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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省友与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研究

書城自編碼: 4149202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理论
作者: 裴丹青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47455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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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省友作为清代州县官派驻省城衙门的重要联络员和特殊中介,相当于民国以来的“驻省办”。本书以晚清甘肃省友宋树森等人留存的“甘肃省友禀稿信件簿”为线索,全面考察省友这一群体的性质、来源、收入等,管窥清代地方政务运行实态。
內容簡介:
清代“省友”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的特殊中介,受雇于州县官员,常年驻守省城,处理州县与省级衙门之间的各类公私事务。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有限。本书在发掘和考证晚清甘肃省友宋树森等人留存的“甘肃省友禀稿信件簿”基础上,全面考察省友群体的性质、来源、收入,以及省友代办州县省务时在信息传递、文书核转、文册造报、钱粮领解、刑名案狱等方面的作用,指出省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在清代集权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關於作者:
裴丹青,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1 项,在《史学月刊》《清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文多篇。
目錄
绪论
第一节 本书选题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省友概念、职责及相关问题
二、 清代地方政治史研究
第三节 选题价值、研究思路与创新
一、 选题价值
二、 主旨和研究架构
三、 主要创新
第四节 甘肃省友禀稿信件簿考证
一、 禀稿信件簿的性质
二、 禀稿信件簿作者考辨
三、 禀稿信件簿的功用
四、 禀稿簿所涉州县官考

省友的概念、来源及其收支
第一节 省友概念及其异名考略
一、 何谓省友
二、 驻省办:小人物宋树森
三、 兰州的省友行当
四、 甘肃省友的性质
第二节 省友的来源与聘任
一、 省友的来源
二、 省友的聘任
三、 省友聘期的终结
第三节 省友的收入与支出
一、 省友的收入
二、 省友的支出
小结


省友与州县的信息流通
第一节 省城信息的打探
一、 官场职任消息
二、 省宪衙署动态
三、 驿路上流动的官员
四、 省城银粮时估
第二节 文报信息的传递
一、 转递文报信函
二、 转递方式
第三节 省友与东乐分县县丞吴沆的任前任后
一、 探报出缺信息
二、 征期届临,妥速赴任
三、 措办省事,保驾护航
四、 病故出缺,善后有方
小结


第三章 省友与州县文书册报的核转
第一节 省友受事之源:文书册报
一、 清代文书册报制度
二、 省友与州县空印文册
三、 司书票传省友造册
四、 册报逾限,记过扣廉
第二节 省友与州县奏销册
一、 奏销册造报规制
二、 抚彝厅钱粮奏销
三、 丹噶尔分府驿站奏销
第三节 省友与州县征信册
一、 甘肃钱粮征信册造报
二、 省友与州县钱粮征信册的造报
小结


第四章 省友与州县在省行政事务
第一节 省友与州县交代
一、 州县交代制度
二、 碾伯钱粮交代案
三、 毛目分县交代迟延案
四、 州县交代欠款运作
第二节 省友与州县的钱粮领解
一、 州县钱粮的解缴
二、 廉俸工食银的领取
第三节 省友与州县工程款的申请和奏销
一、 化平厅工程款项的申报
二、 狄道堤工禀修奏销案
第四节 省友与州县科场誊录书吏的雇聘
一、 州县科场誊录对读生
二、 省友与州县誊录生的选雇
三、 州县的科场费用
小结


第五章 省友与州县在省案件的审理
第一节 州县招审重案
一、 招审案件处理流程
二、 华亭县李九儿殴妻致死案
第二节 碾伯县差车控案
一、 绅缙赴省禀控
二、 差车案件的审理
三、 勒收罂粟规费案
第三节 高台县浮征粮草禀揭案
一、 禀揭案起因
二、 “偷换”验粮度量衡
小结


第六章 省友与州县的省城财政支出
第一节 省宪衙门规费
一、 上宪节寿规礼
二、 上宪家人门包
三、 幕友巡捕节敬
第二节 省衙行政经费开支
一、 领解费用
二、 饭食银
三、 册费
四、 行政杂费
五、 刑名案件支出
第三节 州县官的省城债务
一、 州县官债务的来源
二、 州县官债务的清偿
三、 省友与州县官债务纠纷
四、 省友与州县财政亏空
小结


