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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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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传播国内外工业文化研究的先进理论和知识，推动对中国行业史的认识和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本书将工业文化研究落到实处，促进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规范化发展，并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社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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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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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化研究》围绕工业文化集中组稿，并收录其他相关研究论文，为工业文化的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平台。本书主题为“跨时段的中国行业史：延续与变异”，分为“工业史研究”“消费品工业文化研究”“书评、工业文化史料”等专栏，主题鲜明，分栏合理，内容丰富；所收录文章均搜集与使用大量原始资料，分析深入，论证严谨，学术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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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彭南生，湖北黄陂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教yu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严鹏，湖北武汉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工业文化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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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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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南生
工业史研究
中国近代“工业”起源、发展与资料整理述评
李玉
战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工余生活：基于《电工通讯》的考察（1939—1945）
褚芝琳
战时资源委员会中央电瓷制造厂的困境与发展
朱晨熹
抗战后鄂南砖茶制造业的复兴与顿挫（1946—1949）
陈文佳
中国自主建设重型机械工业的探索： 以太原重型机器厂为中心
魏晓锴、南楠
消费品工业文化研究
中国白酒领军企业的发展史研究——对茅台与五粮液的分析
陈鑫洁
从政府到市场： 国营酒厂的发展路径研究——以古井酒厂为例
朱玲玲
从“CPC”到“上海牌”：一家国货咖啡厂商的制度转型与市场沉浮
章斯睿
航空业研究
海燕高飞： 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发展史（1921—1997）
赵秀然
书评、工业文化史料
近代国际商战的新叙事——《茶业战争》书评
严鹏
武汉酒厂史料选辑
《黄鹤楼酒报》
工业文化年度述评
2023—202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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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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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彭南生
《工业文化研究》的第六辑与读者见面了，本辑主题为“跨时段的中国行业史： 延续与变异”。工业史是工业文化的根基，是由不同的行业史汇聚而成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手工业在世界历史上有着辉煌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手工业行业遭遇巨变，出现了或兴或衰的变化，各种新兴工业行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延续与变异”成为跨越时段的中国行业史的显著特征。本辑即围绕这一主题组稿，分为不同的专栏。
专栏“工业史研究”共收录五篇文章。《中国近代“工业”起源、发展与资料整理述评》回顾中国工业之路，是对近代中国工业的宏观洞察。《战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工余生活：基于〈电工通讯〉的考察（1939—1945）》和《战时资源委员会中央电瓷制造厂的困境与发展》，分别以电工器材厂和电瓷制造厂为例，对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新兴行业的演变进行研究。《抗战后鄂南砖茶制造业的复兴与顿挫（1946—1949）》通过搜集多方面资料，研究分析了抗战胜利后鄂南砖茶制造业因资本匮乏、交通破坏和政府不作为而复兴失败的过程。《中国自主建设重型机械工业的探索： 以太原重型机器厂为中心》通过整理档案和期刊等历史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新兴行业进行分析。
