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现代日本简史 近现代日本发展之路的通俗历史读本 解析日本百年来的兴盛与阵痛
》
售價：NT$
449.0
《
墨菲定律受益一生的黄金法则和人生定律心理学基础入门
》
售價：NT$
250.0
《
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
》
售價：NT$
653.0
《
汉简《苍颉篇》研究
》
售價：NT$
653.0
《
抑郁症（精装全彩版）牛津科普系列：拨开抑郁症的迷雾，探索情绪背后的深层真相
》
售價：NT$
449.0
《
天才的盛会：文艺复兴艺术三百年
》
售價：NT$
500.0
《
裘锡圭学术文集（全六卷）
》
售價：NT$
4998.0
《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1.80岁高龄，12小时，17场深度对谈，纪德一生智慧、思想的凝结
2.本书译自法国国家声像协会完整录音档案，记录了一位伟大作家永恒的文学和思想价值
3.理解纪德的关键钥匙：纪德晚年对其一生的权威总结，从《窄门》到《人间食粮》，从普罗米修斯到俄狄浦斯，从王尔德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戏剧欣赏到情感经历，是纪德精神与生活世界的一次全面总结。
4.思想的直接呈现：不同于打磨过的文学作品，谈话录口语化、即兴化的特点，更真实直接地展现了纪德和其思想。
5.纪德爱好者之书：谈话录出版后（首次完整出版于1969年）受到全球纪德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追捧。
6.昂鲁什远超采访者：他对纪德作品和思想的深刻理解，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纪德曾说昂鲁什是“少数几个能让我自由自在地、毫无保留地交谈的人之一”。
7.不可替代的榜样：众多文学家、思想家的精神导师。深深影响了萨特、加缪等文学巨匠。
8.名家译本：翻译界泰斗李玉民法文直译，三万字序言，两万字译后记，助你真正读懂纪德
9.我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个时代。
名人评价
纪德在世一天，法国便还有一种文学生活，一种思想交流的生活，一种始终坦率的争论
|
| 內容簡介： |
|
《纪德谈话录》是1947年诺奖得主纪德的谈话录，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创作实践以及日常生活和处世态。看纪德从《窄门》聊到《人间食粮》，从普罗米修斯聊到俄狄浦斯，从王尔德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生哲学到文艺创作，深入纪德精神与生活世界，全面了解纪德，从大文豪处获得人生智慧。
|
| 關於作者： |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
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69年11月22日，生于巴黎。一生著有多部小说、剧本、论文、散文及日记。作品兼容并蓄，风格迥异，包括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荒诞主义。联接古典与现代，既传承了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波德莱尔，也深深影响了萨特、加缪等文学家。
主要作品有《窄门》《背德者》《人间食粮》《田园交响曲》等。
|
| 目錄：
|
目录
《纪德谈话录》译序 / 001
安德烈·纪德与昂鲁什谈话录 / 043
按语：关于《纪德—昂鲁什谈话录》 / 046
一 / 048
二 / 059
三 / 070
四 / 076
五 / 087
六 / 097
七 / 109
八 / 118
九 / 128
十 / 138
十一 / 148
十二 / 155
十三 / 165
十四 / 177
十五 / 188
十六 / 198
十七 / 207
《纪德谈话录》译后记 / 219
|
| 內容試閱：
|
按语：关于《纪德—昂鲁什谈话录》
