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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写14位晚清高官的人生起伏，还原他们在民国的政治选择、个人作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基于“一史馆”档案、日记、奏折、书信等史料，考证历史争议问题，揭开“遗老遗少”的真实面目。
调整“历史聚光灯”，切换惯常的民国主体视角，揭开民国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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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大清帝国遽然覆灭，然而王朝的落幕并非终点，它为新生的民国留下了一群“遗老遗少”。这些曾经位高权重、风光无限的前清高官，如今却沦为时代的“边缘人”，后半生的面貌也湮没于历史之中。
本书讲述的便是这样一群人的故事，选取14位具有代表性的晚清高官，用史实再现他们的民国人生，讲叙他们如何见证历史的剧变、如何重新做出政治选择、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彷徨沉浮、如何在遗憾与困顿中重建生活。
“与时俱进”、入仕民国的李经羲、张镇芳、唐绍仪、伍廷芳，
“独善其身”、选择归隐的奕劻、那桐、张人骏，
“与民国为敌”、奔走复辟的善耆、溥伟、升允……
他们的命运沉浮，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更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的缩影，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民国史勾勒出另一条脉络，让后人重新审视那个多线复杂、新旧更迭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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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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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华 现供职于北京日报社，热爱文史，多年来致力于爬梳档案，为晚清“史实重建”略献绵薄。出版有《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清朝最后的120天》《孤勇：左宗棠新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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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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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章 旧瓦砾上的新民国
罪 臣
穷得不干不净——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逃亡与复产
身为天下笑——“逃跑总督”瑞澂的逃亡岁月
复 辟
帝乡回首梦魂中——“悲剧斗士”肃亲王善耆
年年海角愁春去——“复辟狂人”恭亲王溥伟
秦庭但闻包胥哭——孤臣升允
阁 臣
一年又过一年春——那家花园的风流与消散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庆亲王奕劻的优渥与悲凉
总 督
得勾留处且勾留——李经羲的任性与逢源
未必天心肯放闲——做民国官修清朝史的赵尔巽
承平旧事怀千叟——“箩筐总督”张人骏的传闻与真相
政界从今不敢谈——张镇芳的官场失意和商场得意
此材岂堪论时局——“青发总督”张鸣岐的腾达与落魄
对 手
不复恋此马蹄声——唐绍仪与袁世凯的交恶
缔造艰难思元老——开国总长伍廷芳的民初反转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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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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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瓦砾上的新民国
本文系《晚清高官在民国》绪章，注释从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1月2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改历改元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辛亥鼎革，民国肇建，此次政权的更迭并非千年以来循环式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历史上未有之变局与划时代的大事。最显著的即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突变——国会、总统、内阁的分权制代替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强调民主精神的选举制代替“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政治体制革新的同时，这场剧变也迅速蔓延至社会结构、思想信仰、民众生活等方面。
然而，从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并不像一条坐标轴那般单一、线性，而是充满“枝蔓”，动态而又多线。正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写道，尽管法国资产阶级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并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使自己面目一新。但“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法国如此，辛亥革命后肇建的中华民国，亦是如此。
民主共和的失败
