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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梳理晚清七十年由变革到革命的发展脉络
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清晰的逻辑，梳理晚清社会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演变，揭示清王朝为何在一次次自救中走向崩溃，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微观视角下的晚清史
作者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线索，还原并分析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细节：一场论辩、一封奏折、一个词语……看似零散的篇章，最终串联成清王朝崩溃的完整逻辑。
☆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本书不仅叙述了李鸿章、梁启超等重要人物的思想和作为，还关注地方官员、底层知识分子、商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如拼图般呈现晚清渐趋黄昏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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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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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转折时期，本书深入考察了这段时期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时的政治抉择，以及背后的困境。作者通过分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关键历史事件，林则徐、李鸿章等核心人物，揭示了清廷因僵化固守而错失变革机遇，终至斜阳日暮之境的过程；然而在大厦倾倒之际，先驱者的奔走疾呼又为新黎明的到来蕴蓄力量。作者善于挖掘历史细节，用生动的语言，展现出历史事件中蕴含的时代发展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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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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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史。著有《历史：何以至此》《被延误的现代化》《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中国切片：1900》《帝国的覆没》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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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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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1840：定势 001
林则徐与“夷夏之防” 003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 009
“北洋”兴起的历史讽刺 014
“柔远”与“全球化” 020
使清王朝“起死回生”的关键奏折 026
第二辑 1851：求索 031
“天国”悲剧 033
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043
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048
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 053
“发威马齐”的意义 062
“华夏中心”与新的世界图式——徐继畬的命运 065
“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命运 078
第三辑 1863：接轨 089
杀降的“国情”与 “公例” 091
最高的“接轨”097
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103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110
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116
近代新词与中日“师生易位” 124
“牙科进士” 130
第四辑 1875：政争 133
工程与政治：重修圆明园的政坛风波 135
慈禧手中的“祖宗之法” 141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 “练海军” 144
天津教案中的官与民 149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164
“二张”的命运 174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189
铁路与政争 208
“官不过问”的失败 220
第五辑 1898：变局 225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227
悲壮维新 238
东山再起李鸿章 251
风口浪尖李鸿章 255
“有学有术”张之洞 263
庚子之乱：袁世凯获命运的“厚礼” 274
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 302
第六辑 1911：革命 323
清廷“制造”革命党 317
何以“激进” 323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330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347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思想简论 352
容闳的独特意义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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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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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宗藩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条约体系”。不过，这个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立即实现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缓慢过程。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中国与西方列强遣使互驻。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为清政府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本来是“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出驻外，更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
然而，随后几年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大臣真切地感到，在与外国交涉、谈判中，外国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中国没有驻外使节。“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而且，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对列强是否会趁机“索要多端”担心不已，急欲事先遣使各国了解情况。但此时清政府根本没有通晓基本外交常识和国际礼仪的官员，找不到能担此任者。
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对外派使，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礼”又使中国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五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蒲安臣，1820年出生，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以律师为业，两年后进入政界，积极参与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1855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56年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当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称不欢迎其人。此时他已在赴奥途中，到达巴黎后才得此消息，一时进退两难。这时，恰逢中国允许列强派使驻京，林肯于是改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
蒲安臣驻华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从中渔利，与中国未有严重冲突。尤其是美国在1862年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美国要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支持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蒲安臣不仅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也与清政府“协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注意与清政府沟通，因此奕?等人对他印象甚佳。所以，蒲安臣卸任后，在欢送他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等人却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赞扬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迨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外国使臣谨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如此愚顽，确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但又担心英、法两国有疑虑，于是决定加派一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左协理”，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为“右协理”。同时，又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团随行人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的学习外语的学生，他们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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