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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遗体利用的合法化，到堕胎的非罪化，再到病人知情权及自主权的确立
以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模型为基础，构建道德变迁的范式理论
以分析哲学的精密刀锋解剖历史案例，呈现道德标准的戏剧性转折
破解道德绝对主义的迷思，为大众提供理解道德变迁的钥匙
麻省理工出版社“基本生物伦理学”系列力作，商务印书馆“交界译丛”全新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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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为什么昔日的道德准则，在今天会令人无法容忍？
为什么昨日的罪大恶极，会成为今日的基本人权？
罗伯特·贝克在书中通过典型、生动的案例，揭示了道德观念发生变革的规律：这些变革并非渐进改良，而是与托马斯·库恩笔下的“科学革命”相类似，即旧范式的崩塌、新范式的崛起。
作者以分析哲学的精密刀锋解剖历史案例，既呈现道德标准的戏剧性转折，又直面道德相对主义的争议困局，为大众提供理解道德变迁的钥匙，也为学者开辟范式理论的新战场。
基于对道德革命与科学革命同构性的坚定信念，《道德革命的结构》的作者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道德观念生发流转的总体类型与基本结构，而且也是一幅作为生命伦理学诞生历程的动态的道德历史发展长卷。围绕着道德的漂移、改革、革命和反革命等独特概念，作者通过对道德变迁现实机制的描绘，揭示出道德本质的整体样态，即道德从根本上讲并非一套抽象的原则，而是一项公共性的事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对道德不完善与缺陷的克服；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道德常理，实际上产生于历史长河里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正因为此，道德并非伦理学家舒适书房里的纯粹思辨与空洞说教，而是像洛克与边沁主义者那样，通过范式转换引导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与道德哲学革命，从而以新的标准重新评价了其所处的时代，也重新定义了其所影响的世界的未来。思路明确、语言流畅的风格，对道德变迁的逻辑分析同历史场景生动描绘的有机结合，保证了此书的文气贯通与引人入胜。
——甘绍平（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声名卓著，学界的讨论目不暇接，但运用同样的思路和方法解释道德的变化则十分鲜见。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丰富的历史材料、清晰的论述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阅读体验。在我看来，作者的论述透出一种深厚的实用主义气息：道德不是封闭的真理体系，而是一项开放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探究事业，任何有效的道德体系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原则中推论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与历史境遇、社会经济状况、技术变迁等因素协调共生而来。在一个迅猛变化的时代，该书为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提供了深入的洞见和启发。
——陈亚军（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
贝克在结尾强调，并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标准，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往往受文化影响并随时间演变。无论历史学家对书中某些观点持何种保留意见，他们必定会认同这一基本主张——正如贝克所总结的：若想理解道德变迁，读者就应当“成为历史的研究者”。
——《医学社会史》
罗伯特·贝克将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同临床环境中的哲学实践经历及医学伦理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完美融合，成就了这部非凡著作。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主编的“基本生物伦理学”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的著作为这套丛书增添了璀璨光彩。
——《圣母大学哲学评论》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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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美国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哲学教授，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生物伦理学项目创始主任（已荣休），著有《生物伦理学之前：美国医学伦理学史》。
姚城，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医学与哲学专委会青年委员，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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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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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论科学革命与道德革命
2 为生者而使用死者：边沁主义革命
3 堕胎的不道德化和刑事化：医生的革命
4 地质学和堕胎中的收复主义与反革命
5 美国的生物伦理学革命
6 道德革命的结构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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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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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写前一本书《生物伦理学之前》时，我就已意识到，在过去的4个世纪中，我们关于堕胎、濒死和使用尸体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我还发现这些根本的变化符合托马斯·库恩对科学革命的刻画。因此，为了让那本书有一个显眼且颇有见地的结尾，我草拟了一个最终章，旨在论证20世纪70年代的生物伦理学革命只是美国医学伦理学一系列大大小小革命中的一环。然而，当我重读上述章节的草稿时，我突然意识到，因为缺乏更细致的分析，这一章可能被视为一本美国医学伦理学史著作中缺乏说服力、饱含争议、过于零散的结尾。所以，我决定将上述分析留到另一本书中。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不经意间也走上了托马斯·库恩曾走过的道路，他的历史-哲学文集《科学革命的结构》 实际上是他早五年出版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详细的历史研究专著的续篇。 所以，我发现我再度跟随了库恩的脚步，一方面我采用了他的科学革命理论作为道德革命研究的模型；另一方面我也为早先发表的历史研究撰写了一部哲学-历史的续篇。
在写作本书的各版草稿时，我也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回归我之前一系列论文中所发展起来的思路，我曾论证道德是一种由“协商”而来的社会规范体系，同时我也论证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价值、美德或者规范似乎是“不可协商的”，这些不可协商的事项具有类似于西方社会中自然权利或人权的地位。鉴于哲学家拥有处理抽象事项的特权，我在这些论文以及后续文章中所提到的“协商”概念都很抽象。在本书中，我采用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型来充实社会协商道德的机制。所有社会都会将其道德的诸方面视为不可协商的，我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但我现在要明确地区分道德改革和道德革命：在道德改革中，奠基性的范式保持着它不可协商的地位；而道德革命则改变了曾被视为不可变的道德领域。如我在早期文章中提到的，我拒斥单一的、不可变的和客观为真的绝对主义道德理想，并以此来衡量其他所有道德。道德绝对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将伦理理想提升到普遍真理的地位、并让它们披上客观性的光环，常常会被当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武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坚信没有道德可以免遭批判。正如我要在本书中所表明的，任何有效的道德都必须对改革和革命性变化的影响保持敏感。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那达·格里戈洛夫教授曾组织成立“伦理学与道德心理学工作论文”小组，本书前两章的书稿受益于该小组的讨论。我也要感谢我在联合学院的学生，他们和我一起阅读了这些材料的草稿，同时也要感谢联合学院的同事们，他们的评论使我的分析更加锐利，尤其要感谢我那些持有道德实在论立场的同事：费尔蒙·戴维斯和里奥·扎博尔特，感谢他们对我著作颇有见解、极具挑战性的讨论。此外，我要感谢亚瑟·卡普兰将本项目纳入他的生物伦理学系列。我要特别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安排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评论迫使我澄清我的想法并打磨了对它们的阐发。我在联合学院担任的威廉·D. 威廉斯教席资助了我研究的经费，联合学院的人文类教师基金资助了我前往维尔康图书馆和伦敦经济学院女子图书馆。我的母校联合学院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从多方面帮助了我的研究，我十分感谢他们无价的帮助。特别鸣谢联合学院哲学系主任莉哈娜·J. 佩利什女士帮助我编辑和排版手稿，我也特别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编辑菲利普·劳克林和朱迪斯·费尔德曼，还要特别感谢比尔·亨利对我复杂的手稿进行了细致和明晰的编辑。最后，我要对巴诺书店和星巴克咖啡在本地的分店表示谢意，它们坚持为写作者们提供安静和充满创造力的空间，让他们得以一边喝茶、一边思考和修改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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