自民国建立，中国将自己的命运分为两段，把过去与现在——封建帝制的清王朝与民主共和的民国——用一道鸿沟隔开。然而，“鞑虏易驱，民国难建”，旧制度“瓦砾”上建造的民国“大厦”很快岌岌可危：法统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国会议员席位之争等层出不穷……1912年4月，康有为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中写道，“（民国）号为共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统一，实则割据分立；号为平等自由，实则专制横行”。一语成谶，民初历史的走向恰如康有为的判断，民主共和实践很快陷入困境。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民国更是进入军阀割据、政治动荡的阶段，派系斗争与混战愈演愈烈。由于缺少了袁世凯那样可以号令北洋全军的强人，把持中央政权的北洋系逐渐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民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阁揆有如走马灯般换人。
中央动荡、北洋系分裂加剧了地方主义、军人政治的抬头，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实在不成一个国家”。无论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都在所占的地盘上自行其是，对中央号令或阳奉阴违，或置之不理，甚至窥伺中央。
1917年后，北洋政府彻底陷入军阀混战的状态，护法战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局部地区间的军事冲突也接连不断，如江浙战争、川湘战争……
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次第失败，带来了国家治理的全面失效。1925年，孙中山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
“礼崩乐坏”的民初社会
1912年3月，清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感慨道：“民国成立已三阅月，而礼服至今未定。大廷（庭）广众，致现种种怪相，尚复成何国家。……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
民国初年，在儒学作为“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的同时，新的“公共信条”未能随之建立。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之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复杂多变，分歧与对立丛生，人群不断分化，恰如李泽厚所讲：“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社会主义思想，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落后的;文艺学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
不仅如此，科举制的废除与选官原则的变革，使得传统士人渐渐淡出政治中心，官僚主体大变，再加上革命的兴起，共同催生了武人政治；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员与阶层流动的方式，加速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
整体来看，清末民初之际，中国进入“礼崩乐坏”的失序时代，“全国离心力发动太剧，而向心力几不足以相维”，社会趋于“一片散沙”。
仕民国者半清朝
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社会剧变引起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的三重解体，构成了新陈代谢的过渡时代——新旧政体嬗递、新旧群体交织、新旧思想杂糅，“互起互伏，波波相续”。清帝虽已退位，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封建思想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民国虽已建立，但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四万万国民，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脱胎换骨、“咸与维新”，社会各方面都仍处于“发展中”的持续进程。
参与民国治理的官员，不少曾是前清的两万六七千名品官。除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民国要人，辛亥革命后各地的新政府都督，也有一些是前清督抚，包括出任江苏都督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出任广西都督的原广西巡抚沈秉堃、出任广东都督的原两广总督张鸣岐、出任安徽都督的原安徽巡抚朱家宝、出任山东都督的原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许多前清遗老也被清史馆聘请参加《清史稿》的修撰，并在民国任职，“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枏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惇曧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金兆藩担任财政部盒事、会计司司长”。
在这一新旧过渡阶段，民国官员“强半皆曾仕先朝”。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前清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为显示自己思想先进，并非迂腐落后之辈，自然要和胜朝割席；但另一方面，受忠君思想影响，为了不被指为忘恩失义，又要表现出对逊帝的眷念。
据曾是溥仪伴读的溥佳回忆，溥仪退位后，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还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只弄到大总统的匾额尚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一块，才觉得体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写道：“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