《纪德—昂鲁什谈话录》录制于一九四九年初，同年末，从十一月十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在国家广播电台广播，由亨利·巴罗主持这档节目。这是史无前例的广播方式。必须补充说明一句，那个时期录音和剪接手段十分有限；而且纪德既接受开启这种录制方式，又对“采访”本身的原则，始终表示某种怀疑的态度，绝非要摆出“大作家”的谱儿，主要还是不适应，对“谈话”既定的原则，从根本上持保留态度。纪德给人的印象是在逃避—时而采取超脱而虚假天真的态度首肯，时而隐忍无语，时而又嘲讽几句—尤其昂鲁什提出的问题，涉及诠释他的作品。担心他所声称失之于抽象，还是渴望让人无从捕捉呢？作家的沉默。从这个角度来看，谈话录也许令人失望，然而，令人失望也是纪德的一种态度，但是也有些方面，他侃侃而谈，讲起各种趣闻逸事、事件史实来，就用他的目光和语言表达的方式，给他的叙述染上独特的色彩，比起通过这种方式看待，谈话录又极为独特。即便如此，纪德也不期望将谈话录做成一本书。如果说我们想过，有可能发表出来，那也是因为这类丛书，同样可以既保留其文献属性，又尊重了纪德出版的伦理原则。我在这里也无比感谢卡特琳·纪德的信赖，以及对这一出版计划的关注。
我们没有照搬雏形发表谈话录，而是随处删节昂鲁什过于冗长的讲话，只得到纪德心不在焉一声“是”的回答；同样，我们也有时略微订正纪德这样或那样的回答；出现一系列前后矛盾的情况，让读者费解，再或者当纪德—这情况出现了两三次—讲的两段话或两种建议，次序讲颠倒了。这样的工作，只是为了提供给读者一种可读而又浓厚的文本。我们要说明，录听文本的条件不佳，时有不少杂音：咳嗽、鼻息或喉咙的咕噜声—很可能就意外扭曲了某个词语，我们再怎么注意，再怎么对照谈话录的改编录音，也都难以避免：让·莱斯居尔先生慷慨地允许我们参照查对。
我们尽量缩减《谈话录》的注释，仅仅指出引语的参照作品，在必要的时候，也向读书提供一段历史的或者文学材料，有助于理解谈话。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克洛德·马尔丹向我们提供的录音。最后补充一句：总共有三十四节一刻钟左右的录音，我们便两两组合，以便在更大限度上，给人以谈话持续性的印象。
E·M
一
《安德烈·瓦尔特手册》（1891）
与《安德烈·瓦尔特诗抄》
如今您不大愿意别人谈论您的作品，尤其您的第一本书，《安德烈·瓦尔特手册》。您当然没有否定过，不过您于一九三〇年写了一篇序言，对这两部作品用语异常严厉。
记得写过这篇序言，今天我仍持这种看法，作为第一本书，我总归不能否认，但是这部作品让我相当难堪了。您就此要向我提问，我也尽量回答，要告诉您为何让我觉得难堪。在这本书里，我认不出自己来了，更有甚者，我尤其认为写得很糟，给我带来苦恼。
而且，您在这篇序言中，总提起“似是而非的严肃认真”—那时您二十来岁—您说自己苦心焦虑的问题—如今看来没有意义了，至少不是至关重要的了。
您这种见解，恰恰是我根本不能赞同的，因为关于《安德烈·瓦尔特手册》，还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亲手窒息了这本书，只出过限量版，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就没有出过普通版本。
没有，的确如此。我始终多加小心；不让人轻易找到，唯独真正渴望读这本书的人，才有可能弄到手，因为他们读过我的其他作品，才被引向这本书，而表现我这个人，其他书要好得多。
由此引出的后果。您的许多读者，几乎都把《人间食粮》视为您的处女作，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了本应归属于《安德烈·瓦尔特手册》的位置。安德烈·瓦尔特是谁？
我不得不对您说，大体上就是，或者自以为是当时的我。我要强调“自以为是”的说法，因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心理问题。我们有个真实的存在，也有个自以为是的存在。在我的印象中，比起自身真实的存在来，自以为是的存在更加重要得多；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真实存在的我，与自以为是的我，差异非常大，自然而然，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更喜欢我的真实存在了，即变成我“想要”做的一个人。
正是处于这种状态，要想真正发现真实存在的我，真诚、深刻存在的我，同时，也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我，我几乎不得已，必须对抗安德烈·瓦尔特时期的那个我，反其道而行之。就在《安德烈·瓦尔特》中，我对抗两件我认为可恨之事：一是声色，二是批评精神。所痛恨的两件事，后来反而成为我极其重视的两个方面。在《安德烈·瓦尔特》那个时期，我认为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声色和批评精神：这两样东西阻遏信念、信仰，以及不容打折扣的一种纯洁，这是新教给予我的非常死板的教育，让我树立起这样修身的一种理想。
