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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聚大湾区18位优秀散文作家之力，精选18篇匠心之作，集合成册。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散文”这一文学概念，作家们以个人视角记录共同记忆，用文字编织文化认同。选文文笔优美，内容贯穿古今，在回望历史中凝视当下生活，生动再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发展历史与辉煌的时代风貌。本书既是当代粤港澳散文精品的集合，更是一部关于大湾区精神密码的生动读本，一书在手，尽览湾区山河气象，感受文学与时代的交响共鸣。
集结大湾区前沿精锐文学力量
探索当代文学的“崭新可能性”
建构多元融合的“文学共同体”
创新建构 前沿视角 新锐力量
立体呈现鲜活创作生态
全面展示湾区文学气象
从岭南文脉到湾区气象
从“经济大湾区”到“文学共同体”
溯源粤港澳文化根系，解码大湾区文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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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丛书简介
本丛书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开创之作，首次全面呈现大湾区独特且不断演进的文学图景。
丛书分为文学地理、文学理论、小说、诗歌、散文、网络文学 6 卷，集结了大湾区最前沿和精锐的文学力量进行编写，探讨大湾区文学这个崭新的“生产性概念”，如何在新的文学生态、主题探索和审美路径生成方面成为一个文学“实验室”。
本丛书编选获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专项支持。丛书不仅是一次文学巡礼与作品汇编，更是一项自觉的创新构建工程，旨在通过塑造大湾区文学身份，建构多元融合的“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卷协调有机的大湾区散文集，近20位当代散文作家的散文之间呈现出近似的质地和褶皱，生动再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时代风貌。
编者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散文”这一概念，在中国散文历史脉络中寻找理论资源、审美范式和经典参照，从书写岭南历史、凝视现实生活、关注自然生态等面向，遴选优秀散文近20篇，提纯出其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寄予形成具有同一性审美风格散文流派的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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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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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jiaoyu部人文社科基金多项，出版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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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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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缝隙藏身的灰色寒鸦 / 艾云
漂在广州 / 陈启文
苍鹭和它的幽灵 / 冯娜
节气是一个一个的美学格子 / 耿立
换位 / 谷雨
往事越千年 / 黄国钦
香港中大校园的“文学家之径”/ 黄维樑
出花园之路 / 林渊液
一底年糕 / 林中英
牛铃叮当 / 李清明
打牙祭·尾禡·无情鸡 / 穆欣欣
即使雪落满舱 / 塞壬
握一握文天祥的手 / 王国华
双族之城 / 熊育群
天麻劫——自然笔记 / 杨文丰
生的海 / 鄞珊
一砚一江湖 / 张鸿
利安邨的空姐 / 周洁茹
（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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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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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历史、未来以及漂泊的人们
杨庆祥 李玉新