1922年溥仪大婚，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纷纷主动派出官兵担任警卫。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前任总统徐世昌、前清军机大臣那桐，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地方军阀，还有众多前清遗老都前来祝贺送礼。更为夸张的是，前清陆军大臣荫昌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民国上将的身份代表民国前来祝贺。在按民国礼节行鞠躬礼之后，他突然跪在地上磕起头来，说“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同年，以新文化运动主将著称的胡适也入紫禁城“觐见”溥仪，称溥仪为“皇上”。面见溥仪后，胡适在给为二人见面牵线搭桥的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赶出宫，胡适获悉后，立即于当日晚间写信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的王正廷，提出抗议。
这些都表明，身处新旧更迭之际的人们对帝制与皇帝有着复杂的心态。尤其在民初政治纲纪荡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现实下，许多人对民国不满更甚，既明了封建帝制的落后，又反思民主共和之弊病，在不同的身份认知与选择中前后失据、彷徨徘徊。
一群飘摇彷徨的人
清社易屋、民国肇建，逊清皇室以及前清高官切切实实失去了凭恃，往日的政治地位、特权利益以及心理优越不复存在，曾经的“公共信条”、精神支柱面临解体，更现实的是生活保障遽然消失……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每年拨优待费400万元。然而，民初国家治理混乱，财政异常紧张，优待费难以及时划拨。统计表明，从1912年至1924年这12年间，民国政府所欠的优待岁费为2798.53万两(元)，欠付率为58.3%。也就是说，清室优待费拨付率不及五成。
民国政府一再拖欠优待岁费，导致逊清皇室财政日趋拮据。在逊清小朝廷内务府给民国政府的函件中，“悬磬断炊”“势将破产”等言词比比皆是，以恳请民国政府划拨优待岁费。为了维持开支，逊清皇室不得不四处借款，甚至抵押、出售紫禁城所藏的金编钟等金银器物以及慈禧册封金册等，以至于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愤怒地写道：“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它已过期的本应分期偿付的津贴，因而一再将自己置于屈辱和可耻的境地。”
除奕劻等贪墨甚多者外，因无俸禄，再加上优待费的拖欠甚至停发，不少皇室亲贵的生活陷入困顿。比如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由于每年5万两的俸银没了着落，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昔日的醇亲王府，不得不变卖古玩、田产度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也不断变卖王府藏品；被逊帝溥仪封为顺承郡王的文仰辰，虽有王爷称号，但因祖业无存，只好以卖画为生；甚至曾为“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晏森，因生活无度破产到街上去拉洋车，“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轰动一时。
载沣等王爷尚且如此，其他前清官员的境况可想而知：居住天津的前军机大臣荣庆将北京的自宅租赁他人，以维持生计；前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一度生活拮据、不能自给，每月必须依靠昔日学生寄奉的500元才得以维生……还有一些前清高官因生活困苦只好另谋生计，如前贵州布政使王乃征在辛亥后定居上海，生计无着，不得不以行医为生，“鷹医自活”。
新旧过渡阶段，“与国运和世运相连的世人常常被置于国运和世运的起落之中”。在“明暗之间”，逊清皇室以及前清高官成了一群飘摇彷徨的人。
本书的书写对象，便是这群飘摇彷徨的人。
新朝建立之后，对于胜朝臣子而言，出路无非三条：或隐，如商亡之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或敌，如南宋抗元之文天祥；或朝，如清初之吴三桂、洪承畴。辛亥鼎革之际，许多前清贵族与高官从政治权力的中心沦落为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站在未有之时代变局前，他们在新与旧的此消彼长之间徘徊纠结，在“遗民”与“新民”的多种身份中，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选择“隐”者，如原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他们大多服膺于忠君思想，即使在清廷覆灭后，仍怀着思恋故国的遗民情结，出走京师，避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远离政治中心，过着寓居生活，每每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黯然神伤。
选择“敌”者，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以及原陕甘总督升允等。他们效忠清室，坚决反对民国，采用兵戎相见等激烈方式应对政权更迭，积极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开展复辟运动，尽管屡遭挫折，但仍前仆后继。
选择“朝”者，如原云贵总督李经羲、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邮传大臣唐绍仪等。他们入仕民国，成为整合新旧力量、衔接政权更迭的重要人物，使得民国在“旧瓦砾”上建立起来。然而，即使腾达如唐绍仪、李经羲、张镇芳者，在民初也形格势禁——唐绍仪担任民国首届国务总理短短三个月后即挂冠而去；李经羲曾取代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可谓“五日京兆”……他们的境遇，也反映了在民初政局中，失去武人等新兴政治力量支持后，前清高官政治地位的飘摇与政治影响的衰减。
