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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广州口岸史译丛”第二种 ☆180年前轰动欧洲的“中国文明大展”藏品目录，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曾亲临现场 ☆收录超1300件（套）藏品，这次盛大展览的历史见证 ☆集合藏品目录和知识普及于一体，呈现19世纪欧人对中国的认识 內容簡介： 《万唐人物：邓恩中国藏品概览》是一本配合展览出版的藏品目录。该书收录了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费城商人内森?邓恩（Nathan Dunn）来华经商后，于十二年间在广州收集的大量艺术品和文博产品。他回国之后，先后在美国费城、波士顿和英国伦敦等地，建立了博物馆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的物品，并由此介绍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为1843年伦敦展览的展品目录和藏品研究。《概览》按伦敦“万唐人物”展览的结构进行编排，介绍了展览的缘起、特点与目的，罗列了超过1341件（套）展品，并围绕展品插入大量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资料。它不仅是邓恩的中国藏品及伦敦“万唐人物”展览最为详尽的描述，更是一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较为全面的专著。 　　“万唐人物”展览在1846年撤离伦敦后，这套藏品辗转流散，至今已难觅踪迹。今人只能通过《概览》一探当年这场据说观展人次达10万的盛大展览之究竟。 　　小插曲：本书原名“Ten Thousand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应译为“唐人万物”，然当时的西方出版者误为“万唐人物”并以之作为中文书名，题签印于书首。为保留原书风貌，本译本因循其旧。 關於作者： 威廉?兰登（William B. Langdon）为美国商人内森?邓恩（Nathan Dunn）中国收藏品展览“万唐人物”的实际负责人，自称是一位“中国藏品管理人”。 谭倚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英国剑桥大学考古遗产与博物馆研究硕士，现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策展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目錄： 目 录 前言 ◎谭奇云 扉页 广告 插图 原书目录 序 藏品目录 广州城史地志 中国官民总论 洋中交通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广州口岸史译丛”总序 　　广州，这座坐落于南海之滨的千年商都，秦汉以来便是中华文明拥抱海洋的窗口，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悠远的驼铃声在西北沙漠中串联起丝绸之路时，来往于广州的中外樯帆，在南中国海季风的吹拂下，也编织出了不断拓展的海上贸易之网。不同历史时期，广州成为外国商人的聚居地。各国商旅都在此留下足迹，也留下了他们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录。这些文字成了异国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广州是域外人士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空间。斗转星移，广州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广州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是这个旧貌换新颜的城市得以独树一帜的重要根基。对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可为城市的发展定位提供有力的依据。 　　在寻找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当初旨在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各种外文著述成了当今本土读者可资参考的重要文献。异域人士对广州的观感与本土人士往往大相径庭，他们著述论及之广州颇有异趣，可与本土文献互相补充印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有学者着手进行译介或翻译的工作，如《旧中国杂记》《广州“番鬼”录》《（马礼逊）华英字典》《沙面要事日记》《广州七日》等著述，都已为学界广泛征引。不过，总体而言，相关译著在数量上是远远不足的。这些异域著述出版年代久远，再版者甚少，不易看到原书，译介相关著述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经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社科联有关领导建议，在中山大学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结合本基地研究人员的学术专长，组织翻译出版本套“广州口岸史译丛”。 　　“广州口岸史译丛”的主旨是撷取与广州历史文化相关的外文史料，不限于英语，以史料价值为准绳，或原书翻译或选编结集，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下，逐步积累出版物的数量，争取使译丛不断延续，实现可持续发展。本译丛所选书目，以使臣和商人的著述为主，侧重于具有史料价值的书籍，兼顾阅读趣味性。时间跨度大，内容广泛，从中古时代中国、阿拉伯与希腊史料对印度洋远程贸易的记载，到清代西方使节和商人在华的经历和观感，均能从多元文明的视角，诠释广州的全球化角色。 　　本译丛从策划到出版，历时多年，感谢各位译者的坚持。