这个问题，现在您已经超越了，而青春期追求纯洁的问题，也不是个伪命题。甚至可以说，对纯洁的这种喜好，对污点的这种纠结，对性欲的这种禁忌，在我看来也都是必要的，而且性欲又是这一切的最深层的基础。那些没有在焦虑不安中思索过这个问题，没有闯过重重难关者，就会成为心肠不够善良，性情不够有趣，做事不够检点，处世也不大怕难为情的年轻人。
是啊，听您这么讲很有趣，我甚至相当情愿相信，而且，您讲的这番话越是有道理，就越能让我懊悔：《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写得那么艰难，却又写得很糟。因为，毫无疑问，其中夹杂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那么忧烦我了。记得我写过一句话，一句不大规范的法语，我挺看重，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讲的了，我说：“是嘴馋救了我。”显而易见，正是那个时候，在我看来，馋嘴就意味性欲，当时我还没有读过柯尔律治这句十分惊人的话，他将性欲抬高到艺术家的一种主要品德。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艺术头等重要的一种因素。不过应当说，那时候我还不能算作艺术家。
这不仅不是一个从抽象中提出的问题，还是一种悲剧，发人深省的悲剧（纪德：一种悲剧）。您本人也牵连进去，您书中的主人公，安德烈·瓦尔特，殚思竭虑，最终竟致丢了性命。现在我要请您讲讲，您处于什么境况，写了《安德烈·瓦尔特手册》，也就是说，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您生活在什么氛围中？
那个时期，我对法国文学界一无所知，离群索居，生活非常孤独，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有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都不是个秘密，因为我讲述出来了，一种崇高的爱情主导了整个生活，我几乎可以说，那种爱能解释我的一生，也同我的道德与宗教的思虑相向而行。我对法国文学界的氛围了解甚微，后来才开始了解，也多亏了皮埃尔·路伊友情的带动。那是在阿尔萨斯中学（在巴黎）上学时，我和皮埃尔·路伊同班，成为要好的同学，而且我深信，在中学毕业会考之前，我唯独向他透露了我的文学习作，我的表姐除外，她成为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她得知我正在写书，就感到很恐惧，因为整个这本书，除却文学创作，还另有点儿意图，是一种爱情的表白，我这话讲得未免粗鲁突兀，就是要向她求婚。数年之后我所娶的人，也正是我的表姐。这本书非但没有推进；反而延误一点儿我的婚期，碍于这一婚事在我的家庭引起一场小风波。
然而，您没有署真名实姓，而用化名出版。
这恰恰表明采用化名的缘故，我憎恶丑闻风波，毫无必要的风波：我用真名发表出来，讲的又完全是我的实事，那会让我的许多读者，或者今天我的听众大跌眼镜。当然，我不止一次挑起风波，认为有其必要性，不是无事生非而挑起风波，显然，我得能避免就尽可能避免，尤其是关于这本书。如果说我不署本名，就是觉得这样处理，给自己留有余地，更为得体。
皮埃尔·路伊鼓励您写这本书吗？
鼓励，当然喽！皮埃尔·路伊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是从截然相反的方向施加的。我真心实意感激皮埃尔·路伊，他属于唯美的帕纳斯学派，一心追求形式的理念。在形式美这方面，他显然给了我极好的影响。
那个时期，您还不认识瓦莱里、雅姆。
还不认识，认识雅姆是后来的事。就连瓦莱里，也是后来认识的，当时我在蒙彼利埃，认识了瓦莱里，而我的书《安德烈·瓦尔特》，那时也差不多完稿了。
这本书出版时，我也刚满二十岁，不过，书中收录了日记的片言只语，乃至片段，是我在十八岁，甚或十七岁写的日记，几乎没有什么章法。这是一种缘由，表明为什么写得那么糟。那时候，比利时施加了巨大影响，那里兴起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大部分文学期刊都在那里出版，处女诗作也纷纷寄往那里刊登。我觉得这本书—后来我在别的场合也写过类似的话—仿佛是用比利时风格的法语写出来的。