诚如历史发展并非线性单向，个人的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往往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而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跳转。民国以来，由于薪俸断绝、生存艰难，很多前清官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放弃往昔坚守的精神信条，一改初衷出仕民国。比如记名道员冒广生在清帝逊位第二天即携母亲避隐天津，他本与友人相约不出仕民国，还在个人名刺上印着“前清四品京堂”。但最终，他还是为五斗米折腰，于1912年12月应聘为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后前往浙江温州担任瓯海关监督，兼温州交涉员。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随着取代专制的共和制度在中国弊窦丛生，社会各界对动荡政局、混乱社会的不满与厌倦日渐蔓延，一些人选择“离开”民国，比如主张共和的伍廷芳和唐绍仪，曾积极推动南北和谈，对民国肇建功莫大焉，却在民国建立不久后不约而同地“疏远民国”。
尽管选择与出路并不相同，但他们各式各样的命运际遇都映射着过渡时代中个体的飘摇人生与彷徨心理，也共同构成了新旧更迭之中虽动荡混乱、多线复杂但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国。
将这群人作为本书的书写对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意义，承载了时代的特殊印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被书写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宏观层面的新旧更迭，较少看到史实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具体的人物研究也往往更侧重于趋新一派，许多晚清高官似乎落入帝制王朝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历史鸿沟”中，随着清朝的覆灭而被遗忘，面目模糊不清，外界对他们的认识也基本固化为落后守旧的遗老遗少。因而，尽最大可能去找寻晚清民国时期的可靠史料，努力还原他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选择、个人作为、日常生活和心理心态等，进而从微观个人史的层面丰富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多种面向，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和变化。在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的北洋时代后期，孙中山等反思共和之弊，改组国民党，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宣扬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以救亡图存。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民族主义快速兴起，成为新的社会“公共信条”，重构了民众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主张通过教育、实业与社会试验来救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大潮之中”。至1926年5月，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在形式上终结了辛亥以来军阀混战的政治乱局，继之而起一个革命的全新时代与历史阶段。
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之时，这批晚清高官以及诸多大清遗民日渐边缘化，并淡出历史舞台。以报纸新闻为例证，1912年前湖广总督瑞徵去世时，《申报》专门刊文讥讽，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上海各大报纸的相关报道连篇累牍；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当时的报纸对这些前清官员的报道寥寥无几，1925年那桐去世、1927年张人骏去世、1936年溥伟去世的消息似乎都未见于报端。前清时代，他们可谓权倾一时；如今，已变得湮没无闻。
一片散沙的社会，一群飘摇的人……盛宣怀、瑞澂、奕劻、那桐、溥伟、善耆、升允、赵尔巽、张人骏、唐绍仪等前清高官，有着大清遗民的代表性；他们的遭际，也正是大清遗民最后的遗响。
帝乡回首梦魂中——“悲剧斗士”肃亲王善耆
*节选自《晚清高官在民国》，注释从略
善耆生于同治五年（1866），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为皇太极长子、清初八大“世袭罔替”亲王豪格后裔。野史中说，善耆府中内书房的匾额悬挂着后任民政部参议汪荣宝所写的“如当舍”三字，见者多不解。善耆解释说：“君未读《孟子》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一番言论，也暗示了善耆跌宕起伏的一生。
有为的京官
清制，王府子弟年满十八岁时将授予官职，为皇室或朝廷办事。据清宫档案，善耆的第一个职务，是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大婚时被任命为头等侍卫，在乾清门当差。之后，他历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满洲副都统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十三岁的善耆袭爵为肃亲王。
但在两年之后，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殃及同在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有着二百五十余年历史的王府被烧毁。尽管王府被毁、母亲病危，但获悉慈禧、光绪帝逃离京城后，善耆立即单骑直追，护卫銮驾，由此获得慈禧的赏识。在护送两宫到大同后他奉旨返京，会同奕劻、李鸿章等办理议和日常事务。与此同时，慈禧也对善耆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任命：八月，令御前行走；闰八月，任镶黄旗蒙古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十月，任崇文门正监督；十二月，调镶红旗满洲都统、内大臣并赏三眼花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清廷任命善耆为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大臣，“督修街道工程，并管理巡捕事务”。同时授步军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并“掌京城内外之门禁及九门之锁钥”。如此一来，善耆一人管理京城军、警两大系统，可谓大权在握。