专栏“消费品工业文化研究”共收录三篇文章。《中国白酒领军企业的发展史研究——对茅台与五粮液的分析》和《从政府到市场： 国营酒厂的发展路径研究——以古井酒厂为例》以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白酒企业为个案，探讨其经营与发展问题，为读者呈现丰富的企业史数据。《从“CPC”到“上海牌”：一个国货咖啡厂商的制度转型与市场沉浮》以张宝存创办的CPC咖啡馆为例，探讨近代中国咖啡业的技术创新、市场影响及文化贡献，并且分析其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的挑战，为理解中国食品工业化和商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案例。
专栏“航空业研究”收录了一篇文章。航空业是人类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新兴产业，在过去的行业史研究中较少被关注。《海燕高飞： 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发展史（1921—1997）》聚焦于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业务水平、航线网络等经营情况，为中国民航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个案参考。
此外，本辑还设有“书评、工业文化史料”专栏，全方位承担本刊促进工业文化研究的使命。严鹏为《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撰写书评，认为该书创造了一种关于近代国际商战的新叙事，从理论角度看颇具新意。本辑收录的史料以“酒”为主题，精选了两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 一是武汉酒厂史料选辑，二是《黄鹤楼酒报》1994年1月28日第1、2版。酒厂史料侧重生产实践，酒报则呈现企业文化。
由于组稿不易——截至本刊文稿交付出版社时，仍有邀约已久的工业史料翻译未能交稿——本刊的出版进度大大滞后于计划。2023年，疫情防控转段，本刊亦推出了校庆特辑，作为一个阶段性总结。2024年，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我们发现2017年最初参与工业文化研究与工业文化研学等事业的一些高校、机构早已退出，而我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坚持了下来。中国的工业文化研究事业也必然在延续与变异中，继续前行。
中国近代“工业”起源、发展与资料整理述评
李玉
“工业”之意，对今人而言，已无进行专门解释之必要。可以说，人人都生活在工业的世界。也有人说，现在已是“后工业化”的时代，但“后工业化”不也是一种工业化吗？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与形塑，实在是太大了，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当下还是未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趋势，极大地缩短了距离、缩小了时空，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渐有遗忘本体、忽略主体的趋势。何以言之？大多数人接触的主要是信息化的终端服务产品，借此，人们可以足不出门享受想要的许多现代化成果，很容易忽略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与形态，或对其产生虚幻的认识，以致生活与思想越来越虚拟化。长此以往，社会生活与民众思想难免会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在此情境之下，以历史学科进行“实学”教育就具有较大的必要性了。工业史无疑是“实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工业之路，有助于审阅中国工业序列，探考中国工业化道路，无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本身，还是对健全国民基本素养而言，都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
一、 “工业”的来源
虽然国人对“工业”一词并不陌生，但若要给出严格的定义，还是较费周折。目前通行的对“工业”的解释，首先是一种生产事业，其次是限定为“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所以有时候“工业”又与“产业”等同，即英文中的“industry”。
“industry”既可译作“工业”，又可译作“产业”。但在汉语之中，“工业”与“产业”既可互通，又不同义。就语源而言，“工”与“产”各有所指，“工”指技艺或者项目，“产”指生成（生产）。
讨论“工”与“产”的区别主要是为了说明“工业”与“产业”的词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的范围要比“工业”宽泛得多，几乎包括国民经济的各个部类，只有在狭义的层面，“产业”才特指现代工业生产。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观察角度，“工业”显然比“产业”容易把握，就其考察对象而言，也更容易确定。
相比于“工业”与“产业”的概念区别，读者可能对汉语语境中“工”与“业”的组合更感兴趣。众所周知，“工”与“业”在中国古代各有所指，两者结合成一个专有名词，则是在近代。
英文中的“industry”在晚清并未一开始就被译为“工业”。它在中国语境中的表述，最初是“制造”“工商”“商务”，或具体的行业名称，如“纺织”“电报”等，到清末才逐步演变成“实业”。笔者利用“爱如生《申报》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工业”作为一个词首次出现在《申报》，是在1891年1月19日第1版的社评，题名为《兵船游历外洋议》，文中这样写道：