第七章 省友与州县官的幕友家人
第一节 省友的荐举与包揽
一、 荐举幕友家人
二、 调和主宾关系
第二节 省友与州县官幕友家人的交往
一、 互通政情
二、 互通商情
三、 荐举厘金包卡差使
四、 代办幕友省城私务
小结


第八章 省友的权力空间
第一节 省友擅专的空间
一、 应承使费
二、 领用钱粮
三、 运作廉工银加季发放
第二节 上宪的震慑与州县的牵制
一、 上宪的震慑
二、 州县的牵制
第三节 省友的禁革及其在晚清的转型
一、 清代坐省的普遍性
二、 清廷对坐省的禁革
三、 光宣以来省友由私转公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一、 史料
二、 研究著作
三、 论文
四、 外文文献

附录一:清代直省坐省统计表
附录二:省友宋树森大事记


后记
內容試閱
自从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中外学术界对清代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清代地方政治,特别是对州县政府的各个方面,包括体制、人员、经费、实际运作,以及与地方精英(主要是士绅)的互动等,都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可以说是新作、佳作迭出。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清代地方政治,乃至整个帝制时代中国地方政治的认识和理解。

不过,对于清代地方政治的运作有一个环节,我们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甚至还有大量空白,这就是州县官府与省府衙门之间日常的公私事务往来是如何具体进行的,谁在两者之间打理这些公私事务?在清朝的关于地方政治的官私文献中时不时会提到一个群体,叫作“省友”或“坐省家人”,也有叫作“省书”的。这是一个在正规体制中近乎隐身的群体,正是他们在州县和省府之间协调打点,两者之间的许多官私事务才能推进和展开。这些人主要受雇于州县正印官(知县、知州等),代表州县常驻省城以处理本州县官府与省府衙门之间的各种交涉和公私往来。

长期以来,学界虽然知道这群人的存在,但对他们的研究相对有限,主要原因是缺少关于他们的第一手资料。不像各级政府衙门里的胥吏差役——我们在地方政府的档案里还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些吏役的活动记录——省友的活动却很少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档案里留下记录,因为他们的活动通常不在这些政府衙门里,而是受州县官个人私雇,游走于上下级衙门之间,所以他们在清代历史文献中留下的记录相对稀少和细碎,就如隐身一般,多年来“躲过”了学界对他们的审视和探究。裴丹青的新著《省友与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研究》终于填补了清代地方政治史研究的这块空白,让我们能较为全面地窥见清代地方政治中这个群体的面貌和他们的活动。

裴丹青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为了搜集清代河工资料,偶然看到了晚清甘肃省友宋树森留存的禀稿信件簿。该资料收录了宋树森本人在光绪年间担任甘肃多个府厅州县省友时的禀稿和书信。当时她做清代河工的题目似乎遇到了一些瓶颈,就和我讨论是否可以改以省友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虽然我觉得这份史料很有价值,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清代地方政治的理解,但考虑到她在河工这个题目上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应中途放弃,就劝她还是按照原先的设想把河工做下去。另外我也建议她用这份资料先写一篇论文发表,因为学校对学生读博期间有发表论文的要求。结果,她用这份资料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清代“省友”初探》。该论文于2015年顺利发表,获得学界的好评。

博士毕业后,裴丹青一面修改关于清代河工的博士论文,一面继续展开对省友这个课题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多篇讨论省友的论文。她还申请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资助,经过六年的勤奋努力,完成了这部《省友与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研究》的书稿。裴丹青的这部书稿首先是一部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她充分挖掘搜集了翔实的清代官私史料,对省友做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清代省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图像。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八章讨论了省友的方方面面,包括省友这个概念的分析考证,省友的来源、聘任和收支情况,省友如何帮助处理州县交代、钱粮领解、刑名案狱、文书造报、使费垫支及打探消息等州县在省各类事务,省友与州县官及其幕友和家人的关系,以及省友的权力空间及其受到的来自省和州县官府的各种震慑和牵制。通过这样全面的讨论,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了清代省友的面貌、活动和作用,也让我们从省友这个视角对清代的地方政治,特别是州县与省府的关系和互动有了新的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对清代地方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推进。