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善耆以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和民政部尚书等职长期主管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并创下了多项“第一”：
创设了京师警政，建立起内外城巡警总厅—区—派出所的组织架构，有力地促进了京师警察机构的规范化。经过整顿，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出现在繁华的街道路口。
创办了东安市场，鉴于出入王府井一带的洋人日益增多，加上东城为上流人士的聚集地，善耆敏锐地意识到在此发展商业的可行性和便利性。经其奏请，清廷同意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原吴三桂府邸所在地建“东安市场”，延续至今。
取消了女子不能到戏院看戏的禁令。善耆明令在京城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此举也意味着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这一旧习的解除，轰动京城，善耆因此获赞“思想开化”。
开展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掌握相对准确的全国人口数量，是推行新政、选举议员、普及教育、推动立宪的基础。善耆研究了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制定了专门的人口普查计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要求各地“调查户数以宣统二年十月前为报齐之期，调查口数以宣统四年十月前为报齐之期”，至宣统四年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人口调查最终没有完成。据宣统二年四月的数据，全国居民数为4.07亿。
除此之外，他创设的“第一”还有：为京城架设第一批公用电话，在京城主要地带建立起第一批公共厕所，建设了京师第一支消防队，负责京城，特别是内城火灾的扑救等。
在此之前，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时，因不取一文、全部上缴国库之举被赞“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耶！”，征收税金也创历史新高。但是，他也挡了其他官员发财之路。正如川岛浪速在1914年所写的《肃亲王》一书中说，善耆这种廉洁自律反而容易开罪权贵，“于是对肃王的谩骂之声悄然四起，或谓之愚蠢，或称其古怪，尤其是大宰相庆王最疾恶之”。因此，他们便找出各种理由攻击善耆，坐洋车、住洋房、买洋家具，为孩子聘请英国教师，为府中女子开设学堂等，都成了指控他的罪行。据善耆之子宪均回忆，慈禧也认为善耆为官清廉不合时宜，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税关监督啊！”不能不说，生于慈禧主政的晚清，是善耆的悲哀。
笼络革命党人的失败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善耆出任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由巡警部演变而来，分设民治、警政、疆理、营缮、卫生五司，并管辖京城内外城的巡警总厅、教养局、习艺所、巡警学堂、消防队等，可以说位高权重。在民政部尚书任上，善耆遇到的重大事件当推汪精卫案件的审理。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进京密谋炸死摄政王载沣。计划失败后，汪精卫、黄复生等被捕并被判永远监禁。直至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被释放，汪精卫等人被关在狱中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谋炸摄政王载沣，按律可处极刑，但最终，汪精卫等人却免于一死。其中缘由，主要是摄政王载沣意欲收买人心，但时为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其间的斡旋也不容忽视。
黄复生回忆，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被押往刑部大牢关押之前，善耆曾和他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谈话，告诉他们“此次之事，王爷甚震怒（指摄政王），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此次谈话，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临别之际，善耆告诉汪精卫、黄复生：“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照办。”
为了感化汪精卫等人，善耆还费了不少心思。汪精卫回忆：“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的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善耆对立宪派、革命党的宽容，也其来有自。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善耆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就建立了秘密联系。应善耆之邀，梁启超派汤觉顿前往京师入善耆幕府。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下旨解散康梁操纵的政闻社时，善耆还“通电各省将军督抚，言朝廷宽大，不株连”，使得立宪党人免受牢狱之灾。光绪三十四年夏，善耆还派革命党人、京师大学堂农学教授程家柽给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并表示“此举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在时人心目中，善耆属开明一派。