译丛的出版旨在为读者提供若干理解文明交流对话的文本，在强调和深化文明互鉴的时代，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译著，架起理解的桥梁，破除语言的藩篱，既面向公众读者，也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同时可以超越翻译的工具性，重申多语种史料和世界性眼光对广州口岸史研究的重要性，重新审视通商口岸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真正的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译本，研究者唯有真正掌握语言工具，方能真正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学术的真知。 　　　　　　　编者谨识 　　二〇二五年春于中山大学永芳堂 1782年，内森·邓恩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802年，邓恩前往费城从商，十数年后，生意陷入困境。为偿债款，他于1818年前往广州，与合伙人开展周转美、英、中三国的贸易。作为代理人，他常驻在这个“一口通商”的口岸，辛苦经营，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 　　经商之余，邓恩对收集中国物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陆续收藏有绘画、漆器、竹雕、根雕、陶瓷、象牙雕、玉雕、刺绣、古镜、成扇、服饰、布料、乐器、屏风、灯笼、家具、书籍、钱币、农具、手艺工具、武器、烟草、鸦片烟筒、茶叶等五花八门的外销商品及广州乃至国内其他地方不同阶层之人所用的器物；还收集了众多鸟类、鱼类、昆虫、贝壳、矿物等博物学标本。后来的藏品目录显示其藏品（展品）当中还有中国人的等身人像以及船、桥、塔等模型。不过，这些未必是邓恩在华期间搜集的，更可能是后来为展示而专门定制的。总而言之，这套藏品数量庞大，单是《概览》中有标号的展品便有1341件（套），还不包括尚未标号的展品以及可能未能展出的库藏。而且，藏品门类相当丰富，涵盖了中国人文与自然的多个方面。将《概览》誉为“中国缩影”，且不论夸张与否，至少较为贴切地反映了邓恩的“雄心”及其收藏旨趣。 　　在当时对洋人有诸般限制的条件之下，邓恩得以收藏如此数量的中国器物，实属不易。《概览》将邓恩描述为“一位交游广阔、事业成功的商人”，并强调其收藏事业卓有成效背后的性格与人脉因素：“他耐下性子探究、勤奋不懈，为人又练达知礼，在中国人当中的声望，史上无一洋人能出其右。这些品质又大大提高了他搜获资料的机会。他这番值得称道的苦功更得浩官、庭呱等颇为重要的行商相助。特别在此事上，这些行商似乎超越了其同胞的偏见，乐于告知准确信息。” 　　邓恩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州当地重要人物的助力，或许还有尚未明言的一项关键因素，即他持有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且从未参与其中。 　　1831年，邓恩带着庞大的财富与收藏离开中国，返回美国费城定居。1836年，他以展示其收藏为条件，投资修建费城博物馆新址。1838年，新馆落成，“万唐人物”展于12月22日星期六晚首次亮相。据《概览》称，该展览颇受欢迎：“在费城，成千上万人参观过这套藏品，据信人人都十分满意。”这个展览在费城开放至1841年。该年12月，邓恩便“在这个不列颠都会与王国当中最有影响、最具科学头脑又最是博学之人的建议下”，携藏品前往英国伦敦，于1842年6月23日正式展出。此时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在邓恩看来，他的藏品正好满足英国公众对这个处于时事中心的神秘国度的好奇：“当前在华事务出现危机，唤醒了公众心中深切而强烈的求知欲。公众都想探究这个奇特且封闭的民族。”对此，《概览》声称展览可让公众了解和探究“中国人的心智与道德品性”，以及“他们衣食住行的世界，如神像、寺庙、宝塔、桥梁、艺术、科学、制造、品味、喜好、厅堂、衣着、盛装、摆设、兵器、船舰、居所等诸事万物”；而且，它在传播知识上比书籍更有效率：“单件藏品便可抵累页的描述……这套藏品作为教育手段，价值无量。它通过物件而非文字来进行教育。物像可看、可触，因此不易误解。” 　　怀着这样的展示目的及理念，邓恩为“万唐人物”耗费了大量精力与财力。他以伦敦海德公园角一座宽敞的大楼作为展馆，又采用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亭阁模型作为门面，打造夺人眼球的东方情调。除了通过不断精心维护与更新展览来维持其吸引力外，他还持续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展览的广告。他的投入获得了回报。展览造成一时轰动，连同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在内的众多英国权贵亦曾亲临参观。它在伦敦经久不衰的热度，从1845年1月4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广告中引用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评价便可以看出来：“凭着这个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国民博物馆所获得的名望，基本上已无须再加颂词；但我们重复此前宣称的，即伦敦再无其 他展览能在展现东方奇观及华美布置上与之相提并论。对于年轻的心灵来说，它打开了一个广袤的领域，满是令人愉悦的资讯。” 　　1844年初，邓恩因病前往瑞士休养，9月辞世。但“万唐人物”展览并未关闭，可能仍旧由兰登打理。1846年10月26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展览即将撤离伦敦、藏品被运往英国各地巡展的消息。1851年，藏品重返伦敦，在海德公园阿尔伯特门的天宫（Celestial Palace， Albert Gate， Hyde Park）展出。然而，这次展出不过昙花一现，该年12月，藏品便出现在佳士得的拍卖场上，被不同买家拍得。如此辗转后，邓恩的中国藏品流向不明，自此散落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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