从这部作品里，是能嗅出一种完全特殊的氛围，一股书卷气味：书卷在书中占有异乎寻常的分量。
我表姐和我，显然主要生活在阅读中，而不是现实里；我对《安德烈·瓦尔特》的重大指责，有一点就是缺乏真实生活，过分陶醉于想象的生活。
关键是这种创作的方法，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品本身根据基本素材，情节自行发展，按照本体论的素材，以掉书袋的方式，犹如在您的思想里自行发挥；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在您的批评精神层面上的反映，以及完全脱离作品而对其评论的这种方式，写成日记，作为对等的批评。
您在《安德烈·瓦尔特》一书中，已经发现了这种构想是吧？显然如此，因为……
因为，安德烈·瓦尔特本人，也在写小说。既是日记，又是小说意念的发展，搭配大量笔记，点明风格，以及这些文字与作家的关系。
在《伪币制造者》中，完全是同样的构思。
在您的大开本《全集》，第九十五页有这样一段话，我择录下来：“我认为，真理并无意愿作出结论：结论应该从故事本身脱颖而出，无须借助于曲折的情节来突显。事物从来就没有结论：恰恰是人要从事物中得出结论。”我觉得，到了一九四〇年，您也很有可能写出这种话，而您早在二十岁上就写出来了。
是的，可能会写得更妙些，也就是说，更为明晰，更能夺人眼球。
还有这句话，也涉及风格：“与其说是词语的和谐，不如说是思想的音乐性。因为思想也有其神秘的叠韵。”
是的，显而易见：事物的这种现象，说“神秘的叠韵”，如今我就很不喜欢了，不过这种见解本身还是非常正确的，这也表明，在我的作品和我的生活中，音乐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其实这类语句，在《安德烈·瓦尔特》中随处可见。再援引这句话：“我的思想飘忽不定，荡漾在一曲听到的四重奏新近的音波之上。”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糟透了，正是这一点让我恼火。“听到的四重奏”，实在不堪入目，但是这并不妨碍这样表达的事实，还是相当准确的。假如这句话，当时写为“一曲新近听到的四重奏”呢，可是偏偏写成“一曲听到的四重奏”。
看来《安德烈·瓦尔特》这本书，你持全面指责的态度；可是，您的整个人已经涵括进去了，当然尚未定型，还没有成熟，不具备您天性的复杂，而对自身的复杂性，似乎还没有一种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意识，不过，您若是允许我引用您的一段较长的话，就会明白不该全盘指责：“阻碍我下笔疾书，哪怕是草草做些笔记的，正是激情的纷繁复杂，比起激情本身的千丝万缕更难厘清。因为，如果有许多确定的事情要讲，那么我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然而，对外界最细微的感受，也能搅动起我身上复杂的系统，开始无休无止的震颤。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里，彼此不断呼应—唤醒一些沉睡的、潜伏的意念，而这些意念又通过新的激情久久回响。”
这些作为文字，我更为满意。我觉得这段引语，相当准确表达了我想要讲的话。而且，这也吻合后来我描述的事物，分散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在《扫罗》的剧作，我想，记得写过这样的话：“我的价值寓于复杂之中。”我得承认，我相当满意您刚才念的这段话。
今年没有春天，亲爱的。
花丛中没有歌，没有轻盈花朵，
没有四月，没有笑声，没有变形，
玫瑰花环我们也编不成。
我们在灯光下依然俯看，
冬季阅读的所有老书卷，
九月的一抹阳光意外射到身上，
红红而胆怯的，像海葵一样。
你对我说：咦，秋天来了，
难道我们一直在睡觉？
如果还要埋在书堆里，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单调。
也许一个春天已经溜掉，
出现时我们却没有看到；
窗帘倒不如全部拉开，
让曙光及时向我们问好。
您一定认得出，这是《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卷首诗。您对这部作品，我相信，还保留几分温情。至于那部《手册》，恰恰相反，现在同您的思想拉开了极大的距离。您能不能趁此机会，向我们谈一谈《安德烈·瓦尔特诗抄》呢？
我先要对您讲一句放肆无礼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您读得太差劲了，您当作亚历山大体或普通诗体朗诵，而我写《诗抄》的时候，特别用心之处，就是注入一种新诗律。