只是，善耆的这些举措，更多是为了笼络革命党人、赓续清廷统治，因此，难以真正收到其所希望的“以安反侧之心”的效果，反而被革命党人“反利用”。善耆曾待汪精卫、黄复生等人甚厚，但汪、黄等人出狱后，也并未因善耆的“软化”而放弃革命。毕竟，清朝自身的腐朽、社会矛盾的尖锐，无法通过恩惠来解决，善耆收买革命党人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谋求内阁总理大臣的徒劳
就任崇文门监督时的廉洁、掌管工巡局时的能干、担任民政部尚书时的开明，为善耆赢得“贤王”之誉——“清季诸王之贤，殆莫如耆者矣”。章太炎致善耆的信函中，称善耆为“贤王”竟有十一次之多，还有夸赞善耆“智力绝人”“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之语。
于是，在清末预备立宪、筹划责任内阁之际，有关善耆邀誉以争内阁总理大臣之位的说法不绝于耳。前清御史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一书中说，“光绪末年，（善耆）日夜谋夺奕劻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时下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善耆对于革命党采取了缓和、争取、利用的策略，希望以立宪改良缓和国内矛盾，维护清朝统治，另外也有其个人希望——赢得支持，立宪后出任总理的野心。”
只是，敢于进言和不畏权贵的性格，加上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阻挠，使得善耆争夺内阁总理大臣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在推行政令过程中，善耆敢言，甚至敢直接顶撞慈禧，也不惧得罪权贵。如此不留情面，无疑会得罪大批官员，尤其与几位晚清名臣颇有龃龉。
比如奕劻。善耆看不起奕劻，常常嘲笑他。宪均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奕劻原不是铁帽子王，因捧慈禧才被提成世袭罔替的亲王，善耆不服；其次奕劻很俗气、太贪，连他家当差的都贪财。
又比如袁世凯。二人起初交情甚厚，善耆佩服袁世凯的聪明才智，向家里人称赞袁有能耐。但随着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势力的崛起，两人的关系由友好到怀疑直至要将对方置之死地。光绪末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遍布朝野，更以奕劻为奥援。这在善耆看来，足以动摇清室统治。因此，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后，善耆力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非严办不可”。
宣统三年四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内阁总理大臣最终落于奕劻之手，善耆则为民政大臣，而他谋求阁揆的愿望就此成了泡影。
“倾其所有谋复故国”的破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赋闲三年的袁世凯。11月，袁世凯组织完全责任内阁，以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之名义，开去善耆的理藩大臣之职。
清廷覆灭之际，一向以开明著称的善耆，并不赞成民主共和。善耆曾对好友川岛浪速说，大清王朝如今已像一座烂透的房屋，无论怎样修补也无济于事，必须加以彻底破坏再重建，“若单为中国自身而谋划，宁可采取革命手段”。但在善耆看来，重建者可以是爱新觉罗氏，也可能是他人。但他“既然出生于大清之家，在谋求保全中国之同时，亦有务必维持大清之命运的义务”。因此，不得不努力在他人来毁坏之前，力争由爱新觉罗氏自己毁掉旧房屋，筑起新建筑。善耆还慨然表示，无论成败，重建大清都是他一生的使命，“余一生之志向、使命仅此而已……其成败当然不能逆睹。余只是朝着确定的目标迈进而已。”
因而，善耆反对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主张同南方革命党人决一死战。据溥伟回忆，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自己奏请隆裕太后变卖宫中金银器皿作为军费，令冯国璋攻打革命党。当时，善耆就附和说，“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并告诉隆裕太后，“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但主张未被采纳，后为阻挠袁世凯与革命政府议和、阻止清帝退位，善耆、溥伟、良弼等成立了“宗社党”，旨在维护清王朝的宗庙社稷。善耆对袁世凯也不满更甚，写下《和素盒酒楼独酌韵》一诗——“沐猴偏衣锦，逐鹿各张机”，这里的“沐猴”指的就是袁世凯；还在《和大作君感怀韵》中疾呼“逆竖盗神器，太阿成倒持”，意指辛亥革命后江山被掌握在“逆竖”袁世凯手中。显然，在诗作中，善耆毫不掩饰地将袁世凯比作伺机逐鹿中原、窃取大清江山的阴谋家。
鉴于自己与袁世凯矛盾颇深，且在京师寻求复辟日益艰难，善耆出逃京师，避往旅顺。
为了帮助善耆离京，日方作了周密的安排：先让善耆改名、化装，还安排日方人员同行，为避免引人注意，日方先安排善耆兄弟二人离开，其家眷等暂不离京。为此，川岛浪速还电请参谋本部训令日军关东都督府予以协助。经过川岛浪速的协商，善耆最终在2月6日抵达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把当地民政长官白仁武的官邸让给肃亲王充当住所，其眷属则由川岛浪速等护送至旅顺与善耆团聚。善耆出逃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直到2月21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才向袁世凯报告善耆到旅顺的消息。
川岛浪速曾明确说：“肃王若单为避难，不如早与袁进行疏通，安全归京，较为有利。”因而，川岛浪速等人如此费钱费力帮助善耆逃离京城，并非仅仅是为了帮善耆避难，而是想利用善耆与蒙古的关系，助力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满蒙。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内外蒙古继续明争暗斗。1911年6月，沙俄拉拢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并派军队侵占了库伦。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于11月脱离中国，在库伦组织了“独立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额真汗）。在唆使外蒙“独立”的同时，沙俄又相继策动黑龙江呼伦贝尔的所谓“独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
