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Lydia H. Liu）是目前人文社科领域中少数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华人学者之一，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全球史、新翻译理论、语言哲学及数码媒体等多个领域，均产生重要影响。曾获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等学术大奖。英文学术专著有：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等；主编有Global Language Justic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3）和Tokens of Exchange（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等著作。中文专著有：《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和《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主编），以及第一部学术校注版晚清刊物《天义?衡报》（与万仕国合注）等。
中文版序：人机融合时代的哲学反思
我为什么要写《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
英文原版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年，但是回答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问题与我们当代文明所处的深刻困境密切相关。人类历史上一直有大大小小的科技发明，有些发明曾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变，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它们都无法和数字媒介给世界带来的冲击相比。在今天，大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人工智能（AI）？为什么不把电脑、网络、机器人、AI技术这一类事情，都拱手让给专家们和工程师们去讨论，由他们去指点江山、重塑文明？至于其余的人，只管消费、娱乐和应用就好，不必多操心。可是，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设想一下，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把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一律交给军事专家们，然后袖手旁观，听任专家们去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呢？这恐怕没多少人会同意。因为这在逻辑上既说不通，也很危险。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对待数字技术的问题上，袖手旁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社会的关注度则越来越高了。说到底，人工智能毕竟触及了社会神经的深处，因为数字技术正在对文明、社会、人类及其精神进行全面重塑和改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也不可能不关心人工智能在如何改变我们，又将带我们到何处去。
这正是我当年研究弗氏人偶的最初起点，也由此探索出对数字时代进行哲学批判的途径。
不过，15 年前本书英文原著出版的时候，国内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普遍不高。相比之下，美国的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Studies）则蒸蒸日上，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讨论，讨论话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如后人类（ posthuman）、控制论有机体（ cyborg，俗称“赛博格”）、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网络与虚拟空间等。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和五花八门的预言也层出不穷。我从2006 年就开始发表文章探讨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机识英文”，如刊载在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上的iSpace:Printed English After Joyce，Shannon，and Derrida ，此文作为一章被收入英文原著。后来，《批评探索》在2010 年又发表了我研究控制论和拉康的一篇文章，题为The Cybernetic Unconscious：Lacan， Poe，and French Theory ，此文后来也被收入英文原著，成为另一章。2012年秋季学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开了一门新课，叫作“人文中的数字性（The Digital in the Humanities）”。这是博士生的研讨班，学生来自不同的科系。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一起重新梳理新媒体研究的脉络，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领域，以及相关的哲学对话。
在长时间的研究和教学期间，我发现，美国的新媒体研究中有一些致命的误区，这些误区至今还在左右大多数人对数字媒介的看法和判断。如唐娜· 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20 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控制论有机体的误解和误导，再如后人类研究在数字技术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上的含糊其词，此外，还有如今被遗忘了的现代主义文学诸多实验，以及它们对自动写作和通信技术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过，我认为，更大的误区在于新媒体的智能至上主义，它遮蔽了弗洛伊德、拉康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机器无意识研究之间的种种联系，把精神分析理论在这方面的基础性贡献（包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怀疑）几乎都掩盖了。
针对这些误区，本书力图提出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当下依旧严重困扰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比如，机器就是机器，为什么非要机器去复制人、模仿人？人在怎样的精神和社会习性下，才会去制造和使用模仿人的机器？其中的心理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回避，而我的回答是，机器人并不简单是机器对人的模仿，也不仅仅是机器与人的技术合成，即所谓赛博格。我在书中提出的哲学论述是：机器人是人机互为模仿的产物，我将其称为“人机拟像”，其过程为：机器模仿人，人再模仿机器，机器又模仿人，人再回过头模仿机器，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也就是说，机器人是人机拟像无限循环的必然结果。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当人类越来越离不开机动假体或高科技物件时，当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统治所笼罩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而且，把这个疑问往前再推进一步，我们最后就不得不问：按照人机拟像无限循环的逻辑，人类是不是面临一个根本的危险——所谓“自然人”会不会也终归演变成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弗氏人偶”（即“弗洛伊德机器人”）。如今，这些哲学批判似乎愈加紧迫，愈加不容忽略。为了突出这一特点，我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将英文原著的书名（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正式修订为《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
转眼间，本书英文原版竟已面世15 年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的时间是2010 年，之后陆续出现过很多书评和热议，在欧美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自己也很看重这本书，心中期盼未来会有一个完美的中文译本出现。15年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支持下实现了。
回想我这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虽然写作和出版不算少，但不是每本书都能碰到好运气。本书中文版的幸运之处在于，著名翻译家何道宽先生不但将其纳入他主编的“媒介环境学译丛”，而且就像对待他丛书里每一本深涩难懂的理论著作那样，亲自动手翻译，打磨修订，最后呵护成书。当代学术圈里的人都知道，何先生是将传播学、新媒体理论和媒介环境学引入国内学界的第一人，他对理论和学术建设的贡献很大，成果丰厚。因此，有机会与何先生合作，自然是我的幸运，也是这本书的幸运。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再感慨于何先生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对中英文的行文和修辞的精准把握，还有他那惊人的工作效率，忍不住问自己，我能不能在四个月内翻译出如此高质量的译著。答案是，不可能的。
我衷心感谢何道宽先生将《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翻译成中文，贡献给国内读者去分享和讨论。
刘禾
2024 年4 月14 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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