裴丹青的这部著作史料丰富翔实,除以十多种晚清甘肃省友的信件禀稿簿为核心史料外,作者还搜集查阅了大量清代档案与官私著述,并参考了大量今人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其用力之勤,用功之深,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研究以晚清甘肃的案例为中心,但对清代全国各地省友的情况也做了充分的观照,并且注意到省友现象在清代的历时性变化。以往人们通常认为省友与州县是“一对一”的关系,即一个省友受雇于一个州县官,而她发现至迟在乾隆初年省友已出现专职化趋势,发展成专职承揽州县省事的中介机构。省友之间在业务上相互竞争,一个省友往往受雇于多个州县官,“一对多”地服务于有需求的州县官,并根据业务多寡雇请职员来帮忙协同开展业务。另外,省友与雇用他们的州县官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聘用关系,任何一方不满意都可以随时解除聘用关系,而不是如“坐省家人”这样的称呼所暗示的主仆关系。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想,关于省友的不同称呼,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身份地位的历史变化?

在清代的官方话语中,省友常常顶着“最为地方之害”的恶名,如雍正年间一位巡抚所说,他们“串通书役,捕风捉影,遇事生波,欺骗本官,花销银两,作奸犯科,最为可恶”。清政府因此对其屡加禁革,但禁而不止,收效甚微。裴丹青的研究力图挖掘省友产生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她认为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小政府”模式,以及当时落后的交通通信等技术条件,是省友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环境。尽管省友要对地方吏治的败坏负一定责任,但她从地方“政务运行”这一视角来审视省友现象,指出省友的存在是沟通处理州县与省府衙门之间公私事务的必需。他们利用体制外的非正式和私人因素从事州县在省事务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在省和州县关系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相背离的缺陷,使两者之间的政务得以沟通、协调、运行和展开。所以省友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恶。

这部著作不仅立体全面地呈现了清代省友的面貌,而且也揭示了清代地方政治的许多暗黑面相,使我们对其有更生动鲜活的了解。比如,州县和省府衙门之间,就像一个钱权交易场,“事无论公私,非费不成”,而省友就是这交易场上的掮客。所有的文牍款项往来交接,州县都要向省府衙门的书吏支付相应的费用,“投一文有费,掣一批有费,解款领款有费,甚至一解一领同时皆须有费”,“此外如房费、小费、站堂、过帐、挂号又无不有费”。另外,州县在新旧官员的交接(即州县交代)、工程申报和奏销,以及刑案审理等事项上都需要向省府衙门的书吏支付使费。除随案索要的规费外,州县还要向省府衙门支付额定的书吏饭食银。此外,州县还需向督抚和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长官定期孝敬节寿规礼,附带打点门包(指给长官家门房的小费),给督抚和藩臬两司的幕友致送节敬(年节的孝敬)银。上述所有的公私开销加在一起,常常超过了州县官的廉俸(俸禄和养廉银)。州县廉俸银不再是用于养廉,而主要用于州县在省府各衙门的公私开销。由此自雍正时推行的养廉银制度,至光绪时期已失去养廉本意,沦为州县开支各种在省事务费用的主要款项来源。道光年间,甘肃岷州知州陈昌言称他在任8年,送上级长官和官府的节寿、门包、公帮等项,共用银13723两,年均合银约1715两。而他每年的廉俸公费银共约815两,只有上述支出的一半!妥妥印证了瞿同祖所推测的清代州县供应上司的费用远远超过州县官的全部薪俸。

通读全书,类似的精彩讨论和鲜活细节随处可见,这里就不再啰嗦了。通过对省友的探讨,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清代地方政治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对于我们理解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是否具有一般意义?省友是清代的特产,还是在帝制中国时代的普遍现象?特别是与清代集权体制最为接近的明代,地方政治中是否也有类似省友的群体?若有,他们和清代省友有何异同?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联想到早些年坊间先后出版的多部以“驻京办”为题材的热门小说,可见相关话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是纯属巧合,还是历史的某种“闪现”?读罢此书,掩卷沉思,就此打住。

觅雇家丁人等

兰州作为甘肃省会城市,既是州县官员们赴任的起点,也是他们离任后的暂住地。谋生活者纷聚于此,希望跟随即将赴任的官员们讨生活。

宋树森笔下记载有名张福者,甘肃渭源县人,常年在狄道州衙门当差。光绪十六年四月,狄道州衙署跟丁大半告退,宋树森推测新署狄道州喻炎丙驱使乏人,便应张福之请推荐他前往效命。四月十三日,他在给喻炎丙之子喻香山的信中言,张福年三十二岁,“其人忠厚可靠,历在狄道各前任处当差,公私均无贻误,藉资熟手,当即命渠执函前来”,请他“口角春风,鼎力成全”。

