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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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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考古读物领域，《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典藏版）》堪称 “专业与可读性” 的平衡典范。它既收录详实考古数据 —— 从器物坑分层、碳 - 14 测年到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的工艺细节，为研究者提供一手资料；又以通俗笔触串联文献与实证，将古蜀祭祀、王权密码转化为生动叙事，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走进三星堆的神秘世界，是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趣味的典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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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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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多年研究成果。书中以详实史料、精美文物图，深入介绍三星堆文明起源、古蜀神权统治、宗教意识、经济文化等。既纵向探索古蜀族、城、国渊源，又全景描绘古蜀社会生活与艺术世界，彰显其发达工艺与多元交流，凸显古蜀文明独特地位及与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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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剑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天府十大藏书家”之一。文、史两栖，勤于笔耕，研究领域涉猎较宽，尤其对三星堆、古蜀文明、秦汉美术考古等有着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学术著述《古老的清玩——金石碑刻》、《天门》、《丝路上的文明古国》、《三星堆》（韩文版）、《古蜀金沙》、《金沙考古：太阳神鸟再现》、《文宗在蜀》、《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常璩传》、《从三星堆到金沙》、《探寻古蜀国》、《古蜀神话研究》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并发表评论与文史类文章数百篇。一些著述同时在我国香港、台湾出版发行，或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学术论文亦被收入数十种论文集出版。并出版长篇小说《悲欢》、“古蜀传奇”三部曲《梦回古蜀》《金沙传奇》《五丁悲歌》等多部。
迄今共计已出版发表有800余万字的著述作品。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著录之中。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著《从三星堆到金沙》，已获国家学术外译项目三次立项，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日文、德文，面向全世界发行。其学术专著《金沙考古：太阳神鸟重现》英文版，已在海外20余个国家销售发行，被全球著名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近年来，力作不断问世，广受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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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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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失落文明的重新认识
月亮湾的偶然发现 002
三星堆文明的逐渐认识 011
震惊天下的三星堆器物坑 022
第二章 成都平原上的古代王国
三星堆古城与古蜀王都 042
宝墩文化古城址的启示 058
古蜀王都与其他早期城市 072
第三章 人间王国与神灵世界
神秘的群巫集团 090
王权和神权的象征 113
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 128
太阳神话的反映 145
神山祭祀与天门观念 166
昌盛的泛灵崇拜 185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王公贵族与平民阶层 210
经济形态与神禖文化 229
日常穿戴与服饰文化 244
通向远方的古代商道 275
第五章 高度发达的制作工艺
青铜铸造的辉煌 302
黄金谱写的篇章 317
玉石雕琢的艺术 332
结?论
揭开了古蜀国的神秘面纱 347
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例证 354
东方文明的新篇章 357
三星堆考古发现大事记 365
后?记 370
附?录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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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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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次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另一次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6座成都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
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现出灿烂、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暗黑的庞贝城。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众多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是巴蜀文化史上划时期的、恢宏扬厉的一页。
现在，已有众多学者投入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出版了好几部研究或描述三星堆文化的著作。这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由黄剑华所著的《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是其中最新的又独具特色的一部。他以史家的根柢，艺术家的笔触，寻幽访翠，探骊得珠，再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及其发现过程。既有关于三星堆文化古族、古城、古国的渊源流向的纵向探索，又有从生态到文态、从产业到制作工艺、从社会生活到神灵的主观艺术世界的全景式的描绘，其中不乏作者创新的灵感和见解，读来清新可喜，诱人思索。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文物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文化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进行猜测性对比，这就难免会发生歧义，难以准确了解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祭祀物坑”更恰当一些。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现，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和民族源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国体系。但我们仅凭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2000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以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洪灾将旧文化遗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遗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在某个环节上的断缺，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正是由于这些困难，引起研究工作者对探索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恒久的兴趣。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对三星堆文化发现和发掘的历程作了生动的描述，汇集了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有关古蜀文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能够引发思索，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期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演化而来，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古蜀城市文明早期形态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如果说宝墩文化所含的6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阶段，那么，位于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着古蜀城邦国家建成的阶段。本书对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威城市汇聚点，都有较好的分析和研究。