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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推荐1：第一部华人女性主义著作，专门写给因生为女人感到不易的华人女性 马思恩以震撼人心的笔触讲述了她作为一名华人女性解放自我、追求完整的旅程，是无数华人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对生长在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来说，马思恩、叶限、秋瑾、秦家懿、露比、碧玉等女性破除心理缠足、成就自己的故事极具参考价值，可以赋予她们力量，帮她们疗愈被忽视、虐待造成的身心创伤，找回失落的真实自我，从母职惩罚、婆媳关系以及工作职责中超脱出来，活出自己的主体性。 豆瓣moongate说，推荐中国女性都应该读一读，前面看下去心都渗血，要读起来不容易。白鹿ZZZ说，在31岁的生日读完，真的振聋发聩，一下子就疏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父权中心、结果论的世界里，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拥抱、接纳自己的阴性能量。 推荐2：第一位华人荣格心理分析师马思恩振聋发聩之作 马思恩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认证的华人荣格心理分析师，该组织由与心理学家荣格关系密切的分析师创立，考核极为严格。在中国男性缺席IAAP的时代，作为一名华人女性，她能成为第一位华人荣格心理分析师，极其不易且特别可贵。 《她本自由》既是她 內容簡介： 缠足之风盛行中国千年，是男人眼里魅力的象征，也是女方家族借以抬升地位的手段。而缠足女性终生委屈，为讨好他人而活，无法立足于自己的生命。 在《她本自由》中，作者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中国神话、文学和历史中的女性的命运，以及与诸多女性来访的合作经验，探讨了在身体层面不再缠足的现代女性，如何饱受心理缠足的束缚和伤害。从荣格心理学观之，这既隐喻着女性遭受的苦难和阴性本质受到的压抑，也是希望、创造力和精神转化的象征。 来自西方和亚洲女性的详细案例表明，荣格心理分析可以破除心理缠足，帮助现代女性收复本能的阴性能量，找回真正的自我并掌控自身命运，不再受制于妻子、母亲或女儿等女性角色的限制，脚踏实地地为自己而活。 關於作者： 马思恩（Shirley See Yan Ma）是第一位华人荣格心理分析师。她出生于香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士学位，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获得分析心理学文凭。自1986年起，她先后在苏黎世、多伦多等地私人执业，担任苏黎世荣格学院和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培训分析师和教员。2006年迁港，在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任荣誉助理教授，创办香港荣格中心并兼任所长。 目錄： 自序 推荐序 第一章 初见“金莲” 第二章 妲己的小脚 第三章 儒家之道 第四章 掌上明珠 第五章 西王母 第六章 叶限：中国版灰姑娘 第七章 秋瑾：被砍头的烈士 第八章 秦家懿：辗转在东西方之间 第九章 露比：打开新世界 第十章 碧玉：解开裹脚布，恢复天足 第十一章 对缠足与“金莲”的反思 內容試閱： 《她本自由》记录了我对中国古代缠足这一习俗背后的心理意义所做的探索。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源于在苏黎世城外的树林里与一位华裔小脚老太太的邂逅。当时我刚到瑞士参加荣格研究所（C. G. Jung Institute）举行的分析师培训。与这位老太太的会面不可避免地勾起了我在香港生活的童年回忆，当时在我的家族和生活的社区中，有不少裹着小脚的女人。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对这段经历的情感反应，我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史，包括宇宙学、神话、传说、童话故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传统文学，不但如此，我还结合来访者的案例以及她们讲述的梦境，力图为这种古老的习俗起源和演化找到一些解释，并找出它可能对现代男女的心理产生的影响。 在缠足习俗盛行的整整一千年时光中，母亲们在女儿尚且年幼的时候就将她们的脚紧紧地裹了起来，这种做法给女孩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让她们变得孱弱无力、行动不便，一双脚也逐渐变得奇形怪状。“金莲”是一个看似美好的词，指的就是旧社会中国缠足女性那双残缺畸形的小脚。女儿的小脚是母亲日复一日裹出来的，但这样做是为了父亲——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女儿是一个有身价的、能嫁出去的、让男人觉得拿得出手的新娘。换句话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她符合一个极端的父权社会对女人的苛刻要求。缠足的习俗在上个世纪初被废除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依然能偶尔看到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尽管她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早期的传教士们曾对当时盛行的缠足习俗深感惊骇，并积极呼吁将此行为正式废除。而秋瑾是中国第一位公开抨击这种做法的女性政治活动家，她呼吁进行改革以结束中国女性长期的从属地位和受压迫的命运。但她发现自己孤掌难鸣：不仅在反对“缠足”这一残忍习俗的时候应者寥寥，在她出声对被奉行了3000多年的僵化的儒家体系发起进攻的时候，同样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最终她被斩首了，但她的牺牲提高了女性争取平等、自由和幸福权利的意识。虽然秋瑾对易卜生一无所知，但她称得上是中国女性中的第一个“娜拉”，随后大量涌现的“娜拉”都视她为榜样。 这本书可为华裔女性（和男性）及其治疗师提供一些特别的见解。对于那些在以父为尊的家庭中长大的女性，以及那些生活在父权至上且等级分明的集权制度下的女性来说，本书同样会让她们受益匪浅。