争论不已的所谓“吐火罗”问题，堪谓其中显例之一。涉及吐火罗，原本主要只是从事印欧语比较研究的学者关心，与中亚、新疆大地古代民族或有关联。但最近30年来，不少研究者又因为一个“假说”，将“吐火罗”问题与新疆早期青铜时代文明（如孔雀河流域古墓沟、小河遗存）关联起来，实际是将公元5—10世纪前后的古代文本与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考古联系到了一起，这使得在本就纷乱的研究中又增加了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与此直接相关的考古学者不得不面对这一新的问题。否则，会使离此遥远、不知新疆早期考古尤其是新疆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实际情况的广大读者和相关研究者，陷入又一团迷雾之中。
隔行如隔山，笔者对印欧语起源、发展，向少知识；对“吐火罗语”、“吐火罗人”研究，因欠缺语言学素养，更是不敢涉足。对20世纪初欧洲语言学界提出的新疆存在“吐火罗语”、“部分居民为徙居的吐火罗人”一说，因事涉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是认识古代新疆必须关注的基础知识，与个人研究存在关联，也曾深怀顶礼膜拜之情，对相关著述，苦读再三，但终不敢说已明其真谛；而且，与自己从事的新疆考古研究，总还是相隔一层，所以，研究中从不主动涉及。但事物之发展，总有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进入1986年，有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认为笔者发现并发掘的古墓沟，“可能”就是那十分遥远的吐火罗人之遗存。在面对古远、不见文字的考古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涉及遗存主人之民族身份分析的。因为，“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没有古代文字根据的佐证下，是不太可能做出明确判定的，其核心是，原始社会时期，遗存之主人还根本没有“民族”认同的自觉。现在，面对语言学者直指它“可能”就是“吐火罗人”遗存，就回避无方了。古墓沟，是我1979年发现的遗址，发掘、整理也主要经我完成。所有这些，使我即使十分不愿，但也不能不步入这极为陌生的早期“吐火罗”文化的讨论之中。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进入新疆考古，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之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佛教寺院遗址中，曾掘获大量古代佛经文本。其中有用北印度婆罗迷字母变体书写的不少写本，除库车见少部分世俗生活资料，主要为佛教文献。初见相关写本，十分残破，人们一时还不能识读。但事涉古代新疆居民之语言、文字，它们深为印欧语研究界尤其是德、法语言学家所关注。
1907年，德国突厥语学家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掘获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其中见一则跋文有“Toχri”（Togri）一词，于是大胆推测，相关文本与“吐火罗语”存在关联。1908年，德国梵语学家西格（E. Sieg）与西格林（W. Siegling）发文，完全同意缪勒对相关文字为“吐火罗语”之定名。并据更多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进一步提出：相关语言在新疆土地上有两种变体、两种方言。通行在焉耆—吐鲁番者为“吐火罗语A”，通行在库车绿洲者为“吐火罗语B”，两者并不相同。作为突厥语、梵语研究大家，缪勒、西格、西格林的语言学素养，是印欧语研究界普遍尊崇的。他们在这一研究中的互相发明、互相唱和，在印欧语研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3年，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evi）对“吐火罗语B”之定名提出了驳难。他在《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中，据库车盐水沟所见用婆罗迷字母书写之龟兹王国过所，参证伯希和在都勒杜尔·阿胡尔所见相关语言文字残片，揭明所谓“吐火罗语B”实为龟兹王国之用语。“缪莱君暂名此种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吾人就其来源而定其名曰龟兹语，盖此语文件几尽出于库车一带。此种语言不惟DouldourAqour之寺观用之，官厅通行证中亦用之。故吾人定名为龟兹语。”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3页。至于龟兹王国何以使用这样一种语文，烈维也曾关注。他据梅耶（Meillet）之分析，这一语言，既与意大利、凯尔特、斯拉夫、希腊语有关联，但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类，而且它与印度伊兰语“也不相类”。要根据这有限的文字资料，更进一步细析龟兹古代语言、居民人种，还存在难度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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