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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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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意发动内战，和平与国家建设化为泡影。在这种局面下，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各大高校的教授们，纷纷站出来，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重建公道正义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为中国社会重建重心，以此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扭转因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意发动内战带来的国家危机。本书采用知识社会学理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重建社会重心”这一角度切入，主要解决这样三个核心问题：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生成的？它们的力量是如何生产的？它们的力量是如何被战争一步步侵蚀的？当前业界对抗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一直较少，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抗战后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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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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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峰，1976年生，河北定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博士，现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残联研究课题等11个，出版著作、教材（含合著、合编）等3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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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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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
第三节 文献来源与研究动态
第二章 《观察》群体
第一节 储安平与《观察》周刊
第二节 储安平与《观察》群体
第三节 “中国需要重建权威”
第四节 想象的共同体
第三章 《时与文》群体
第一节 《时与文》群体的形成
第二节 《时与文》群体与“大教联”
第三节 《时与文》群体与上海社会各界
第四节 《时与文》群体与《观察》群体
第四章 《独立时论》群体
第一节 胡适与“独立时论”社
第二节 胡适与《独立时论》群体
第三节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第四节 《独立时论》群体与北京大学
第五节 《独立时论》群体与《时与文》群体
第五章 《新路》群体
第一节 《新路》的创刊
第二节 《新路》成员的群聚
第三节 《新路》群体与清华大学
第四节 《新路》群体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第五节 《新路》群体与《独立时论》群体
结语
附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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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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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先生将1895—1920年称为“转型时代”，其标志之一为“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制度化的再生机制，不再承担国家与社会联系纽带的功能。许纪霖先生指出，“转型时代”意味着知识生产、思想文化生产和传播途径的重大变化。随着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社团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空间和交往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诞生了崭新的公共空间网络，即以大学、科研机构、基金会等为活动空间的学术网络，以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为阵地的文化网络，以及以党团、社团为中心的社会网络。
近代以来，传统的“四民社会”逐渐瓦解，知识分子由乡村走向城市，他们不再向政治中心集结，反而分散于民间，成为社会中的“自由漂浮者”（free-floating），他们与国家、社会的联系是虚拟的。尽管有了新式学校、报纸杂志、学会党团等制度性媒介作为崭新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但知识分子被挤出中心走向边缘，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此困境下，“我们是谁”的自我追问一直困扰着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寻求自我认同的同时，左冲右突，前仆后继，力图为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积贫积弱乃至支零破碎的国家寻找重生之路。胡适慨叹：我们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教育救国”“学术救国”“实业救国”“社会改造”，均为知识分子开出的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药方。
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9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知识分子对和平的企盼，对国家建设的期待，成为最强烈的诉求。然而，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意发动内战、剿杀共产党，特别是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后，知识分子的失望与愤怒无可抑制，迸发出强烈的参政议政热忱。形成了许多以报刊为媒介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上海的《观察》群体、《时与文》群体，北平的《独立时论》群体、《新路》群体。那么，这些知识分子群体是通过什么样的联系纽带聚集起来的？群体成员之间认同的标准是什么？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网络？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影响时局，他们的力量如何生产出来的？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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