同日,宋树森也给狄道州喻炎丙发信,言张福托他介绍前往投效,请求喻炎丙能够量材收用。为提高成功率,宋树森还致函狄道州门上王连山、史湧泉等,言:“因闻贵同仁诸位大半告假,办理一切,想必缺人,故不揣冒昧,着令前来,尚恳阁下等口角阳春,倘事有谐,谅伊自必勤和襄理。”在宋树森全方位攻关下,张福如愿被喻炎丙收用。否则,便像宋树森记录中提到的李西桥那样,因未能被皋兰县收用,依然处于闲居状态。

除家丁外,兰州还有很多厨子。一种是趁州县官承办大差时寻求高价短雇机会。光绪十七年,狄道州承办陕甘总督出巡大差,临时雇用厨子10名,自出省日起至回省日止,无论赋闲、做事,每名每日支钱500文,厨夫启程车价钱8000文、盘费钱3000文。差毕,狄道州少给4天工钱,短发钱20000文。厨子们以事先言明每人每日500文、同样办差的河州并未短发为由,至宋树森处吵闹不休,令宋贴补。经过三番五次请示后,宋树森决定向每位厨夫补发1000文了事。狄道州短发厨子工价,固然有州县承办大差厨子坐地起价的因素,亦有州县官依恃官威对底层民众的压榨,但也可从侧面反映州县官在支出上锱铢必较、能省则省的心理。


另一种厨子是长期受雇于州县官,每月工价银4—5两不等。光绪十五年十一月,狄道州喻炎丙有意延请厨子陈善谷,宋树森前往商说。陈善谷因家事不能出省,转荐周姓厨子,据云“此人手艺高强,前同善谷在省开设至湘亭酒馆及隆德各处办理大差多次,诸臻妥靠,并云临洮都司袁大老爷深知其人,每月工价要银五两”,请示喻炎丙是否可令周姓厨子前往。光绪十六年开年,化平厅张彦笃请宋树森雇觅厨子,工食银每月兰平银4两。宋树森找到两位。其一是王姓厨子,宋树森代为垫支安家、脚价、盘川银4两,以便其前往化平厅。其二是张姓厨子,据宋言“人尚壮可靠,精于烹调,言定工食每月四两”,待找到车脚便立即出省。化平厅厨夫工资,由宋树森在省城就近支付。光绪十六年二月,“王厨夫室兄李姓来索工资十金”,宋树森答应稍后兑交,请化平厅早日支给,以免担负高额利息。光绪十七年二月,宋树森自省城支付王厨子工资银16两,托化平厅衙署张大爷带呈收条。

总督出巡大差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省友向狄道州喻炎丙禀报陕甘总督杨昌濬拟前往河州检阅营伍。他与狄道州派来的张爷执持狄道州之柬,到督署衙门左巡捕王荻村处探听虚实,得知“宫保往河已定,但行期尚无把握,大约启节当在四月望念之间,俟有定期,再为飞布”。省友请狄道州及早准备宫保大差,当务之急是雇觅厨子。省友表示厨子工价过高,“据云如来狄应差,自出省日起回省日至,无论闲做,每名每日要钱五百,往返车价尚须我们照付”。省友请狄道州喻炎丙明示雇备几名厨子,并请狄道州账房开具应需各物清单,派专人前来取运。

四月初,狄道州派王大爷到省,探问宫保是否来狄道州查验河堤。省友再次找王荻村问询,据称:“宫保定于五月初八日由省启行,拟先到尊治履验堤工后,再往河州。”为此,王荻村给狄道州回信,由王大爷收存面呈。就宫保大差的供应,省友先购办海菜交车运回,所需水菜拟于端午节狄道州派人来兰州送节礼时再买,厨子拟于宫保启程前几日赴狄道州衙署。唯沿途公馆破损厉害,宋树森请狄道州早备桌凳。