《大湾区文学选本·散文卷》由批评家杨丹丹教授编选，汇集了该区域内优秀的散文作家作品。在拿到这本散文集之前，我的一个小小疑虑是：粤港澳大湾区（后文简称为“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仅仅提出九年，出版“文学合集”是否有必要？毕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迟至新文学诞生后的第十八年才出版。但切身的阅读打消了我的疑虑，大湾区文学与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有极大的不同：新文学属于开创的文学，“五四”一代人为国衰所刺，以新文体载新思想，需要一个艰难求索的过程，而大湾区的作家们在拥有大湾区这一地理概念之前，便已凭借既定的地理区位，共享了岭南文化的滋养。于是我们在文集中看到，不同作家的不同散文之间呈现出近似的质地和褶皱。他们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想象相互勾连缠绕，组成了一卷协调有机的散文集。从这个角度看，这本散文集的编选是非常及时、有效、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稍微需要展望的是，散文集映现出的大湾区文学受益于岭南文化，但也泛化于岭南文化，我们无法从中触摸到独特的大湾区生态。当然，这样的要求或许过于苛刻。 大湾区文学并不存在新文学那样的急迫性质，也不必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在拥有大湾区这一地理概念之后，作家们需要漫长的时间形塑空间观念，孕育文化想象，这一过程自然而必然。一种在“地理—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特殊空间里产生的大湾区文学，也许会与既有的当代文学机制形成微妙的差异性结构，并将在未来一步步凸显其价值和意义。
一
在这本散文集中，大湾区作家们对历史书写的执迷最为瞩目：人物史、家族史、地方史、精神史……种种历史之间渗透交错，呈现出岭南人对传统文化的倚重。但这样的书写也使人困惑：这些来自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的大湾区的作家们，为何不愿探究城市的隐秘，而是执着于书写传统的迷雾？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洋务运动，希望借西方的器物技术“自强”“求富”。甲午海战失败后，士大夫、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政治制度，对清政府尚有信心的部分人寄希望于维新变法，更有远见的一部分人后来则决绝地发动了辛亥革命。这一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均为广东人。他们是面对古老帝国无力回天的晚清臣民，也是锐意进取、期望对现实有所助益的岭南人。历经两次失败之后，知识分子们试图以西方思想启蒙民众，猛烈批判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新文学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媒介诞生于其中。这是被视为第三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前两个阶段“出人出力”颇多的广东，在新文化运动中却似乎少有作为，曾经的先锋梁启超甚至被视为保守派代表——毕竟其宣称“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是所谓磨砖作镜、炊沙求饭也……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遂将以毒天下”。
时易世变，新文化运动的“偏激”行为已经为论者反思，梁启超的“保守”也有了可取之处。王国华在散文里提到，“名人留踪一个地方，不仅赋予这个地方历史，更赋予这个地方气质”。或许还应该补充一句，名人可能首先由地方气质孕育而生，然后通过生平建树强化了这一地方的文化传统。岭南文化并非封闭保守的文化。不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广东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引进新的器物、技术和制度，为民族兴亡奔走。大湾区当今卓越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当然更是其实例。但面对外来的思想文化，广东人显得格外慎重，思想启蒙应该进行，传统文化也不应偏废。在当代高歌猛进的城市化建设中，在大湾区汹涌澎湃的市场化浪潮下，大湾区作家们对历史与传统的书写大有留存文明火种的意味，也有梁启超那种在激进风暴中坚守“固有之旧道德”不可废弃的孤绝意味。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宣告了现代白话小说的诞生。然后有《孔乙己》《药》等小说，一时追随者众，“五四”小说逐渐取得了文学正宗地位。与此同时，农民的愚钝麻木也几乎成为当时乡土作家的主要书写内容。当我们从鲁迅对乡土的批判一路读到蹇先艾笔下草菅人命的野蛮民俗和许杰描绘的血腥乡村械斗，再来看当代熊育群的《双族之城》，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有意思的是，“五四”乡土作家中倒确实不见岭南人的踪迹。站立的位置决定了观看的角度，前者以批判的观念先行，后者则意在追述传奇。当然，这些可能并不重要，如加缪所说，“……全盘真实的认识是不可能有的。唯有表象可以计数，气氛可以感觉”。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终抵达我们的“气氛”，那些真实的触动。
乡土作家对乡村的批判切实推动了对民族思想痼疾的反思。而熊育群笔下那个风云变幻的赤坎古镇，仿佛穿越三百余年的历史来到我们面前，但又在幻觉与迷思中难以捉摸。它告诉我们原来一座城镇可以那样轻盈地从古典走向现代，但又载满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氤氲。书写宗族对民风民智的开化并不新鲜，但熊育群在这里提供的经验足够深刻动人，一度让“乡土小说”形塑乡村和宗族想象的叙述者愿意首先为乡绅宗族叫屈喊冤。
对地方历史的书写，在熊之外，还有黄国钦的广州史，从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任嚣谈起，历数成王败寇，直至讲学于万木草堂的康有为，同时是人物命运变幻起伏的历史。王国华在《握一握文天祥的手》中提到的本身便有正义感的文天祥后人，在“文天祥”三个字中“找到了着力点”，终使其“坚持有所依附”。这些先辈，呈现的不仅是人物史，还是一种精神史和尊严史。作为他们的后人，在某一天，某一个节点，我们同样可能在某个名字中找到着力点，找到某种精神的支撑和依附。