那个时期，我读过大量英语诗和德语诗，尤其德语诗，依我之见，轻重音的问题，比起音节的多少来得更为重要。
您显然是这样读的：
今年没有春天，亲爱的。
您那读法不对，应该这么读：
今年，
没有春天，
亲爱的。
花丛中没有歌，
没有轻盈花朵，
没有四月，没有歌声，没有变形。
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节奏，多多少少写得笨拙一些，我尝试按一种新的节奏创作，在《安德烈·瓦尔特诗抄》中，我认为有些诗达到了这种目的。喏，其中有一首，想必是题为《秋》的诗：
一阵号角，在嘹亮的空间奏响，
我们明白，还不该行动；
号角声断，冉冉升起震荡，
向着赤铜色的天边传送。
这些诗现在都记不得了，请您原谅，我读得也很糟，只想告诉您，当时我心中极其渴望创立一种新格律。问题并不在于我做到了多少，重要的是，我在尝试某种不同的东西。
我对《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精神、情调，甚至遭际本身，都曾格外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与《手册》内心历程是同样的。然而，读者在《诗抄》中，又见到写《手册》的人，不过这里讲述的是他解放的历程。这么说准确吗？
您看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些脱节，是完全正确的。《诗抄》是后来写的，而且远非单指出版的日期，那是在大不相同的精神状态中写成的。
以至有时给读者的感觉，写《手册》和写《诗抄》的不是同一个人。
好哇，这种印象绝对准确。说起来，确非同一个人了。这是个自审的人，自嘲自审的人。
或许这还是《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一大看点：作为诗歌的要素引进嘲讽，真是一件绝非寻常的事情。因为通常说来，嘲讽就是一种酸，能腐蚀冲动，终于受其影响，诗歌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在这里则正相反，毕竟会受到似是而非的一种魅力的吸引，因为读者始终不知道，这种游戏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冲动激情在哪里开始掺假，到哪儿终止了坦率。
二
拉罗克
有关埃雷迪亚和马拉美的回忆——
《那喀索斯论》
《爱的尝试》
《乌有国游记》
您在家乡拉罗克，写了《安德烈·瓦尔特》，那片祖业您经常提及，我想现在不属于您了。您能否回顾一下，在拉罗克的生活呢？
您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倒相当令我为难。不错，我曾在那里独自生活；住过去之后，拉罗克很快就成为众多友朋相聚的一个场所。其中有盖翁（亨利·盖翁，戏剧家，1875—1944），甚至保尔·福尔（诗人，1872—1966）、皮埃尔·路伊、弗朗西斯·雅姆（诗人，1868—1938），尤其在我结婚后，聚会更加频繁了。拉罗克老宅相当大，能容许朋友盛会，接待许多人。那个时期，我几乎完全独居，仅仅每年一度，暑假期间，打破我的孤独，舅父携我的表姊妹来度夏，后来我娶了大表姐。
如此看来，您在那片祖业，过着“庄园主”的生活，想必饱览群书。那时您已经弹钢琴了吧？
“庄园主”这个字眼儿，用得也许不大恰当，因为我绝对没有为地产地租操过心。反之，这种事让我十分为难，我想我在《如果种子不死》中，解释过庄园主的那种感觉。我住在那里，无异于客居。我倒是早已弹钢琴了，弹琴是我的常事。在我的生活中，音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从那时候起，大量时间我就花在音乐上。
那种幽居的生活，根本谈不上心满意足！这恰恰是一种讽刺。皮埃尔·路伊，在我的朋友中间也许起的作用最大，他总是千方百计，拖我进入巴黎的文学旋涡，那里显然对我很有吸引力。
因而，安德烈·瓦尔特写出这样的话：“别了，怡然自得的哲学，这股热气流令我陶醉。”您在孤独中，忽然收到皮埃尔·路伊的一封信，引发了感慨：“这是冲我的幽居激发起的怒火：那里相互激励，彼此互动—形成了蜂群。我去也晚了，根本无法融入了。”
这是一种幼稚的情绪，不过显而易见，我体会到了这种感受的全部力量，感受完全是由衷的。
大约就在那个时期，您离开了乡居，离开了诺曼底乡居的孤独生活，加入了巴黎文学界的生活吧？
