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宫崎骏出发点
》
售價：NT$
449.0
《
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
》
售價：NT$
1367.0
《
1848：欧洲革命之年
》
售價：NT$
913.0
《
克林索尔的最后一个夏天（精装刷边版，黑塞自传式小说）
》
售價：NT$
230.0
《
财富聚变时代： 发掘逆周期的生存智慧
》
售價：NT$
398.0
《
组合数、递推序列与同余式
》
售價：NT$
857.0
《
自由之困：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
》
售價：NT$
500.0
《
零号琴（日本科幻大师飞浩隆花十年写的长篇代表作！2019年星云奖*佳长篇小说得主！）
》
售價：NT$
459.0
|
| 編輯推薦： |
1.本书分析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西方国家用“文明等级”彰显现实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谋求主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2.呈现“文明等级论”这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表现形式与现实所指。
3.宏阔的历史视野，细致的理论分析，丰富的内容和史料爬梳。
4.明确的实践趋向和现实意识。对于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思考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有着不小的启示意义。
5.典雅装帧设计。封面采用特种纸印制、烫金工艺，内文使用全木浆双胶纸，值得珍藏！
|
| 內容簡介： |
|
“文明”一词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借以呼吁变革、探索新路的重要概念。但是，“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百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梁启超在百余年前“开眼看世界”时的这个疑问，在今天依然值得人们深思。本书讨论“文明”的变种——“文明等级论”这一在近代世界颇具影响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内容、现实所指、衍生话题，以及如何在近代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近代政治纷争与冲突的底层逻辑，呈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纠结、困顿与曲折，通过回顾历史，凸显构建能彰显人的尊严与价值，让万物各得其所的文明论述的必要性。
|
| 關於作者： |
|
王锐，祖籍河北秦皇岛市，1987年生于广西南宁市。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7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9年晋升为副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紫江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
|
| 目錄：
|
前言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殖民史
“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
近代日本的文明论、殖民论及其批判之声——甲午战争130周年祭
文明的冲突，还是政治的冲突——“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史解读
“新史学”与“旧世界”
“灭国新法”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思考
附：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关系——一个回顾性的分析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前言
辛亥革命前十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他们目睹琳琅满目的由日本学者翻译或撰写的西学论著，感到很有必要把这些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以此促进中国国内的变革。而不少赴日本学习被视为治国要道的法政之学、在政治立场上与清廷保持合作关系的留学生，确实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与之相似但又变本加厉的是，少数赴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彼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一切国家形式与文化遗产。或许是他们心系故国之心未泯，遂将批判的矛头从欧洲转移到中国，以追求文明、进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大加抨击，认为这些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重要障碍，一如近代西方殖民者认为非西方地区乃“野蛮”或“半文明”，因此有必要通过殖民活动来教训之—毕竟无政府主义总归还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嘛。一时间，讲求新学、以新为尚，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比一下数十年前的士林风气，这在表面上颇有生机盎然之像。
对此，1908年，年未而立的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破恶声论》与《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较为系统地反思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对待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态度。他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热衷向国人介绍宣传各类新学，但中国却面临着“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危险，形成了“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他并未跟从当时在留日知识阶层当中较为流行的文化氛围，即认为中国是由于“守旧”、由于“蒙昧”而不能主动学习西方文明，所以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面前显得衰败不堪。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缺少“破黮暗”的“内曜”与“离伪诈”的“心声”。[1]那种“稍稍耳新学之语”就开始“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做法，[2]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时代潮流，具有追求进步的外观，但实际上很可能只是缺乏自主性与自觉性的跟风。因为这样做既能凸显自己如何向往在当时已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在大多数没有机会系统接触西学的中国人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又能在清廷推行新政、讲求富强之术的背景下为自己带来不少现实利益，博得救国救民的美名。对此，鲁迅这样评价：“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他甚至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多数人“常为盲子”，只知一味跟风，少数人“乃为巨奸”，借宣扬西学来捞取好处。
鲁迅描绘出这样一幅当时的文化场景：社会上讲求西学之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让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禁感叹中国的维新事业开展得这般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也频频效仿西人之言行，主动与西人谈笑风生。而那些掌握了些许西学的人士，频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人进行“启蒙”活动，唇焦舌敝地宣称如果大多数民众不追随他们的步伐，中国将难以走出困境。这样的氛围，不禁让人产生出“国之富强，计日可待”的幻觉，使人觉得“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
但在鲁迅看来，这样熙熙攘攘的场面恰恰体现出中国知识阶层的某种病症。因为一个人的主张应该是其心声的自觉流露，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面对各种流行于世的学说，一个人应该基于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来择别，而不应将实际流行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奉为值得追慕之物，因为这样做只是在随波逐流，缺少独立思考与自我反思的能力。受到其师章太炎的影响，鲁迅也认为将众人凝合成“大群”乃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议题，但“大群”的形成并不能仅凭由慕强心理而产生的跟风效应，而必须建立在“人始自有己”的基础之上，“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以此为标准，虽然当时的知识阶层如此活跃，但“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
毋庸多言，鲁迅并不反对学习与借鉴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域外学说，否则他也不会先是希望学习西医来悬壶济世，随后又投身于文学创作，通过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来唤醒国人。但是，那种缺乏自我意识的宣传西学之举，无疑是他非常反对的。这正如在帝制时代，由于儒学长期处于官学的位置，并且科举考试有机会让读书人出仕为官，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会在表面上成为程朱理学的信徒，俨然以希贤希圣自任，极力表现出一副卫道士的模样。而到了讲求西学蔚然成风的时代，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打扮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流行的西学主张自然也会让人趋之若鹜。虽然近代西学与程朱理学在内容上差异极大，但其众多追慕者的动机与诉求并无二致。这也正像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指出的，“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箸之性恒少”。“彼新党者，犹初习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恶之不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故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那种缺乏自主意识的去效仿、迎合西方文明之举，极易导致对西学的认知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端的层次，即时常将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挂在嘴边，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知之甚浅。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服膺者主动认同近代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在以西方文明在华代言人自任的过程中把自己也想象成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觉得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让自己也与有荣焉。鲁迅指出，当时欣羡西方文明之士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为“崇强国”，一为“侮胜民”。前者的表现形式就是认为西方列强支配全世界实乃天经地义，西方列强国力之强盛让自己欢欣鼓舞，甚至感到自豪。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对那些遭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极尽嘲讽之能，认为那些国家因为弱小而被侵略实乃自作自受，更不会去同情当地民众惨遭殖民之苦。在鲁迅看来，秉持这样心态的中国知识阶层恰恰忘记了中国其实也正在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处境与那些已经被殖民的国家之国民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身为被侵略之国的文化精英，不去同情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人们，反而对西方列强赞誉有加，这绝非对西学了解有多深，而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的表现。[2]他们眼中的中国未来，就是让中国复制此刻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但是，中国之所以值得人们去热爱，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仅仅是因为有变得与列强一模一样的潜质么？
因此，鲁迅希望有志之士树立主体性与自觉性，与各类“伪士”划清界限，传心声于四海，使中国文明重新焕发活力：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又言：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本书）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