为与沙俄抗衡，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以政坛元老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部分军阀势力，积极主张乘机出兵，实现霸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野心，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在我国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立傀儡“满蒙王国”。而善耆，便是川岛浪速计划中的“满洲首脑”。
川岛浪速之所以选择肃亲王善耆作为其满蒙计划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因为善耆在蒙古地区具有影响——善耆与蒙古王爷有姻亲与师徒的关系，他的妹妹是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的福晋，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是他的门徒。而且，善耆对蒙古事务也较为熟悉。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善耆领授镶黄旗蒙古都统，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边疆民族事务的机关，理藩院尚书一职在清代居于很高的地位，多以亲王兼领。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善耆又由民政大臣调任理藩大臣。
此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他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赴蒙古地区视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善耆视察了内、外蒙古的许多地方，了解当地的民情、畜牧业发展及工业、铁路、水利等状况，足迹遍及喀喇沁、赤峰、巴林、乌珠穆沁等地。善耆还就视察所见，向清廷奏报从练兵、兴学、立银行、劝工艺、修路矿、设巡警等方面振兴蒙古的计划。两度管理理藩院事务，又亲赴内外蒙考察，加之与蒙古王公的姻亲关系，善耆因此对蒙古各方面情况有着深入了解，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较高的威望。
就善耆而言，在宗社党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借助日本势力图谋复辟，也是其选项之一。
双方可谓各有所求，一拍即合。川岛浪速说服善耆同意日方借用肃亲王名义进行“满蒙独立运动”。“满蒙独立运动”表面上是宗社党的自主行动，暗中却由日本操纵，妄图建立一个以满洲为基础、以日本为监护人的满蒙联合国家，所需经费武器由日本筹集，行动由日本人指挥，但对外宣称“清国人复辟清王朝”。在善耆看来，如果川岛浪速成功，也能实现自己“恢复祖业”的愿望，因此他抱着“听任川岛大人主持”的态度。
为了建立所谓的“满蒙王国”，在帮助、拉拢善耆的同时，川岛浪速还与在京城的蒙古王公如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巴林王扎嘎尔、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亲王等积极联络，承诺为他们举事提供弹药、资金。1912年初兴起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清帝逊位后复辟势力发起的第一次武装活动，分在蒙古和东三省两地进行。
但日方向蒙古运送武器之事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侦知并派兵追击、截获。袁世凯获悉复辟派图谋后立即加强对张作霖的笼络，张作霖转而拥护袁世凯政府、赞同共和。与此同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放弃拥帝立场，改换共和旗帜。这样一来，日方借东三省作为复辟基地的计划基本落空。国际方面，出于自身在华利益考虑，德、美、英等国纷纷反对日本分裂满蒙的阴谋。如此，日本不得不下达“中止满蒙独立运动”的命令。
至此，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这次运动由川岛浪速借善耆之名发动，善耆本人并未过多参与。后来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则是善耆大力促成的，为筹措复辟经费，他不惜变卖家产、抵押王府田地等。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川岛浪速并没有放弃，而是以大连为据点，支持善耆与蒙古地区的巴布扎布合作。据善耆的儿子宪均回忆，巴布扎布原是一个蒙古匪徒，日俄战争时，他引导日军永沼挺进队深入到俄军后方破坏了开原的新开河铁桥，使奉天方面的俄军受到了很大损失，因而受到日方的赏识。
1914年3月，主张侵占满蒙、企图推翻袁世凯政府的大隈重信内阁成立，宗社党也在东京重组，善耆派儿子宪德代表自己前往出席，并商洽向日本财阀借款事宜。
1916年3月，为了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筹措复辟经费，善耆曾变卖过王府珍藏，还以肃亲王府名下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为担保，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一百万元。日本外务省所藏的一份盖有善耆印章的备忘录还表明，为了达成借款，善耆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益，约定“将来事成之时，愿以满洲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及其支流流域，不属民间所有之森林采伐权益，以及对江上流放木材征收租厘等各项事宜……委与大仓男爵”。
善耆借得这一百万日元后，以宗社党名义，在1915年至1916年间招募两千余人组成“勤王军”，在大连一带训练。他还从日本关东军处买来野炮四门、步机枪三千多支。
1916年5月中旬，巴布扎布先纠集骑兵一千五百多人发动叛乱，于8月抵达梨树县的郭家店，但这支骑兵在郭家店被张作霖所派的冯德麟部击败。日方“为了替巴布扎布充实兵力，遂将关东州租借地宗社党所网罗的士兵约七百名，分两批于八月二十二日运抵郭家店”，支援巴布扎布。这七百人，就是善耆训练的“勤王军”之一部。