应该与考试阶段巧合，即中学毕业会考的最后阶段，总而言之，我得以享有几乎完全的自由了。我总是得天独厚，这您了解，我认为应当指出，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衣食无忧，而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还得谋生。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优渥生活的重要性：我完全是自由的，有大把大把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说用到文学上。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您认识了埃雷迪亚（帕纳斯派诗人，1842—1905），成为埃雷亚星期六聚会的一位常客。
我完全相信，若不是皮埃尔·路伊硬拉我去埃雷迪亚的沙龙，什么人我也不会认识。马拉美的晚会对我更有吸引力，但是这两处沙龙聚会，我终究都经常光顾，也就只有这两处，这是实话。勒孔特·德·李勒（帕纳斯派诗人，1818—1894）的招待会，蒂奥多尔·德·邦维尔（帕纳派诗人，1823—1891）或者其他招待会，我从来没有踏进过。卡退尔·孟代斯（帕纳派诗人，1824—1909）的招待会，把话说绝了，我特别讨厌。
我还是颇感意外，得知您是埃雷迪亚沙龙的常客。
是的，如您所说，我也同样感到意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埃雷迪亚：他极为好客，待人无比殷勤，招待十分周到；可以说都强过马拉美。马拉美已经是位大师，但是他所讲的有点儿晦涩难懂，还有点儿神秘，而这类短处，埃雷迪亚丝毫没有。
埃雷迪亚，作为诗人，我与之交谈之后，深感失望。他是从南方来的，原籍是古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活力十足，总是欢天喜地，乐在生活中，唯一的思虑是诗的形式问题，他似乎绝不为可能令他不安的任何问题操心。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
那么马拉美，正相反吧？
哦！马拉美，各种忧虑，都可能萦系他的心头。马拉美的“思索”，体现了这个词的全部极端。两者之间差异，当然非常大，是层次、等级的不同。
也是大约那个时期，具体说来，您写完了《那喀索斯论》，这篇文章依我所见，是您生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您写《那喀索斯论》，可能受了瓦莱里的影响吧？你受过马拉美圈子里所提出的问题影响吗？
此言差矣。说我写《那喀索斯论》，是受瓦莱里的影响，那就好比说瓦莱里写出《那喀索斯吟》是受了我的影响，都同样不准确。那喀索斯这个题材，可以说大白于天下，我来给您一把小钥匙，解开这个谜。蒙彼利埃市有一座植物园，坐落在内城，十分幽静，又特别神秘，富有诗意，也就最美了，瓦莱里和我经常去那里。园内有一座神秘的坟墓，埋葬着诗人杨格的女儿，名字就叫那喀索斯。杨格是一位英国诗人；并不怎么出名。当时，那喀索斯的主题，我们都在思索构想，皮埃尔·路伊也同样。好似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相遇了，因此，彼此谈不上什么影响。我写《那喀索斯论》时，自然想到了瓦莱里；同样，瓦莱里写《那喀索斯吟》时，也会想到我。后来，他把《年轻的命运女神》题献给我，也就差不多证实了这一点：年轻的命运女神，毕竟是那喀索斯的近亲。
您也同样，将《那喀索斯论》题献给了瓦莱里。您在当时阅读的作品中，有什么引导您应特别关注这个神话吗？
我也在寻思，并没有发现什么。在我看来，这个神话妙不可言—我们一起谈论，也都有这种感觉—可是这一素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
但是我认为，您却动手做了，因为，您丰富了那喀索斯神话的本体，您的发挥完全出人意料，有的时候，是您在那喀索斯身边讲述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好像在延续这则希腊神话。用基督教来点染希腊神话的这种做法，完全独出心裁，也非常卓越。
卓越，卓越什么，令人讨厌，不是吗？
这件事十分有趣，一方面表明，您至少还十分关切基督教神话；另一方面，您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基督，将基督转化为一个神话人物的形象。
是啊，基督教的问题，显然我还念念不忘，其实，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哪一样也不放弃，既借鉴基督教，也借鉴希腊神话，这两者对我而言都同等重要。