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礼仪性、威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的著名观点，这在三星堆古城遗址和祭祀坑遗址有鲜明的体现。他所论述的城市具有“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征的认识。本书详尽介绍了各派学者关于该古城文化特征的争论，或主张是蚕丛王时期，或主张是鱼凫时期，或主张是杜宇时期，本书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倒是从本书对三星堆古国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制作工艺的描绘，受到新的启迪：如果从早期城市的“磁体”和“容器”两大功能来看，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历史时期很长，它可以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兼容器”。这里有以纵目人铜像为表征的采集狩猎时代的蚕丛文化的遗留，有以鱼鹰形象为代表的渔猎时代的鱼凫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形象为代表的农业时代的杜宇文化的遗韵，是否还可能有开明兽的渊源呢？这也不是不可以猜测的问题。总之，本书使我们能够跳出究竟是鱼凫时期还是杜宇时期的直线式思维的猜测，启迪我们用球形思维来思考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期文化层似应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以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采集渔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种族、民族通过交流、征服和文化激荡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晶，是发挥城市“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吸附巴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性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巴蜀文化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得以形成的最早的源头和过往的历程。
至于两个祭祀坑，既然是先后两个时期焚埋的，一个在殷墟早期，一个在殷墟晚期，则更可以说明这座古城至少曾经历过两次突发性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联系“蚕丛国破”和“杜宇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这两次事件不都可以找到落脚点了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正说明这座古城及两个祭祀坑在先后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因素，不正昭示着历史帷幕后古蜀民族更替征伐、激荡交融的一幕幕壮阔的话剧吗？
二、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探索
对三星堆艺术世界的描绘和分析，是本书作者用功最勤、致力最多，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掞藻扬葩的玉石雕琢等，皆是三星堆文化结晶的明珠。它们共同构成古蜀国神秘的艺术世界，折射出古蜀人特异的文化心理。从文化学的深层次钩沉稽引历代蜀人所认同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心理，并把它同三星堆文化的面貌相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但是又有相当难度的课题。本书作者既是长期从事历史和文物考古学术研究的学者，又是擅于艺术探索的作家，对此作了用功的尝试。从本书所描绘和分析的艺术图景出发，我们可以对蜀人心灵世界的传承和思维特征发展的脉络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师、女神、神树和各种青铜人面像乃至各种凤鸟、鱼凫饰件，太阳轮饰件，如果加以艺术化组合，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昌盛的泛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世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以鸟、珠、花为表征的日神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鸟母崇拜、杜主崇拜为特征的神禖文化。这两者构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妣并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张神禖文化是蜀人的特征的，但它对蜀人的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何影响，尚值得探讨。可喜的是，本书作者联系静态的农业文明特征，对此作了深入的创新性探析。古有“焚巫尪”习俗，“巫”是女巫，“尪”是短仰、突胸、突肚的畸异人，在神权世界里，他们都可能是地位很高的人，这从甲骨文“焚黄”一词可以看出。从三星堆众多的神人形象中不难找到这两种面貌神异、能“地天通”的巫尪神人。由于它们的怪异形象在三星堆蜀人心目中畸重的分量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再地在后来成都平原出土的众多东汉说书俑形象和成都市区成汉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积淀不仅表现在蜀人的造型技艺里，也表现于蜀人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里。“山川风雨发其姿”，作为独立的文化区，巴蜀地区素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球形天才”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李调元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能错综古今的文宗，都具有气势恢宏、铿訇辩肆的艺术气质，“控引天地”“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开阔胸襟，铺张扬厉、追求浪漫、不师故辙的发散型开放性思维。这些特征均可以在三星堆人奇诡浪漫、怪诞夸张的造型艺术里找到它的源头。《汉书·地理志》说，蜀人学习经书的思维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贵慕权势”“以文辞显于世”，重时事利禄的今文经学传统和重文学的传统是蜀人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神秘的三星堆艺术世界里，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过往来程和棻丝踪迹。
三、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书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一定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发现了海贝4600余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这一明证以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汇、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除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例证，我们还可通过本书对若干文化细节加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东南亚文化，从西边的阿萨姆到东边的大洋洲，是否有亲疏程度不一的联系？它同中东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文化有无联系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独立创造了发展阶段相同、类型相似、性质相似的文化，这是当前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重点。本书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黎澍先生曾说：“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又得益于活动半径的扩展。如若祖祖辈辈固守一地，见闻不出乡里，不和异质文化接触，是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认识的。”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接触、交流、碰撞、激荡的历史信息，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描述、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进行某些概括，得出某些于我们现代蜀人有益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项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完成的工作。特别是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研究和总结三星堆文化遗产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开发和交流的历史经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样看来，本书的出版，当还有其现实的价值和针对性。我个人虽才疏学浅，但因上述理由，乐于向读者郑重地推荐这本既有学术深度、有审美意义又文笔流畅的好书。
本书作者是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进的有为的中青年学者，作品与著述为数不少，与余相知甚深，尤喜读其著述中的清新、畅达之气。愿我们同本书作者一起，进入三星堆文化神圣的殿堂，去找出蜀人纵贯古今的艺术世界的真谛吧!
勉贡芜辞，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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