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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网红”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何在？许纪霖教授以思想史家的深邃、公众知识分子的担当，勾勒出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从晚清士人的家国情怀，到五四启蒙者的呐喊；从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身份焦虑；再到当下网络时代的边缘化处境——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
全书以“十论”架构，透过对鲁迅、王元化、史铁生三代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剖析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与社会责任；通过对 “帝都与魔都” 的城市知识分子差异、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等问题的探讨，展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调适。在文化快餐化、思想平面化的今天，《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再版恰逢其时。它不仅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经典，更是一本面向公众、回应时代的思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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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及其社会角色的力作。它从思想史、社会史和心灵史的多维视角切入，以 “十论” 系统梳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与发展轨迹。书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定义、角色和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又深入分析了 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探讨他们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剖析 “帝都与魔都” 的城市知识分子差异、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现象等独特命题，展现知识分子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反映了作者对知识界现状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思考。本书聚焦知识高度专业化、文化商业化等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与公共性问题，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极具时代相关性，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考维度。
本书初版荣获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以其深刻的学术见解和广泛的影响力成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之作。新编版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内容，融合了作者近年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议题的新思考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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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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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jy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著有《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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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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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01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一 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二 知识分子的语用学定义
三 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四 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五 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六 知识人与道德人
02公众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一 90 年代中国：专业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出现
二 90 年代前期知识界的讨论与重建公共性的努力
三 普遍知识分子的虚妄性
四 特殊知识分子是否可能？
五 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03 20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04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一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分子社会”
二 “知识分子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三 为何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05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迭代
一 从精神世界考察知识分子的“前与后”
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三次世代更替
四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四次分化
06帝都与魔都：近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
一 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
二 知识分子与城市社会：一元化的上海与二元化的北京
三 镶嵌于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上海知识精英
07新媒体的迭代更替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08人生当如大象
09“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10另一种理想主义
附录 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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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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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节选）
西方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悖论。忒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乘坐一艘船从克里特岛返回雅典，并成功杀死牛头怪米诺陶洛斯。这艘船被雅典人保存下来作为纪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船上的木板逐渐腐烂，雅典人便用新的木板替换掉旧的木板。最终，船上的所有木板都被换了一遍。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就提出了一个悖论:这条换了所有木板的船，还是不是原来的那条忒修斯之船?
我的这本书，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悖论。最初的版本于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许多年轻学生的喜爱，因此有幸在2005年获得了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5年我对本书进行修订，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修订版。十年过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拟再版本书，希望我对篇目结构作一些调整。这就是现在读者朋友们看到的新编版。
这第三个版本，与初版比较，置换了60%的篇目，那么，问题来了，它还是那艘“忒修斯之船”吗?
我想，哪怕所有的篇目都被置换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原书中洋溢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忒修斯之船”之所以为“忒修斯之船”，不在于部分之和，也不在于每一块木板的“原汁原味”，而在于其内在的结构框架与独特的风格韵味。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这第三个版本，依然保持了作为首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的精神气质。与初版比较，我增加了若干篇从晚清到当代关于知识分子整体研究的文章，希望读者们对近代以还18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一个整体的鸟瞰。同时保留了三篇知识分子个案的研究:鲁迅、王元化和史铁生。这三位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三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生命实践，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标杆性的人生启示。
与初版问世的二十多年前比较，今天的中国，公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他们所依赖的公共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以短视频为媒介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迭代了以文字为中心的报纸杂志，“网红”替代知识分子占据了这个时代公共媒体的“C位”。
知识分子过去常被视为社会舞台的中心人物，但如今他们所受到的关注度逐渐降低，甚至有了被边缘化的倾向。这个变化差不多是从博客时代开始的。博客时代出现了一批活跃于网络的职业写手，他们比传统知识分子写得更好、更犀利。到了微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通常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影视明星、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偏偏很少有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粉丝量超过一千万。而今天，新的知识形态比如付费音频出现，在得到、喜马拉雅、B站、抖音、微信视频号与公众号等平台上最有流量的大佬，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甚至是被主流学界所不屑的人物，但是他们在那个空间里游刃有余，更能契合时代的需求，影响力也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在民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主反过来稀释了其话语权。知识分子的存在，取决于知识是被垄断的稀缺品。知识分子曾经垄断发言权，报纸、杂志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而网络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只要表达足够巧妙出彩，就能获得流量。当然，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要影响当下，而且是要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一些更长期性的工作，但就影响力而言，那最灿烂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这样一个网红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鲁迅先生尽管内心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依然不离不弃，依附于大地，执著于现在。他不对未来负责，也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心中只有当下。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天国。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
王元化先生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史铁生在一个虚无主义流行的时代，一方面超越传统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与价值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他看透生活以后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生命的意义、价值的确证，不在于最终的目的，而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之中。人生是荒谬的，生命中也充满了各种苦难和不确定，但人生的真实意义恰恰在于，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直面荒谬，积极地反抗命运，最终以此证明生命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面:坚守知识分子的本位。然而，还有另一面，则是与时代和解，降维启蒙。
传统的启蒙者通常都是居高临下的，认为自己代表着黑暗中的一束光，是燃灯者;而被启蒙者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幻象，“唯有我掌握了真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体现的一种平等的姿态。所以我说，今天的启蒙者首先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启蒙对象。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讲得满头大汗，甚至得意洋洋，但实际上是鸡同鸭讲，一切都很虚妄。你自以为和他们是同代人，但其实不然，他们是被新的网络文化所塑造的一代人，当你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的时候，启蒙不过是自说自话。
所以，我现在慎言启蒙。我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了解网络文化，比如会去看《奇葩说》、刷抖音、了解杨超越现象，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我放下身段去了解和认知，然后试图和他们对话，和他们分享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告诉他们曾经也有另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可能是他们所缺少的。如果能对他们有所启示，或许可以为他们增加一个人生选项。
我不相信他们是铁板一块的。人类一代代传承下来，除了有断层以外，毕竟还有继承。我了解断层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总有一些精神和智慧会被继承下来，而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让那些值得被继承的精神与他们的世界接轨。不是强硬地灌输给他们，而是想办法和他们的代际特征相融合。
所谓慎言启蒙，不是要取消启蒙，而是要调整启蒙的方式和启蒙者的姿态。简单地说，就是放下身段。哈贝马斯一直强调，启蒙永远在路上，是一个进行时。它没有终结，哪天它终结了，它就死了。启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所说的“青春精神”。我对启蒙态度的转变与我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因为我在大学当老师，会不断地和学生交流，去了解他们关心什么。我是狐狸型的性格，我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的学生。网络我也玩得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领先。我总是试图了解和跟上这个时代。
关心时代的大问题需要一种情怀，但现在有这种情怀的年轻人很少。过去，我在大学开讲座，基本上都会座无虚席，但是现在要坐满也不太容易，因为学生们追逐的焦点不再是知识分子。不过，今天在企业界和职场人士当中，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知识感兴趣。这些人的主体是“70后”和“80后”，他们大多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对文化、历史和现实政策都颇为关注，毕竟他们在读书时代受到过启蒙的影响。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要老想着大一统。
二十多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曾豪情万丈地以“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作结，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只要愚昧存在，启蒙就有意义。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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