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象征主义的整个形而上学，以及象征主义的神话呢？
哦！好奇怪的问题。我倒喜欢您问问《乌有国游记》。
我们在马拉美家中聚会，我觉得有些人……一些诗人—我这样讲未免太放肆了。然而……并不懂他们从事的行业，因而随意放弃一些领域，如果去开发，很可能极其有意义。我在《那喀索斯论》中，就有某种意向，也许稍显自命不凡，总之，要给象征主义送上自身缺少的一种伦理。我们缺乏真正的美学家，一如我们没有真正的小说家，只有随笔作家，一些几乎只用诗体写随笔的作家。从而产生了《那喀索斯论》的那种渴望，要带去我觉得缺乏的某种东西。
因此，您给这篇文章定名为《论》吧？
不错，正是此意。
这篇《论》有一个注释，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因为这一注释已经表明，您从不离弃自己兼顾伦理和美学的一种立场。
“艺术家、学者，不应该更喜爱自己要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全部品德……对艺术家而言，道德问题，并不是指他阐明的观念关乎多少道道，对大众有多少益处；问题在于他阐明得好。—因为，一切都应该阐明，即使是危害极其深重的事情。”
是的，我不是很喜欢“危害”这个词，有待寻找另一个词替换。这一小小的保留除外，可以肯定，如今我还完全认领当年我写下的见解。不过，那时我所写所说的内容，如今看来一目了然，不值当说了。
关于您的《那喀索斯论》，还有最后一件事我要提一提。读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突然看到一项声明；真是十分激烈，又相当庄严。您说：
“自不待言，要阻止我达到我的渴望，既不是人类的重要法则，也不是畏惧、廉耻心、内疚、对自己与梦想的尊重，既不是你，可悲的死亡，也不是入墓后的恐惧，什么都不是—仅仅是傲慢。明明知道这东西十分强大，可是自我感觉更强大，能够战而胜之。—然而，如此引以为傲的一种胜利，—还不是那么甜美，还不是那么美好，怎如向你们，种种渴望让步，而且不战自败呢。”
这一段，在《那喀索斯论》里吗？
在《那喀索斯论》中（纪德：啊！）我很高兴，能看到给您个惊喜。
嗯！是啊，是啊，当然了。可是，我不记得了，在那个时候，我居然能以如此放开的方式，标明后来我才确立的一种立场。
总而言之，您写《那喀索斯论》的时候，安德烈·瓦尔特真的死了，已经埋葬了，而您似乎痛下决心，要按照您的本性，按照您的天性，随心所欲地生活了。
确确实实，《那喀索斯论》结尾几句话，我不记得了，非但不否认，而且还很高兴那个时期就能写出来。
这段引文，您摘自《那喀索斯论》，其中有“怎如向你们，种种渴望让步，而且不战自败呢”，我感到惊诧，也有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谬误，援引错了，根本不是您的责任。这种过错，是我的《全集》排版造成的，将我这篇《爱的尝试》开头几页混到别处，实在荒唐而又莫名其妙。《爱的尝试》开篇的这几页，与《那喀索斯论》的收束部分之间，存在两年的时间差，不是写于一八九一年，而是写于一八九三年，也就是说，还在《乌有国游记》之后。
其实，我也应该发觉这种错排之误，因为，由弗朗索瓦·莫里亚（法国作家，1885—1970）作序的《爱的尝试》小单行本，我还记得，我读过那篇序言大约您还记得，结尾这样写道：“有天晚上，我听到纪德为基督辩护，出奇地坚持己见。让我们等待上帝的最后审判吧。”
您谈到经常光顾的象征派国卷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随笔作家，几乎用诗体写随笔，我们没有小说家。”一八九二年夏季，您在拉罗克，正在创作《乌有国游记》，当时您有没有宏愿，要为象征主义写小说，弥补这个文学流派的缺憾呢？
我的确有这种打算。当时没有象征主义小说，我就有点儿不揣冒昧，写出一部来。我觉得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可以为小说创作提供一种崭新的形式，叙述的事件富有寓意。在这方面，我的想法就变得非常模糊了，也处于象征派作家通常的状态。什么都不明确，也就只有某种渴望，要写出隽永的含义，远远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为此别人可能着重叙述事件，而我则放笔描写景物。
甚至，也许还要刻画心理活动吧？