但我们毕竟不同于岭南人。这些被书写的人物多为岭南先贤，岭南人生活在他们留踪过的土地，甚至与他们有直接的血脉关联，当然也更容易传承他们的遗馈。大湾区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书写，是在浮躁的当代文化中为民族点燃的火炬，但将首先照亮岭南，照亮他们自己。作为“他者”，我们敬畏这片延续传统香火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们。
二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同时是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尝试：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自此以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起伏和曲折，并最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尘埃落定。“启蒙/救亡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想，开放的市场经济，一度使我们陷入乐观主义狂热。然而随着九十年代改革的深化，一些人大呼上当，启蒙理想挫败，“大众文化”入侵，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带来了知识分子们始料未及的负面问题。于是九十年代以来又有“国学热”“文化散文”等现象，人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同现实的失落对抗。大湾区作家们对历史与传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思想脉络的延续。
耿立从节气里发掘出古人对自然生养的顺应；杨文丰在自然笔记中书写天麻、空气和盆景，希望重建一种尊重自然的伦理；鄞珊从大海中寻觅到人与自然的情感羁绊；张鸿从砚台里发现的，是带着传统闲趣的江湖；而同样是牛铃叮当，对李清明来说，随着民俗衰落，今日的似乎已不及往日“悦耳和悠扬”。不可否认，和前面提到的历史书写一样，它们都基于各自真实的生命体验，并将对现实有所照亮。但我们还是需要警惕：单纯地颂扬和怀恋一种理想化的道德意识形态，是否会滑向空洞乏力？百年、千年之大变革势不可挡，谁能逃回传统文化的子宫？艾云感叹于卡夫卡传奇且悲怆的命运，在将其“个人叙事”与昆德拉的“历史叙事”的对照中感悟到“文学不是秀场，而是个人生命的需要”，从而发出“以诚实精神”表达人类共同生命体验的文学呼唤。
谢有顺在文章中提到，现代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优势，大湾区文学不应该“单一”甚至“简陋”地回忆过往，还应该强调对现代造物的思考和担当。在他那里，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首先是变法革命的时代先锋，然后是呈递传统精魂的先贤。无论晚清，还是改革开放，大湾区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此间形成的现代都市文化同其传统文化一样光彩辉煌，不应偏废。对都市的正面描写在散文集中不是没有，只是相形之下显得单薄。
卡尔维诺曾敏锐地指出在我们头脑中作祟的情感结构——“首先应承认变成大都市的莫利里亚所具有的繁华与壮观，可惜同昔日作为旧省城的莫利里亚相比，又不免失去些优雅的气质，人们只能在画片里欣赏这种优雅；然而当初作为省城的莫利里亚若是没有这番巨变，在人们眼里就一点优雅气质也显不出来；无论如何，今日的都市更具魅力，因为只有通过她变化了的今日风貌，才唤起人们对她过去的怀念，而抒发这番思古怀旧之情。”——如果没有时代的巨变，谁会那么在意传统的乡村和礼俗，又赋予它们那么多乌托邦式的想象？在某些时刻，我们是否也恨不得城与乡的变化更剧烈一些，以更好地塑造一个“思古怀旧”而不得的孤独知识分子形象？谁也说不清自己的潜意识。我们未必需要像卡尔维诺这样把“更具魅力”一词赋予新的都市，但至少要承认新都市自有其魅力。
在周洁茹这里，对城市的某些隐秘体验已经甘之如饴。这位“70后”女作家写道：香港是这样的，有空位的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单独一个人的座位，不与任何别人搭台。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认为香港还是保持得比较不错的。或许有几分反讽，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恰恰是西美尔这位早期城市观察家认定的大都会带来的“典型危险”。在著名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他提到都市生活的种种使人“自我隐退”，导致人际交往中的冷漠和疏远，但提醒我们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一问题，切莫全盘否定。周洁茹不但没有否定，反倒是理所当然地接受甚至恋恋不舍了。
“70后”和“香港”两个关键词暗示了周洁茹对城市氛围如此眷恋的原因，也提示了大湾区文学书写现代文化的可能性。一是代际问题。散文集中的作家们多为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的失落深入他们的生命记忆，毫无保留地认可繁华都市并不那么容易。正像塞壬、林渊液和谷雨所书写的，前辈带给后辈隐秘的压力，后辈在对前辈的反叛中认清自己，不同代际终将相互理解并且“换位”。现代文化将在和城市一起长大的“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手中焕发光彩，但到了那时候，他们或许也会固执地守候些什么。二是城市的发展问题。香港毕竟是成熟稳定的大都市，都市演变中的某些问题已经不那么尖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湾区无疑将拥有更多这样的都市。