在阴性特质和女性被贬低的情形下，“缠足”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在与来自苏黎世、多伦多和香港的众多来访者（不分男女）一起工作时，我发现无数现代女性在象征意义上被裹了小脚。不管其血统如何，她们就像中国古代那些孝顺的女儿一样，以取悦他人为己任。她们努力去达到难以企及的完美标准，把自己的身体折磨成符合男人和社会期许的形状，致力于去实现父母或丈夫的梦想，却将自己的梦想抛诸脑后。由于无法在大地母亲身上找到自己坚定的立足点，这些女性被切断了与自身阴性原型能量的联结。 通过分享这些女性的故事，本书揭示了缠足既是女性所受苦难和压抑的隐喻，也是希望和创造性转变的有力象征。对很多现代女性来说，这本书让她们感受到了治愈性的鼓励——鼓励她们收复本能的阴性能量，找回真正的自我，脚踏实地地活出真正的自我，同时与他人和谐相处。 明珠是我执业初期的一位客户，那时我刚开始做分析师。她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中国式”感觉，尽管她看起来是现代人，接受了现代教育，还有一种“新纪元”式的生活作风。在她的梦中，她脖子上戴的围巾是中国风，上面还印有中国地图，这个梦境证明我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而且后面的发展还证明，这个围巾是在她疗愈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象征。她表现出的孝顺程度让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关系有了更多思考，我再一次被孔子把女人排除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基本关系之外（“夫妻”不算）的事实所震惊。为了在我自己的脑海中澄清这些“缺失”的关系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我决定把它们描述出来。后来我还把这种观念应用到了我的工作中，事实证明对很多女性非常管用，无论她们是来自亚洲还是西方。这就好像通过儒家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人际关系，让她们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例如我的朋友珍妮，她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美国白人女性，在我的一次演讲中听到明珠的故事时，她的反应非常强烈。“她‘必须每天向父亲鞠躬！’这太恶心了！”然而，几天后，珍妮告诉我，她一直在想明珠的事情，并震惊地意识到，她自己每天也都在向父亲“鞠躬”： 我们家的晚餐向来很正式，每次结束后我必须站起来告退。我必须看着习惯性地坐在餐桌上首的父亲说：“父亲大人，我可以退下了吗？”我以前从没觉得一个孩子这样请求离开有什么不对。但听完明珠的故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请示的那个人是父亲，从来不是母亲！如果他出差不在家，我就会直接从桌子上站起来走开。而且，我必须称“父亲大人”，从来不用叫我妈妈“母亲大人”。 珍妮还意识到，在其他很多方面她都必须表现出对父亲的“尊敬”。例如，如果他在书房的办公桌前工作，那其他家庭成员必须小心翼翼。一旦发出声音，母亲就会发出“嘘”的声音：“别打扰你爸爸。他在工作！”但我的朋友意识到，在她母亲做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时，其他人从来不用这样，尽管她的母亲是医院的行政人员，有时会把非常重要的工作带回家。珍妮也意识到，每当父亲因为什么事心烦意乱时，她就会被告诫在家里活动时要踮着脚尖——不只是打比方，也是明明白白的要求。 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自己十几岁时的样子——每当父亲生气或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在家里就会蹑手蹑脚。我看到自己走路时踮着脚尖，缩着肩膀，弓腰驼背，就像要鞠躬一样。当我踮着脚尖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脑子里的想法是，他是那个“重要的人”，他的需求比其他人的更重要。当然，部分原因是恐惧。但是，我认为这也是孝道的一部分。当然，这里面有对父亲应有的尊重和崇敬，但也有对一个“上位者”，即一个等级比你高的人的恐惧。我父亲显然是族群里的“老大”！我们必须表现出尊重，不管他是否值得。 几个月后，珍妮告诉我，她一直在想，她对待父亲的态度向来是很恭敬的，但对待母亲却很少如此。因为珍妮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对她来说很难得： 我意识到这是我和母亲的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我总是对父亲表现出那种“必要的”尊重，但对她却没有！而母亲对我一直不满，多少可能是因为这个。面对母亲表现出的不满，我总是针锋相对，而且还会表现得更不敬！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以致变得根深蒂固。 像这类故事我从来访者和朋友口中听过不少，它们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孔子在列举五种基本关系时对女性的忽略足以让当代女性深省。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故事固然可以让我们对封建帝制时期中国女性的生活管窥一二，但其实不能形容其万一。正如高彦颐和其他汉学家指出的，中国女性的生活极其复杂，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千差万别。这些汉学家撰写了不少详细描述中国女性的著作，比如丽莎·拉斐尔（Lisa Raphals）的《分享光明：中国古代女性的德行》（Sharing the L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沃尔特·斯鲁特（Walter Slote）、乔治·德沃斯（George DeVos）的《儒家与家庭》（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高彦颐的《闺阁之师：17世纪的中国女性与文化》。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和他们不一样，我只打算简单描述一下在中国约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女性是如何适应严苛的尊卑体制的，并就长期根植于无意识中的家庭尊卑和孝道等观念提出新的看法。 