也许要刻画心理活动。关于景物，我想到阿米埃尔（瑞士法语作家，1821—1881）讲的一句话—当年每隔一个星期，就会有人引用—景物是一种“心境”。我所描写的是种种“心境”，不知道是否像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事先打算好的写法。
我倒是想了解，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您个人的思虑，也契合纯文学之外的问题。
我允许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哪怕极不慎重的问题。回答，或者不回答在于我。不过这次，阻止我以真言回答，并非碍于问得失当，而是我实难设身处地，重温当年的心境。拉开距离来看，我知道这部《乌有国游记》……有些章节，写得特别好：譬如美人鱼那一节，美人鱼的歌声构成了一道风景。然而，引起我兴趣的，根本不是这类段落。我几乎要说，唯一令我感兴趣的事，就是引进第二章的荒唐离奇的内容。
这第二章，我念给同时代人听，他们认为荒诞透顶，说穿了，就是写得极糟，极不得当，都力劝我删掉，让《乌有国游记》只保留所谓绝妙的章节！现在我非常庆幸，不顾别人怎么对我说，还是保留了下来。今天再看，这部分极为新颖，极有个性，我觉得比其他章节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这部分确实说明了，作者同他的作品拉开了距离，成为一种评论，或者一面哈哈镜，变形映现出作品的另一面。我觉得唯独在这部作品中，您汲取了一下在您身上可能尚存的浪漫遗产，甚至福楼拜的某种影响，想必是创作《萨朗波》时的福楼拜。
我很高兴，您给了我机会，谈谈福楼拜的影响。您提起《萨朗波》那部小说，恐怕不太恰当。福楼拜还有一部小说，据我所知，没有多少人看过，但是对皮埃尔·路伊和我，尤其是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就是《圣·安东尼的诱惑》。这部作品向我提供了典范的文句，我爱不释卷，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最佳境界。应当说明一点，我还同时阅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可以肯定，那时候，优美的语句，在我看来，是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我全力以赴，绝对像马拉美那样：整个世界创造出来，最终就是要写成一部优美的大书。我的阵阵冲动，甚至我存在于世，似乎就是为写出一些优美的语句。福楼拜有一篇鲜为人知的短文，是为布伊埃的诗集写的序言。福楼拜在文中谈到艺术家的地位：艺术家看世界，看他生命本身，视为一种幻象，但是这种幻象，要由作家描绘出来。这一见解，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切切实实当作我的信条。
读者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在《乌有国游记》中的这种良苦用心，但是也感到这种努力中，似有找回自我的意志，在模仿前人之后，就自行接触一种更为自由的艺术。我说得明白，您不是使用自己的调色板，而调色板上积有多层色彩，福楼拜用过的颜色，在福楼拜之前；夏多布里昂曾用过的颜色，因此就难免有仿效的痕迹。
《乌有国游记》中删去的部分，纯粹都是象征主义的铺陈，专有名词的堆砌。那些人物的姓名，当时都啧啧令人称奇—现在稍微过时了，犹如梅特林克（比利时法语作家，梦幻剧《青鸟》的作者，1862—1949）笔下的人物。
所有那些专有名词，我全是在保兰·帕里斯（法国学者，中古文学专家，1800—1881）那里摄取的，他的专著合集为五小卷本，我们也许并不通读；但总归经常查阅，如同寻找格拉尔圣杯，总围着格拉尔圣杯转一圈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乌有国游记》还有别的情况，忽然出现了阿拉伯姓名：您称之为“哈依特尔奈福丝”的王后，以及她丈夫“卡马拉扎曼”。如果按照那个时期，由马德鲁斯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您已经见识过那个译本了吧？
没见过，有加朗的译本就够用了，是不是。我在《如果种子不死》中，就谈及《一千零一夜》—加朗的译本—视为我的启蒙最重要的阅读，可以说平衡了《圣经》对我的影响。
纳塔纳埃尔的名字，终于亮出来了。
已经用于那个时期了吗？
纳塔纳埃尔出现在《乌有国游记》中，完全是个小配角。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