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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近代中国思想发端以后，就沿着今人称为“世界化”“现代化”的方向向前推演，一发不可收拾。本书聚焦于清末民初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学术和政治，详尽描述了这一思想演变轨迹，即从“常”“变”之争到“主义”之变。
2.本书归纳了“变器与变道”“学术和教育问题”“主义的初出、试炼”等重要议题，深入探讨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和学术团体等如何应对西方思潮，以及本土思想与外来“主义”的碰撞和融合。
3.本书尝试通过研究个案，如章太炎、陈独秀等，反思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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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常”“变”之争与“主义”之辩思想冲撞最激烈的时候大约是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三十年之间，也就是中国思想的转型时期——人们常说的“清末民初”。本书所讨论的便是这个时期包括关乎变法与革命、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诸多“常”“变”问题，也包括各种彻底改造中国“主义”的形成和自由鸣放。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流变的关键区段，极具观察价值。
“常”“变”之争，包括1860—1895年间洋务思想的出现，及洋务派与清流派之间发生的要不要“师夷长技”的论争；1895—1915年间君主立宪、革命共和思想的成潮，及君宪派与洋务派之间发生的要不要变政改制的论争，革命派与君宪派之间发生的如何变政、改何种制的论争；1915—1919年间新文化思潮的勃兴，及西化派与新传统派之间发生的革故鼎新还是推陈出新的思想论争。用梁启超的话说，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中国思想界的从“器物上的觉悟”，到“制度上的觉悟”，再到“文化上的觉悟”。虽然有由浅入深的推进，基本走向上却是一致的，这便是“惟泰西是效”。
所谓“主义”之辩，包括1919—1927年间开放性的“主义”争鸣；1927—1949年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下各种“主义”的起伏与合纵连横；清1949—1978年间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主义”的全面斗争。这三个阶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走向是“超越西方”，所不同的，有的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有的是政治理想主义的超越，有的是政治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超越。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思想潮流下，继续秉持“惟泰西是效”的思想逐渐被边缘化，而共产主义因其最强大的超越性，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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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湖北安陆人，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对自由主义思潮在台湾地区的推展和演变尤为关注。承担过“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确立与发展”“近代大学与中国政治”“大陆赴台学人与台湾光复后文化重建”“台湾党外运动舆论刊物的‘国家’论述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现状研究”等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出版《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政治经济文化论说》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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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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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世界一体化时代之开辟与中西文化冲突——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研究方法探讨
“常”“变”之争到“主义”之辨
第一章 变器与变道
戊戌变法新论
南学会的“会”与“学”
国学保存会与中国学术的革故鼎新
“主义”的引入
第二章 政治与宗教“问题”
孙中山的亚洲意识及其政治遗产
从“光复”到“革命”——辛亥时期革命党口号语用分析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民初陈独秀佛教观的激进化
从“归命基督”到“畅敷佛化”——张纯一改宗信仰考述
第三章 学术和教育“问题”
南学会的会员之学
学衡派的学术关怀
世界主义的中国烙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特殊进程
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和早期成长
胡适的现代大学之梦
第四章 “主义”的初出
中华民族主义形成的传统与世界文化背景
世变、国变与严复对西来“主义”的采择
辛亥革命时期“主义”共生现象探析——兼谈早期三民主义的社会动员属性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清末满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第五章 “主义”的试炼
孙中山梁任公民元入京演说之识见、心态与互信
“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章太炎对中国疆域完整的追求（1900—1936）
民族主义内在的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国权、人权、阶级权视野下的“女权”——陈独秀女性观的演变
青年—学界—劳工：《新青年》社群诉求的转换
第六章 大竞争时代的“主义”
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1919—1920 年陈独秀的思想矛盾及其解决
纸上的运动：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胡适政治思维若干矛盾论题试解
代结语
“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辨下的保守与激进——兼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对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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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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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历史学的任务，要在廓清历史迷雾、复原历史真相，但这还不够，历史学还有探索历史走向的责任，司马太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并不真会因为近代学术分工而解构。
人类生命在互动中形成群体，在群体中扩张理性，在理性中建构和发展文明，这便是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变量。其中影响深剧的，可以用四个“li”来描述：利、力、礼、理。“利”是经济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历史最原始的动能，也是最稳固的驱动杆；“力”主要指政治层面上的社会阶层、人群组织及其共同体权势竞争格局，是影响历史走向最直接的力量；“礼”泛指特定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基础，是制约社会竞争和历史运动的看不见的手；“理”即身处社会运动前沿的思想者集合各方信息经过慎密思考提出的社会变革新设想，开拓未来、引导社会运动走向的新型思想理论，是社会历史革故鼎新的明灯。哲学家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估，提出过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英雄决定论、阶级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思想决定论等各种历史决定论。历史学家不会轻易苟同任何一种单因素历史决定论，而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情境中，洞察到历史的动态合力机制。历史是利、力、礼、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共同作用既包括这些不同因素的联动，也包括这些因素各自内部不同选项的博弈。不同的阶段利、力、礼、理及其各自内部成分之作用的轻重主次各有不同，形成社会运动的交响曲。唯其如此，对不同时段、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历史，进行多向度的考察，都有价值；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视角去观察历史运动的影响因素，也十分必要。
其中思想视角的历史观察，就是所谓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观察历史运动中的思想因素，却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历史动能。近代中国思想史当然以研究“近代中国”的“思想”（思想界、思想文本、社会思潮）为范围。所谓“近代中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界定，民国时期曾经划界在1840—1911 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设定为1840—1919 年，都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和史学观念的发展，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的上限和下限都进行了延伸性探索，出现了嘉道年间、明清之际、宋代等不同的上限说，1949 年、迄今为止、民族复兴实现等不同的下限说。目前比较通行的界域是1840—1949 年间，学者根据学术需要上下各自有所延展，也为学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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