正如后文中我们将提到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从根子上就充满矛盾。一个女子，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就被贬低了，因为她不是儿子，但与此同时，她身上又有着将来生儿子的基本能力。生儿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是一种自古有之的信仰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孝道和严谨的家庭结构受到进一步强调，这对封建王朝时代的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信仰体系中，那些供在祠堂的直系祖先被认为是上天与家族后代之间的媒介。后代们相信祖先有能力左右族中大事，可以保佑子孙无病无灾，引导后人趋吉避凶。每一代祖先都被恭敬而严谨地写进族谱里，祖先的牌位被供在祠堂里享受香火。为了确保祖先们积极地参与家族事务以庇佑后人，需要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他们。而如果没有连续不断的男性继承人，就没有人来延续家族血统，祖先的香火就会断供。 因为女性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重要纽带，在家庭结构中本该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果生不出儿子就什么也不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很矛盾了：一方面，女性一出生就因为“不是带把的”而地位卑下；而另一方面，作为生者与死者、天与地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女性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这样的矛盾从婴儿时代起就影响着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这个悖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作为荣格学派的一员，我愈发觉得有必要尝试着去描述那些被孔子刻意忽略、由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我看来，按照女性发展的不同阶段去描述这些角色更容易让人理解。 女性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女婴和女儿 前文说过，女子从一出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很卑下。除了永远不会成为能传宗接代的男丁外，女子还被认为是“赔钱货”，不是经济和情感投资的好对象。《诗经》是一部被孔子高度推崇的经典著作，其中的一首诗歌《斯干》让我们看到，这种对待女儿的态度古已有之。这首诗歌描述了宫廷中对待新生男婴和女婴的不同习俗，也象征着他们在未来生活中的不同身份地位。关于男婴的描述是“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意思是他被包在华丽的襁褓中，他那洪亮有力的哭声被视为活力的象征，他以玉璋为玩具——璋象征着王权富贵，而玉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最吉祥的宝石。相比之下，当女婴出生时只能“载寝之地”。这首诗歌还说，人们对她的期望只是“无父母诒罹”。她得到的玩具不是象征着王权富贵的玉璋，只是“载弄之瓦”，即一个陶制的纺锤！ 而下面这段写于千百年后的话表明，这种态度几乎没有改变： 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如果是个男孩，即使他强壮得像头狼，父母仍担心他太弱小；如果是个女孩，哪怕她娇弱得像小老鼠，父母仍担心她太粗壮。 中国有句古话叫“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就是这种态度的另一个写照。虽然嫁人是一个女婴最终的人生目标，但家人仍希望她的婚姻能帮助家庭提高社会地位或者获得其他好处。因为她一旦结婚，就不再“属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嫁给另一个家庭被认为是女孩成长的关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是“短暂的”存在，这种身为过客的感觉主宰了她的童年。 在“男主外”的家庭结构中，父权是家庭与外界的纽带，负责人情世故，维护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女儿的婚姻几乎全由父亲包办。如果认为有必要，他也有权卖掉她。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济的情况下，女儿可能会被卖给那些需要劳动力的家庭当童养媳。那些穷困潦倒的家庭，尤其是农民，也会把女儿卖给富户做妾、丫鬟，或者卖给青楼做妓女。杀女婴的习俗从封建时代就有了，这种做法自然造成了农村男多女少的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满足儒家的“女德”要求，女儿要接受远比儿子更严格的规训。这一点在缠足开始普及的时候尤为明显。虽然从生理意义上说，缠足是为了创造出她未来丈夫渴望和倾心的小金莲，但从心理意义上讲，这种痛苦的考验也是她具有忍耐和服从能力的标志。这些都是理想妻子和儿媳应该具有的珍贵品质。缠足期间所遭受的痛苦也让女孩开始成长，让她懂得更多和走向成熟。所以，女孩在外表和行为上都比同龄男孩老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与男孩相比，她的童年太短暂了。 从双脚被裹上的那一刻起，女孩就变得谨言慎行，而且还要按照父母的要求学习适当的礼仪和行为规范。在《吾土吾民》中，林语堂是这样描述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的： 她几乎不碰玩具了，开始承担更多家务，说话轻声细语，走路更优雅，坐姿更端庄了……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以牺牲活泼为代价的娴静。一些孩子气的乐趣和愚蠢举动从她身上消失了，她不再张扬地笑，而是学会了笑不露齿……她认真学女红……她忙于家务，沉默地守护着自己的感受，不与任何人分享……她充满了谜一样若即若离的魅力……就这样，她已准备好承担起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缠足习俗形成后，就成为巩固“女德”的主要手段。