三
现代城市发展繁荣的过程，是一个接收外来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一个迁移者落地生根的过程。都市版图的扩张，依赖于大量劳动力。不仅仅是那些在一砖一瓦中为城市地图增添新标识的建筑工人，还有无数维持城市日常运转，集聚扩张资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们。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城市原住民，更多的人来自远方，在旅途中沦为无名的漂泊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陌生的城市寻找一份工作或许容易，但要在那里扎下根系开枝散叶，却显得极难。
陈启文将自己区别于“打工仔”“打工妹”，声称自己是“更接近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漂泊”。毕竟，抵达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声名在外，这个城市主动为他提供了职业和住所。但他还是需要面对广州“极其古怪的语言”，还是需要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内心深处还是盘踞着一种失落感。虽然他在那里找到了民性的强悍和隐忍，发现了情义和人伦美德，并为其无畏进取的人文精神所触动，但他还是找不到落地广州的方式，只能悻悻北上归乡。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漂泊者，反倒不如他自己笔下的底层“打工仔”“打工妹”，他们的韧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生存压力之下，他们无暇关注精神的漂泊，也不存在那么多选择。
在陌生的城市重建一种个人化的精神结构或许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在漂泊之中，我们不得不丧失自己的那份时间和空间，丧失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周洁茹写自己嫁去北方的阿姨“年老时总是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端端正正，面朝南方。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能回到南方”。但遗憾属于阿姨也止步于阿姨，周洁茹共情却不共鸣。她写起香港的利安邨信手走笔，静观他人冷暖，丝毫看不出对异乡的疏离感。
人口的种种迁徙和流动并不只属于现代，但确如鲍曼所言，流动性是当代生活的显著特征，资本脱离了地域性的束缚，得以更轻易地抛弃和更新劳动力。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大规模流动爆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九四九年以来居高不下的出生率为九十年代贮备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八十年代农村的基础性改革带来了基本的温饱并提供了可供使用的闲暇时间，由于人身关系的松动，这些闲暇时间可以被用来从事更有利润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被压抑了长达三十年的欲望现在得到了制度和舆论的双重鼓励和刺激”。而今，这一人口流动正逐渐常态化为鲍曼叙述的场景。然而，当代文坛对流动和迁徙的有效书写始终有限，正面“强攻”这一问题的似乎只有一部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在这本散文集中，陈启文以回味人生的方式直接书写了漂泊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但在这一书写中，复数已经变成了单数。更多的沉默的普通人在这二十多年间消失了，宏大的公共历史和记忆，没能给这些不具备发言能力的人留下一个显要位置。他们在漂泊之旅中怀揣着怎样的憧憬和不安，又如何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这些与我们共享了一个想象共同体的人们，我们又该如何窥见？陈启文点亮的灯，只有一盏。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沉重的现实问题，值得更多更有效的书写。大湾区在四十年来迎来了无数流动人口，他们或者在这里落地生根，或者在短暂停留之后转身离开。塞壬、陈启文、周洁茹……我们或许会不无惊讶地发现，散文集中的大量作家并非大湾区土生土长，他们都属于这一流动的行列。这里吸收了大量流动人口，其文学在这一主题上具有天然优势，当然也应该发挥这种优势——以发掘个体生命体验的散文，关照群体命运的非虚构或想象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小说——因为我们还没能看清，那些沉默的漂泊的人们。
四
总之，《大湾区文学选本·散文卷》折射了大湾区写作者的精神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面对愈发猛烈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对过往有所留恋，但也对城市逐渐接受，并将在流动与迁移中完成这一切。过往几乎完美无缺，未来似乎明亮光洁，而当下总有一个沉重的肉身。但如果把一切都寄希望于救赎的彼岸，便消解了所有问题的有效性。大湾区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存在的真实不容违背，我们时代的希望和失落，值得生活于这个时代的我们认真咀嚼和体味。
作者杨庆祥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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