四月十八日,省友禀告宫保自省城起程时,拟带文武巡捕各1员、戈什20名、亲兵50名,至于马队标兵是否随行,尚未确定。唯雇请厨子,遇到难题。住在乾丰栈的刘厨子不愿前往应差,省友托请狄道州周师爷去说,仍不肯来。省友言:“省中厨子虽多,而善于调烹者尚属寥寥。现闻河州文武纷纷觅雇,厶恐迟误,遵觅手艺精详者四人,各给定钱壹千文,言明赶节前之一二日由敝处雇车送来,以资办差。”可见因事机不顺,省友只好退而求其次,雇定4名“手艺精详”的厨子前往应差。
一周之后,省友汇报称宫保的随行人员安排为:“酌定派带文巡捕林寿钧、武巡捕王有德,戈什十二名,亲兵三十四名,书办四名,号书、茶房各一名,标兵、马队闻均不带。”狄道州为备办大差,还令省友前往王大老爷处借用博古瓷碗,可惜对方推诿不借,省友设法另外租赁。

五月初一日,狄道州的厨子来到兰州,一则携来省城上宪节礼与幕友的节敬,二则采购供应宫保出巡大差菜品,省友购办所有应需鱼鸭菜蔬篐碗各件,交厨子带回。省友还探得宫保出行路线,即“先往河州,次至尊处履验堤工,再往巩昌验工,阅兵后由东路安定一带返省”。至于另外雇备的厨子,省友打算让他们于初四日、初五日前往狄道州,以免宫保出行时车脚紧张,雇募不便,耽误大差。

初三日,省友最终确定了宫保出巡的随行人员及出行路线。

从中可知,宫保出巡携带幕友、文武巡捕、戈什、亲兵、家人、书办共计60名,按程行走。每宿站酒食饭银24两,尖站银12两。大差结束后,州县官可具文向藩司请领。五月初五日,省友探得宫保的随员名单中,增添内夫、担夫、马夫各1名,轿夫10名,厨夫3名,练军20名,共100余名。途中所需供应,已由首县传知沿途州县。

五月初五日,省友如约派10名厨子赴狄道州供差,并托带铜篐2个、肥鸭4只、鳝鱼10斤、抄表纸20刀、各种新鲜水菜1篓。此次省友共垫钱20800文,包括鸭子钱4000文、表纸钱2400文、水菜钱3400文、厨子盘费钱3000文、车价钱8000文。其中,厨子车价开支尚欠3000文未付,即共计11000文,几居省友垫款的一半。对此,省友解释道:“近日因宫保启节在即,已来之车全行扣留,省外之车避差不来,以故车价过昂且难觅雇。此次厨子坐车二辆,说商至再,言定钱壹十壹千文,除敝处付钱八千外,尚欠钱三千文,祈令帐房由署给发为祷。”

五月初十日,省友推测宫保一行已离开狄道州,前往河州,询问狄道州供应是否妥当,并提醒狄道州喻炎丙宫保不久将从河州返回临洮,狄道州仍需照旧供应。十二日,省友选购一篓新鲜水菜,交给便车带往狄道州。

此次宫保出巡大差,狄道州勉力承办,受到宫保嘉许。五月二十一日省友探悉,“宫保业于今日申刻平安返辕矣,侦及尊处河工并供应一切,悉臻妥贴,深邀喜悦”。为了此次大差,狄道州喻炎丙及其幕友、家人、省友前后奔忙。省友在省中打探宫保出行日期、行程路线与随行人员,雇备应差厨子,购买海菜、水菜等物品。喻炎丙及其子喻香山安排供应,门上王连山多次往返省城,传信带货,可谓辛苦万分。


华亭县李九儿殴妻致死案

光绪七年(1881年)华亭县雷文渊任上发生李九儿殴妻致死案,雷令初拟比照类似案件办理。宋树森接到雷令来信后,当即赴臬司刑科同赖稿爷商说此事,并向总督部院与臬司刑房各友寻求意见。房友们一致认为,比案照核,若有不同,遗害不小,且所需抄费、规费亦复不少,建议按照华亭县所寄供词拟定罪名,请刑科赖稿爷拟定底稿,再由华亭县照所拟底稿抄录,通详上宪。如此办理的前提是,华亭县向臬司刑友支应笔规费、房费、援案费共24两。华亭县可将此案完全托付刑科办理,中间如有错讹,唯房友是问。