做女儿的必须在家学会女性应该具有的各种技能，并任劳任怨地承担家务劳动。待字闺中的时候，她要做好嫁入夫家履行妻子责任的准备——她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 在孔子所列举的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中，“女儿”这个角色根本没有被提及。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解释为她所扮演的角色——母亲的女儿、父亲的女儿、姐姐或者妹妹——都没有被集体正式定义过。 母亲的女儿 在尊卑有序的家庭结构中，母亲在儿子和女儿面前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这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中的主要责任就是伺候自己的丈夫和公婆，而生儿子就是让他们满意的最佳方法。能否多生几个关乎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否稳固。在某些家庭里，即使已经正式成婚，嫁过来的女人也要在生下儿子后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家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形下，除非已经生下了数量令人满意的儿子，否则，来到夫家的女儿不受待见都算是好的，最坏的情况是被全家人斥为不孝，对她来说，这几乎是灾难。 而对年轻的母亲来说，成功生出儿子的好处可不止帮她奠定在夫家的地位。作为外来的媳妇，在夫家的尊卑结构中，她本身既无权力也无地位，儿子的爱和忠诚是她安身立命的唯一指望。因为儿子拥有地位和权力，所以可以出面支持她，帮助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尤其是长子，因为长子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仅次于他的父亲。不但如此，对母亲而言，儿子也是她年老和丧偶后的安全保障。女儿则根本做不到这些，因为她们位于家庭结构中的最底层。虽然她们会帮助母亲承担很多家务事，但就连这种帮助都是极其短暂的——她们最终会成为别家的人，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另一个被称为“婆婆”的女人面前尽孝。 当然，这并不表示母亲不爱自己的女儿。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所有子女都是受到宠爱的。但从女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母亲对待她的态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古老价值观的影响。此外，在传统的母女关系中，母亲的职责就是把女儿调教成娴静端庄、多才多艺的淑女，这样她才能嫁入好人家。缠足习俗盛行后，帮女儿裹小脚也成了母女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走访了11个出生于20世纪的小脚老太太后，列维在《金莲之恋：中国缠足奇特情色习俗全史》中对这样的母女关系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在回答“母亲对她们做了什么”这一问题时，每个女人都讲述了一些相同的细节。她们生动地描绘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惧，表明缠足给她们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她们还记得当年母亲的教诲： 如果一个当妈的爱女儿，就不会舍不得裹她的脚。如果不把女儿的脚缠成可爱迷人的小脚，她将来就寻不到一桩好亲事……刚开始裹脚的时候，当妈的要狠心下重手让她顾不上喊疼，之后就好办了…… 前文提过，列维的访谈录确实表明，缠足的痛苦程度与母亲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关怀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母亲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越心疼，女儿感受到的痛苦似乎就越小。但不管怎样，缠足是逃不掉的——虽然这是为了让她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上有人问津，但也让她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在儒家体系中，这是女子必须忍受的第一个考验，标志着她具有一个理想的妻子和媳妇必须拥有的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行。正因如此，一双标准的小脚成为女人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如林语堂所说，因拥有小脚而受人称赞的新娘会对强迫她忍受痛苦的母亲生出感恩之情。为了在父权制度中互为对方争取生存空间，母亲和女儿、施害者和受害者通过这种方式捆绑在一起。 父亲的女儿 在孔子提出的五种基本关系中，父亲和女儿也没有被提及。这样的忽略表明，这是另一种没有被集体正式定义的关系。要真正理解父女关系，我们需要先与父子关系进行比较。父子关系是建立在传宗接代基础上的。儿子将父亲视为祖先尊敬着，父亲需要儿子在他死后供奉香火。儿子出生后，家族会举行专门的仪式，郑重宣告后继有人了。例如，在那些古老的村落里，当某个家庭有儿子出生时，就会打开祠堂，郑重其事地把他的名字写入族谱。这个孩子满月的时候，村里会举行庆祝活动，烤猪是必不可少的，村里的每个男人都可以分到一小块肉。此外，在男孩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不同的仪式，例如开始上学时，他会被带到祠堂，在祖先和文昌帝君面前鞠躬。而女孩则完全没有这样的仪式。 在这样的体系中，父亲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认儿子，哪怕对方并非他亲生，反过来，哪怕有血缘关系，他也可以不认。父子关系就是这样由权力、服从、忠诚和尊重来定义的。而与此不同的是，因为女儿上不了族谱进不了宗祠，所以不用像兄弟们那样被严格要求尊敬他们的父亲——至少在形式上没有那么严格。女儿也不会像儿子那样，需要举行仪式向天地宣告与父亲的关系。