然而，随着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城战死，加上大隈内阁倒台、袁世凯骤然病逝，日本政府态度转变，认为没有必要再利用清朝遗老举兵反袁。失去日方的支持，善耆主导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半途而废。
此时的善耆，不仅复辟无望，也债台高筑。民国政府还下令将肃王府关内外所有庄地一律冻结，不许出售。资料表明，在获悉善耆准备复辟后，袁世凯曾派做过善耆属下的陆宗舆前往旅顺劝说，欢迎善耆回北京，并保证替善耆偿还借款，但善耆拒绝了。
于是，昔日白银用斗量的肃王府，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为求复辟，善耆不仅贴钱，还“贴人”。宪均回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川岛浪速曾到旅顺与父亲善耆密谋多日，“密谈结束后，我父亲说‘我已没有东西用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心情了，我有儿女，你可以随便挑取，作个纪念吧！’结果把十四格格给川岛浪速作了义女，川岛浪速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子（字），叫川岛芳子”。
“不履民国寸土”的晚年生活
1912年2月离京之际，善耆曾写《辛亥十二月出京口占》一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这首气势不凡的诗是善耆的代表作，表达了他要以辽东为基地、复辟清室的雄心壮志。然而，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复辟清室之梦遥遥无期，1918年中秋节，善耆借酒浇愁，并赋诗一首以发泄内心苦闷，“一自离家国，匆匆已八年。神州风将转，大地月将圆。事业依良友，声名愧者贤。园陵遥捷处，极目起寒烟。”诗中意境，已是一派心灰意冷的萧索。
清帝退位后，善耆始终未忘记复辟，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不悔。隆裕太后死时，善耆率子女向西叩拜致哀，恸哭不已。但善耆想复辟的，是清朝统治而非仅仅是帝制。因而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曾“派陆宗舆去说合，善耆也断然拒绝了”。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善耆把复辟帝制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约束家人颇严，“以严肃质素为宗旨，不以绫罗绸缎为风雅。当年愤慨离开京师时，善耆还发誓“不履民国寸土”，并以此誓要求子女——次子宪德回过一次北京，善耆就不承认他是亲生儿子，也不允许其他子女以兄弟称呼他，而叫他“宪二”。避居旅顺后，他不许儿女做中华民国的官、当中华民国的民，把子女都送进旅顺的日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他还引用光武帝当年艰苦创业的事迹告诫子女不忘复辟：“当年光武起兵之初，几受在陈之危，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卒能兴复汉室完成大业，堂尔等各守其分，勿辞劳苦。”
晚年善耆在旅顺过着隐居生活，多以读书、吟诗、下棋为娱，生活俭约，平日饮食不太讲究，而辫子始终保留。对于未能复辟成功，他心怀不甘，在赠友人的诗中表达了愧疚之情，“江山故国空文藻，愧尔东西南北人”；居旅顺十余年，“每遇人来自京师或得书问，辄痛哭不能已”。
1922年3月29日，善耆因尿毒症逝世于旅顺红楼宅邸中，终年五十七岁。在遗折中，善耆深恨自己“无开济之才”“罪当诛”，并表示“纳还爵士，即日停袭”。由于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溥仪赐谥为“忠”，赏银三千元治丧。所遗世袭罔替之肃亲王爵位，1922年11月经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批准，由其长子宪章承袭。
1923年，善耆棺木运回北京，葬于广渠门外架松村肃王府墓地。灵柩自奉天用火车启运。临行时，张作霖前来拜祭。途中，一些民国要员及清朝遗老们也前来路祭。
善耆逝世后，他的一些子女继承“父志”，与日本合作，背叛国家，甚至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效劳。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十一子宪原曾参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时期为伪翊卫军司令官；十七子宪基是伪满上校参谋；七子宪奎（金璧东）先后任伪满洲国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等；十二子宪均曾任伪满洲国军医少将、伪满军医院长等职；十四女显玗（又名金璧辉、川岛芳子）成了著名的日本间谍，曾任伪满“定国军”司令，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开明如善耆，曾支持君主立宪、同情革命党人，却又如此抵制民主共和制度，发誓“不履民国寸土”，甚至为复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亲民如善耆，有“自执鼓板与饔奴杂坐弹唱”的随和，却又对袁世凯异常仇视；谦逊如善耆，“有人攻其短者必改容谢之”，却在儿女教育问题上如此固执；有为如善耆，曾整顿崇文门税务、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却对复辟抱持政治幻想，寄希望于通过日本实现其目的。善耆身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但归根究底，溥仪所赐的谥号——“忠”，是他一生的注脚，也是他所有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他的“忠”是狭隘的，作为八旗子弟，善耆的忠心仅针对满清政权和清帝，并非是近代以来逐渐萌芽的对民族国家的爱国情怀。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下，尤其在民国建立，共和初兴后，这种“忠”显得愈加不合时宜。诚如沃丘仲子所评，“辛亥后倾所有谋复故国，资产竟罄。彼自为其主，虽愚甚，而不可谓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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