自与泰西通道［商］以来，凡华民之襥被出洋、藉图糊口者，合欧美者国计之，大约不止数十万人。其上者设肆经营，以权子母；次者持筹握算，作嫁依［衣］人；等而下之，则有所谓华佣者，或种烟，或制糖，或操各项工业，此其人恃一手一足之烈，供人役使，受人鞭笞，辛苦频年，所得无几，甚至鄙□薄之曰“猪仔”，几至不齿于人。嗟乎，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况乎身受拘羁，无从自主，日遭凌虐，渐类鬼薪，同是我国子民，有不一念及之恻然怜悯者乎？
可见，此处的“工业”，实际上就是“工作”或“作工”之意，无论如何，与现代加工、生产行业联系不起来。
其他人也有将“工业”比作“工作”者，例如署理松江府知府、上海县正堂陆某在劝谕上海本地“小流氓”改恶从善的告示中这样说道：
尔等嗣后有工业者各安工业，无工业者自谋生计，父兄亲友互相诫勉，革面洗心，勿蹈前辙，副本县与人为善之诚，免本县除恶未尽之疚。
此后，类似的说法在《申报》中不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1897年2月18日《申报》在报道日本东京为去世的日本皇太后执绋送葬的队伍中有来自“东京工业学校”的学生，这是该词在《申报》中以比较接近现代的语义首次出现。
到戊戌变法时期，“工业”的意义转向已非常明显，例如《申报》的一则题名《筹防新议》的社评这样写道：
不兴海军，万难言战者也。然则何以为之备？曰首兴学校，以储民智，民智开而后新政启；则改官制，官制定而后百废振兴。于是劝农、惠商、开矿、广造铁路，民财既阜，然后振工业以塞漏卮，因设工厂、船厂、军械厂，而后洋人无从难我，我乃得治海军、治民兵。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政，而保中国之富强，斯为标本兼安，而国以永固矣。
在稍后的一篇讨论日本税政的社评中，“工业”的用法已完全转向近代，其言曰：
昨日本报转录日本《台澎日报》云，顷接东京来电，知东历本月十五日以后，所有日本出口货物一概免纳税金，盖所以固利权而兴工商各业也。执笔人阅至此，不禁喟然而叹曰： 有是哉，日人真深明理财之道者哉！日本自明治维新而后，一切土货悉仿西法制成，历三十余年，工业日兴，几足与泰西媲美。顾货虽多而用者只有此数，必致百物壅积，与业于地也相同。于是工则求其廉，料则求其贱，俾成本轻减，同一货物而售价可较泰西而半之，或又半之，庶几各国流通凡向之购自泰西者，今则就近向日本购致。工业既蒸蒸日上，商况自日新月异，顿改旧观。然犹苦关市之征重为民累，商民之载货出境者尚未能踊跃争先，于是执政者筹划其间，创为免税之术。
可见，文中以日本为例，对于工业生产的源起、特征与影响，以及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的关系，均有比较清晰的说明，在此表述中，“工业”已经特指一类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新型产业。
进入20世纪，“工业”的现代用法已基本定型，清政府明确提出重工兴商的国家战略，由农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于1906年发表了《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的社论，按照不同的支柱产业，将欧美各国分为“农业国”“工业国”和“商业国”三类，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其言曰：
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已，盖显然矣。
且夫中国者，实有为工业国之资格者也。盖工业所需者原料，中国则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西北之羊毛，不减于澳洲，江浙之生丝，凌驾乎法、意，苟知所以利用之，则他国之精制品，其何能更充塞于市场也？工业所需者劳力，中国则人口日增，庸率颇廉，其勤而耐苦，又欧美人之公论也；工业所需者原动力，中国则东南水利环球称之，全国矿属，甲于五洲，苟利用矿力与水力，则一切之大工场，鲜有患其不能兴办者；工业所需者智巧，中国人之聪明材力，宁让白种？苟使专利发明等条例一旦颁布，则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吾知新出之器，必有足与欧美人斗奇竞巧者。况即就目前论之，江西之纸、磁，江浙之织物，福建之漆器，果能不安故步，日求精进，则持此以与世界竞争，又何患不博各国之欢迎也？夫不能不为工业国之势如彼，而易于为工业国之理又如此，吾国之有志实业者，其亦可以投袂而起矣。
与此同时，工业教育也在推展之中，1904年清政府新订《学堂章程》，指导“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具体而言，“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亟谋广设，如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宜设工业学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余可类推”。可见“工业”已为学科之一。除《实业学堂通则》外，清政府还分别颁布初等、中等与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以及《艺徒学堂章程》《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等。
此后各地创办的新式学堂中，专门以“工业”命名者日渐增多，多数直接冠以“工业学堂”“工业学校”之名，甚至有“工业小学”“工业中学”。也有不少工业专门学校，如杭州的“蚕学馆”、青州的“蚕桑学堂”、天津的“工艺学堂”、醴陵的“磁业学堂”等。各类工业研究与推广组织也纷纷成立，诸如“劝工所”“工业试验所”“工业传习所”等。
与此同时，“振兴工业”渐成舆论热点之一，清政府制定新政，鼓励创办实业，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实业救国的核心之一已演变成“工业救国”。全社会对“工业”的实体价值与战略意义开始有了系统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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