不过，女儿仍然要对父亲尽孝，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既然对女儿向父亲表达“尊敬”的形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教养女儿的责任通常由母亲承担，因此对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来说，与女儿相处不用像与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那样计较得失利弊。对女儿来说，这是可以松口气的难得的机会。这种较为轻松的关系通常更有可能出现在乡绅之家，因为和农民比起来，他们不会把女儿视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前的女子通常早婚，这就使得因女儿而导致家庭破裂的可能性降低了，比如母亲对女儿的嫉妒。这种积极轻松的关系会加强父女之间的联系，更真心的爱和感情也会因此取代敬畏和顺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父女关系往往比父子关系更接近孔子所推崇的尊重和温情，而在父子关系中，更多的是拘谨、守礼和回避。 在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故事中，聪明、美丽、被父亲捧在手心的小女儿形象很常见，在待字闺中的短暂时光里，女儿会把最终给予丈夫的爱和忠诚先奉献给自己的父亲。迪斯尼电影《花木兰》让西方人对这个人物形象有所了解，而花木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花木兰可能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她是真实存在的，约生活在5世纪左右。根据唐代一首关于她的诗歌记载，当花木兰年迈的父亲被征召入伍时，她毅然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替父征战了长达12年。电影和中国的民间故事都把木兰和她父亲的关系描述得充满爱和亲情，甚至惺惺相惜。不过，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更多强调的是木兰对父亲的孝心。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部电影以一种非常自由的现代风格，把重点放在木兰具有不输于任何男人的行事做人能力上，而原著则赞扬木兰在与众多男人共度的时光中保持了贞洁，并以此保全了她对父亲及家庭的忠诚和价值。被宠爱的女儿表现出爱和忠诚的另一个例子是17世纪勇敢的女英雄彩虹女孩，她为了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连续落入好几个男人手中。 像这样的古老故事多强调孝道，而近现代的作家则用更为开放的态度描述父女亲情。在著名作家、诗人冰心的笔下，她与父亲的关系充满爱、陪伴、指导和尊重。她描述了父亲和女儿如何在他的书房里共度温馨的夜晚，有时他们只是沉默地坐着，有时则分享他们对各种话题的内心感受和想法。现代女作家丁玲也描述了父亲对女儿的深情。在她的文章《团聚》中，一位退休的学者回忆道： 他盼望着他的长女，她是一个已嫁的长女，她从小就没有母亲，并不能同后母住得很好，嫁得又不如意，前几天就带了信，说是要回家来，什么理由却没有说。他是最爱她的，爱到使兄弟们有着无言的嫉妒，其实也不过由于同情，他怜悯她一些罢了。 他希望着，一个人悄悄的想，想着她小时垂着两条小辫在家中使性子，她从小就有一种气概，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失去一种尊严骄贵的小姐气概。她进了学校功课最好，人人夸她，她很会交际，有许多次她代替了后母，走到一些必须的地方去应酬。他又替她选好了一个名门世家。谁知这公子却是一个最坏的浪荡子。命运于是便把她毁了。她的终身只成为她爹最心痛的事。就是她不回家，不在他面前埋怨咭咕，他也几乎无天不怀念着她的。 父亲的情感表现为对女儿命运的遗憾和无助。因为她真正的人生是嫁人后才开始的，效忠的是她的丈夫和他的家庭。父女之间的感情越深厚，那种失落感就越强烈。但别忘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太短暂，才能让父女之间拥有这样的体验。 备受宠爱的女儿常被父亲称为“掌上明珠”。虽然这是一种充满爱意的表达，但也宣告了一种所有权——可以说是父亲“掌控”了女儿。这提醒我们，并非所有深厚的父女之情都是积极的。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述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极端例子：父亲是一个鳏夫，他不准已经30多岁的女儿出嫁，并要求她必须在情人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不受宠的女儿与父亲情感淡薄，但面对父亲的时候必须战战兢兢、敬畏服从、毕恭毕敬。在注重男女大防的中上层阶级中，女儿大部分时间都和家里的其他女性待在闺阁里，事实上可能很少与父亲互动。 妻子和儿媳 妻子和儿媳需要被归为一类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西方文化中，它们当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但在我描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们是不能分开的。在婚礼上，新娘总是穿着红色的衣服，这是一种象征着新生的颜色，标志着她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融入了一个新的家族，开始了新的生活。对男人来说，婚姻标志着向成年状态的顺利过渡，并伴随着种种特权的到来，而对女人来说，婚姻是一个心理上的创伤性事件。这标志着她离开了原生家庭，不再是她生父家庭的一员，与她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断绝了所有的感情联系。这也标志着她作为儿媳的职业生涯正式开始——一个在家庭等级制度中地位最低的陌生人，肩负着融入一个陌生、排外且挑剔的家庭的沉重任务。 虽然丈夫是她要百分之百服从的人，但婆媳关系才是她优先要考虑的。按照《礼记》的要求，她必须敬爱公婆、用心服侍、百依百顺。在这个新的家庭中，丈夫自己也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公婆不喜欢或不认可他，就有可能让丈夫休掉她，这将给她和她的原生家庭带来巨大的耻辱——不管真正有错的是谁。对家里除丈夫以外的其他男性——比如丈夫的父亲和兄弟——她必须注意避嫌。