一个月后,宋树森拿到赖稿爷所拟底稿,嘱咐华亭县照底稿拟就的供词和罪名通详上宪,千万不要改动只字片语,这样即使出现问题也由赖稿爷负责。然而,华亭县所详李九儿案,支离破碎,牵连枝蔓,与赖稿爷所拟底案大不相同,刑房书吏定然驳诘。宋树森建议华亭县先将供词内牵连各人杖责开释,再照底稿所拟正犯证词具详。随后,宋树森又向司院两房书吏各许银2两,臬司始令平凉府转饬华亭县再次详报。宋氏随即嘱托雷文渊速令刑书抄誊送府,或饬刑书携带底稿、案卷赶赴平凉府,会同府中幕友与刑房书吏拟稿,再由府详报臬司与总督部院,切勿因操作不善而致该案解省审讯。

闰七月十三日,李九儿案由平凉府详报到司。宋树森遂承应笔规,托臬司刑房书吏照详文拟稿。当月下旬,该案由臬司禀详陕甘总督,宋树森当即向臬司刑科、督院刑房承应笔资银各6两。然而,在详文未到之前,省城便有李九儿案系捏词定局而非正供的传言,陕甘总督杨遇春批阅案卷时格外细致,以详文中并未列出李九儿之妻所生子女到底是男是女为由,定要驳案。宋氏颇为惶恐,向诸友恳求勿驳,商议再三,以增付银4两为条件,房书才援案出咨,不再追究。

通过李九儿案可以看出,华亭县遇到人命官司时,不是立即禀详上司,而是先由省友与臬司幕友、总督部院刑房书吏商定处理办法,然后再详文臬司。陕甘总督虽风闻该案系捏词定供,但仅挑剔出李九儿妻所生子女性别这一无关大局的细节,以致省友可用增付使费的办法,使书吏们及早援案咨部,为州县刑名案件的顺利咨报谋得回旋余地。宋树森在处理李九儿命案时,主要通过与主管书吏沟通、添增规费的方式,争取幕友与书吏的通力协作。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因州县与省城间路途遥远,往返请示费时费力,不免有耽误事机之虞,省友在使费给付与案件处理方式上稍有擅专,再以事后汇报的形式,将最新进展禀报州县。


州县官债务的清偿


省友代州县官垫付省城开支时,当即开呈账单明细,向州县官报账,请求对方记账,以便将来归账核对。归账时间,当与廉俸工食银的发放节奏一致,即按季清偿。光绪十五年,省友致平番县门上苑雨亭言,冬季已垫用银51两有余,现开呈细账,请苑雨亭代恳账房早日给还。

年终是债务清偿的关键节点,省友会开具各账细目,向州县官索要。光绪二十三年省友代清水县垫用银两,除零星收款外,不敷银537.393两。十一月,省友开始要账,言年关将至,手头异常紧迫,请迅速赐给。州县官收到省友的索款请求后,原则上应及早归还。归还债务的方式主要是用将来的领款抵扣、专人带往,或由钱铺票号汇兑。

州县官延不结账

应解地丁正耗、商畜杂税、磨课银达12747.729两之多的狄道州,余润想必较其他“苦缺”州县为多,但依然拖欠省友垫款。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省友言百债俱兴、手头拮据,禀请狄道州早日赏发代垫款项。同时,省友还给狄道州门上王连山写信,言:“现值年终,群拥索讨,实属紧迫异常,务恳我兄于老爷前代陈苦况,恳其早为赐济。”

令省友郁闷的是,狄道州朱爷到省,仅赐薪水银12两,省友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信称“祗聆寸感,难宣尺幅……

省友过去的垫款,狄道州分毫未给;目前应解的下忙小费,狄道州半文未带。省友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二十二日,省友致信喻炎丙,表示年节关头,债务蜂集,异常拮据,但凡他稍能通融,不致屡次索要。情急之下,他又给史湧泉、王连山写信,寻求帮助。

省友愤懑之情,跃然纸上。他对经手下忙钱粮解缴的史湧泉抱怨:敝处代垫的库房小费及投文扯批等项为何没有带来,难道是忘记了吗?他代狄道州垫银达200多两,满心期望喻炎丙能够从丰赏发,未料到朱爷来省未带分文……

省友讨债难,难在屡催不得,还要赔本折利。宋树森曾对彭惕如感叹,派罗先生向陈大人讨债,仅“讨获银四十六两,而往返几近三月,盘费、脚价、人情并倒马各项,统作花销只莫空去空来,竟与陈大人送一借约耳,言之令人可怜。此言只可对知己者道,岂敢向外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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