婆婆是这个家里与她联系最密切的人，担负着教导新妇让她融入家庭的任务。这时候，婆媳之间上演的大戏就开场了。婆婆磋磨儿媳通常是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国的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残忍的婆婆扮演了欧洲童话中邪恶继母的角色。在新的家庭结构中，唯一能真正支持新娘的人是她的丈夫。但对她来说很不幸的是，他的“儿子”角色要先于“丈夫”角色，孝道要求他站在母亲那一边，而婆婆经常会利用这一点来辖制儿媳妇。 婆媳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女主人和被奴役的女仆。她们绝不会惺惺相惜，在相处中经常爆发激烈的情绪。在关系最恶劣的时候，往往是一方心中充满恐惧和仇恨，而另一方极尽蔑视之能事。例如，在列维讲的一个故事中，婆婆因为新媳妇的脚裹得不符合标准而百般嫌弃。她对媳妇又打又骂，亲自监督着让这个可怜的女子重新缠足。这个婆婆在儿媳妇的裹脚布里放碎瓷片，结果导致儿媳的双脚因被感染而发炎溃烂。在这样的折磨中，新娘只能自杀以求解脱。这是她对那个凌虐她的家庭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公开指控——用她的死来告诉世人这家人不厚道。对这位被虐待的儿媳来说，死亡不仅能结束痛苦，也是唯一能给她力量去惩罚施暴者的手段。有时候，威胁要自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年轻女性，因为如果她自杀了，她的家人可以起诉夫家。一场漫长而令人厌烦的诉讼和“丢面子”的威胁往往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个女人。 在很多年轻女性眼中，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可怕的牢笼。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 中国社会结构中最薄弱的一环是女性缺乏安全和幸福的保障……活着的时候得不到法律提供的任何保护，而她拼命得到的那点公平，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死后的让步。 一个女子终其一生所扮演的角色众多，而在孔子列举的五种基本关系中，女性唯一一次出场是在夫妻关系中。这种关系的指导原则是“相敬如宾”。妻子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是次要的，“伴侣”这一角色也是无足轻重的。《礼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哪些行为是适当的，一般规则是所有身体接触和亲密行为都应严格限制在卧室内。人前表达亲昵被认为是下流之举。《礼记》甚至严格规定了男人与妻妾同房的顺序和频率。夫妻关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孩子。如前所述，在儒家的家庭结构中，传宗接待才是优先考虑的，个人的感情和欲望是次要的。对家庭来说，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是经济负担，也让家人脸上无光，所以，对女性而言，嫁人之外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家。 尽管幸福美满、相互尊重的夫妻关系确实存在，但在严格的家庭尊卑结构下，在完全包办的婚姻中，新娘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她生下儿子之前。 当家主母 “母亲”是女性最被看重也是回报最大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儿子出生并被记入族谱之后，她与丈夫的婚姻和作为儿媳的地位才真正确立。儿子帮她融入了这个家庭，因为她延续了他们的香火。她的未来取决于与儿子们的关系，所以她必须培养他们的忠诚。考虑到这一切，母亲对儿子的强烈依恋就很容易理解了。此外，成为母亲有助于减轻她在陌生环境中体验到的孤立感，尤其是在家有恶毒婆母的情形下。因此，母亲在男人心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母子关系并没有被孔子包括在五种基本关系中，但“四书五经”强调，儿子应敬爱母亲。中国有不少作家和诗人用充满温暖和理解的笔触描写了母子亲情。 当儿子娶妻，她也终于“千年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就会获得一个有尊荣、有权力的位置，她正式融入了这个家庭，再也不是外人了。但是，在她自己的婆婆卸下管家大权并交由她执掌之前，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巩固。要等到婆婆去世后，她才算是完全当家做主。如果她是家里的长媳，她就会成为所有女性中地位最高的那一位。丈夫去世后，她就摆脱了男性的统治，尤其是在没有其他男性户主幸存的情况下。由于在家庭等级制度中年轻人要服从老人，所以年长的母亲和祖母受到尊重，并享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她拥有的权力永远不会像年长的男性角色拥有的那样完整。男人有能力行使真正的权力并负有最终责任，而老年妇女得到的不过是形式上的尊重和物质上的保障罢了。 当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例子表明，当家主母可以凭借她们钢铁般的意志或控制软弱丈夫的能力，成为家庭事实上的掌权者。比如《红楼梦》中的老太君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当家主母，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她的权力实际上来自她担任高官的儿子和一个成为皇妃的女儿。像她这样强大的遗孀确实存在，但她们的权力地位从未得到官方认可。 男人的妾室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中上层阶级的男人纳妾是常事。豢养妾室是合法行为，所以，在环境的逼迫下，女子可能不得不委身做小。在原配们眼中，小妾是乱家的根源。但是，由于男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男子的第一任妻子，或者说正房原配，不仅要忍受地位更低的小妾，还要忍受其他与她平起平坐的妻子。因为一夫多妻多妾制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允许的，所以当丈夫又抬了一房妻室进门时，于正妻而言根本谈不上羞辱。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家庭就别提什么岁月静好了。 引发问题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正妻通常源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小妾则是由丈夫自己选择的，所以妾更有可能与他产生感情。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说妾是乱家之源，因为她很容易挑起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甚至互相伤害。当身为家主的男人上了年纪，膝下儿子都成年的时候，再有年轻漂亮的小妾进门，那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在古老的史书《春秋》中，皇后、王妃与嫔妃、姬妾因争风吃醋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故事比比皆是。宫廷斗争通常是由嫔妃们挑起的，除了争夺帝王的宠爱，她们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夺得大权。 尽管妾被认为是合法的家庭成员，但她的地位低于正妻，因为正妻是通过“三书六礼”郑重其事地抬进门的，地位有保障。妾室与正妻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形同主仆。更重要的是，正妻是整个家庭的“嫡母”，所以小妾生的孩子被归为嫡母所有。妾室的地位也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她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丈夫的性需求，如果丈夫对她失去兴趣，她就可以被卖掉。所谓的“平妻”也是如此，如果她们不再令丈夫满意，就很容易被休掉。所以不管是平妻还是妾室，她们在家庭中是否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与正妻的关系。在中国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充斥着大老婆虐待小妾的故事。 在农民中情况则有些不同，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在经济上妻子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她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与丈夫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尽管如此，她依然会时时担心，因为如果家庭的经济状况好转，丈夫就可能带个妾回来。在赛珍珠的《大地》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这本书是对1900年左右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总的来说，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国女性的心理状态都深受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各种力量的影响。作为女儿，她就像一个暂时寄居于原生家庭的孤儿。作为妻子，她就像一个被夫家收容的外人，生育——尤其是生儿子——是她唯一的救赎，前提是她的儿子将来对她忠诚。在尊卑有序的家庭结构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慢慢有了一些权力和威信，但只有当她比公婆和丈夫活得更久时，才能真正在这个家庭中掌权。即便如此，她的权力仍然有赖儿子们的忠诚和成就。 在父权制秩序中，女性的命运由父权决定，生活的好坏取决于她与男性的关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她与男性的关系带有极强的目的性，有着各种权衡算计。而她与女性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情况因缠足习俗的存在而变得愈发突出。在这个近乎暗无天日的过程中，她在情感上体验到了被母亲抛弃的痛苦，而由此导致的情感上的抗拒与缺乏信任切断并摧毁了她与母亲最初的联系。等到结婚后，婆婆成了另一个母亲，但这个母亲通常是负面形象，就像西方童话故事中的邪恶继母一样。她必须费尽心机和婆婆争夺丈夫和孩子的忠诚。如果运气好点嫁了个家境殷实的人家，她还不得不与妾室们分享她的丈夫。 在这个父权制结构中，男性以让女性缠足成为“废物”为条件，允许她们加入由他们掌控的秩序。缠足削弱了女性的力量，削弱了她们与大地母亲的天然联系，把她们变成了身带残疾的奴隶。女子不但生下来就低男子一头，还受到各种限制，连正常的行动能力都成了奢望。在这种环境中，她们只能低声下气、做小伏低、逢迎讨好，这是她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就这样，在父权制下苟且生存的女性习惯了自我否定，放弃了自己与阴性本质的连接。她们早早地将本能的阴性自我切割了，作为女性，她们的自我认同感被生下来就如影随形的自卑感破坏了。 作为荣格学派的分析师，我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看到有很多女性，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在心灵深处都努力地想要践行孝道。这种努力就像一种生存需求，通常以微妙的无意识方式从母亲传递给女儿。我的朋友珍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过一番深思后她最终发现，她对父亲毕恭毕敬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影响到了她与男性的关系，并最终影响到她的丈夫。在一次谈话中，她告诉我： 当我回想起每次父亲在家工作或心情不好时，我进行活动时就会自觉地“蹑手蹑脚”，这让我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在向父亲“鞠躬”。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很快就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对我的丈夫做同样的事情。这对我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对她来说更糟糕的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她十几岁的女儿。一天晚上，珍妮让女儿整理客厅，她说：“我们在爸爸回家之前做完吧，不应该让他看到家里脏兮兮的样子！”女儿看着她说：“你为什么总是说这样的话？这样不对！我们打扫屋子是为了家里的每个人！家里的每个人都和爸爸一样值得拥有一个整洁的家！”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立刻意识到她说得很对。当我意识到在父亲身边会不自觉地踮着脚尖走路时，也发现了在丈夫身边我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不但如此，我还不断地通过言行下意识地告诉女儿，在家里“爸爸”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利！谢天谢地，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内心足够强大，有力量来抗衡我灌输给她的这种想法！ 珍妮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打破这种负性循环。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位长程来访者。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这种对待父亲的态度不仅出现在个人关系中，在我们处理与以权威形象出现的机构或集体的关系时，同样能找到这种态度的蛛丝马迹。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重新与阴性本质建立连接是纠正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这位名叫玛格丽特的来访者的案例中，这个权威形象是医疗机构，而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玛格丽特小时候患有一种极其严重的哮喘，她的童年充斥着频繁住院和被抢救的记忆。医生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方法出现了，她的病情逐渐好转，最终过上了相当正常的生活。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也就难怪医学在她心中地位特殊，让她很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在她做出这个决定时，医生这个职业还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所以她的家人并不是特别支持她。但不管怎样，一旦下定决心，她就以非凡的毅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她拼了命地学习，最终被一所医学院录取，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医生。 她热爱医学，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一直乐在其中。对她来说，熟悉的医学模式在小时候救过她，后来又把她训练成一名医生，在她眼中几乎是完美的，从没想过它会有什么缺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地开始感到幻灭——并不是质疑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的医学，而是对浸透到这个模式中的父权态度不敢苟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也为了探索自己内心的想法，她开始找我做心理分析。然后她逐渐意识到，她的阿尼姆斯，即她自己男性化的一面，已经失去平衡，需要加以整合才能让她的存在更加完整和谐。回顾过往时她发现，她先是把自己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后来又投入到医疗行业这个由男性视角主导的领域，这让她失去了一些内在的女性视角。 在心理分析过程中，玛格丽特不断探地索自己，这帮助她重新与阴性本质建立了连接。不但如此，她还在其他方向进行了探索。基督教对她一直很有吸引力，后来她又加入了天主教会，成为唱诗班的一员。她对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包括气功也颇有研究，同时也热衷于各种身心疗法，想通过这种方式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她还开始练习冥想，并惊讶地发现冥想让她的身体健康和哮喘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作为一名医生，她觉得这种现象非常神奇。玛格丽特开始查看相关的科学研究，深入了解冥想对疾病的影响，研究后发现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好转现象并非巧合。有了这些研究提供的可靠数据，她开始将各种形式的冥想融入她的医疗实践中。很快，其他医生看到了这种方法取得的积极效果，开始把他们的病人介绍给她，学习她教给自己病人的技术。 有意思的是，玛格丽特将女性视角带入她自己的治疗过程（即冥想），促进了精神层面的发展，并通过身心疗法与自己的身体建立了更紧密的连接，这样的变化与她在医疗领域取得的成果异曲同工。因为在医疗领域，她同样将更多的女性元素融入自己的治疗方案。在过去由男性主导的医疗模式中，医生是“治疗”病人的权威人物，病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治疗。但在玛格丽特的治疗模式中，病人认识到，他们才是自己身体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治愈的力量来自他们自己。久病成良医的个人经历，加上从各项科学研究中找到的足以支持她的观点的更多佐证，让玛格丽特坚信，这种更为女性化的视角将成为未来医学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精神层面的阴性本质在中国历史、神话和传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探索它在我们追求完整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强大的隐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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