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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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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传统刑法体系面临着冲击。本书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刑事法律风险，深入探讨了智能体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及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类型与归责模式，并对刑法中的主体、主观要素、责任能力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教义学解构，提出前瞻性的刑法规制策略。刑法既要防范技术滥用带来的法益侵害，又要避免过度规制而抑制科技创新，努力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本书为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法律应对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制度建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书适合关注人工智能法治的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阅读，亦可为相关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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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房慧颖，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法治建设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检察研究基地研究员，多家CSSCI核心期刊审稿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法治、人工智能刑法规制、刑法教义学、信息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
在《学术月刊》《法学》《政治与法律》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司法部、教育 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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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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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第一节 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
一、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
二、智能机器人道德应被赋予和认可
第二节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
一、智能机器人的特性
二、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第二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
一、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风险
二、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三、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和“质变”
一、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
二、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质变”
第三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与理念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前瞻性的刑法理念
一、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革新刑法理念
二、前瞻性刑法理念与相应误区辨析
第二节 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
一、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
二、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
第四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风险的刑法规制
一、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责任类型划分
二、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三、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四、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类型划分
二、刑法规制不同类型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路径
第五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
第一节 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认定
一、问题的缘起
二、准确认定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三、强智能机器人与其他刑事责任主体没有本质差异
四、强智能机器人可能接受的刑罚处罚
五、确立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不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中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
一、问题的缘起
二、准确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重要性
三、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故意的认定
四、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的行为含义新解
一、问题的缘起
二、准确确定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含义的重要性
三、刑法中行为含义的法理根基
四、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的应有之义
第六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刑罚论体系的重构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必要性
一、强智能机器人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原因
二、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局限性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可行性
一、能够实现刑罚的功能
二、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
三、符合刑事立法规律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设想
一、具体刑罚体系设计应坚持的原则
二、具体刑罚体系设计构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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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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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普通智能机器人、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类大脑功能的替代。其中，普通智能机器人与弱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弱智能机器人与强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即能否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简言之，从普通智能机器人到弱智能机器人再到强智能机器人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机器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增强的历史，是机器人中“机器”的因素逐渐减少而“人”的因素逐渐增多的历史，是机器人从“机器”向“类人”乃至“超人”进化的历史，也是机器的“智能”逐渐增强并对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控的历史。随着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进化，人与智能机器人在对“行为”的控制与决定能力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正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并终将迎来强人工智能时代。正如霍金所言，“我们站在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入口，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类社会带来种种“惊喜”的同时，也会引发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应未雨绸缪、积极布局，努力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防控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风险，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价值，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出谋划策、为社会的和谐安全发展保驾护航，这是刑法及刑法学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应当肩负的任务和使命。
根据内容布局，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章，笔者系统阐述了智能机器人的属性（包括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在第二部分即本书的第二章，笔者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在第三部分即本书的第三章，笔者分析了为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刑法及刑法学者应采取的立场与理念；在第四部分即本书的第四章，笔者阐述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在第五部分即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笔者系统阐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对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对刑罚论体系重构的设想。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现象到本质，严格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思路。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对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第一，关于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与大数据支持的背景下，机器人已经迈向高度智能化，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类事先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且其自主性程度正在飞速提高。目前看来，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差异在于其不具有人类生命，智能机器人与动物和普通机器的差异在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大脑的功能。因而从伦理属性上可以将智能机器人定位为经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的“人工人”。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显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主从关系将慢慢淡化。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社会伦理现象，考虑赋予其适当的主体资格与地位。
第二，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笔者认为，智能机器人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将其作为法律主体对待不会对法律上“人”的概念产生根本冲击。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理念的转变，法律上“人”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不断的演进。因此，立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并非完全不可能，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似乎是契合时代潮流的，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国家或组织针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或立法。
第二部分（第二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从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刑事风险，如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从“纵向”来看，在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刑事风险的类型和大小会存在显著区别；从“横向”来看，在当今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会发生“量变”和“质变”。
第一，从“纵向”来看，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刑事风险存在本质区别。就普通智能机器人而言，其作为犯罪工具时，与一般工具无异；其作为犯罪对象时，可能会因自身的特性而影响犯罪的性质。就弱智能机器人而言，其仍然只能在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其行为本质上是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或者使用者行为的延伸，实现的是研发者或使用者的意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应全部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对于其中的绝大部分刑事风险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也形成了不和谐的局面，“无法可依”的危害在某些领域已显露端倪。因此，应为弱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设定相应义务，并明晰二者的刑事责任承担路径。就强智能机器人而言，当其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时，其已经完全超出工具的范畴。因为此时的强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独立的意识和意志，其行为不再是研发者或使用者行为的延伸，甚至从根本上违背研发者或使用者的目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当然地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在此状态下，强智能机器人完全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独立作出决策并实施人类无法控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现行刑法尚未有规制，但是在应然层面，应将其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针对其特点设立特殊的刑罚处罚方式。
第二，从“横向”来看，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危害可能会发生“量变”和“质变”。其一，可能使部分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量变”。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广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犯罪行为的危害覆盖面积更“广”；另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深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产品全面智能化，也可以使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手段更智能，由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更“深”。其二，可能使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质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新的犯罪形式产生；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可能因为种种因素脱离人类控制，进而独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第三部分（第三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立场与理念，对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进行了研究与阐述。
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现有的刑法规定难以妥善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保护机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我们需要树立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建立和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前瞻性的刑法理念不同于缺乏可靠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不等同于盲目扩大犯罪圈，也不会导致刑罚的泛化使用。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可以为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预留必要的解释空间和缓冲空间，避免刑法的修改过于频繁，使刑法规定既能应对当前风险，又能适应未来发展，从而增强和延长刑法条文之生命力。
第二，关于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刑法应当及时介入，为社会稳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所在。同时，刑法不应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洪水猛兽”，禁止或阻碍其发展，也不应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要求。
第四部分（第四章）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进行了研究与阐述。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纵向”和“横向”的刑事风险，分别确定不同的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
第一，从“纵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在认定涉普通智能机器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时，须明确其与传统工具的不同，即人的意志通过程序在普通智能机器人身上得以体现，普通智能机器人所体现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因此普通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对于弱智能机器人来说，一方面，要为其研发者和使用者设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义务，相关人员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将弱智能机器人当成犯罪工具，利用其进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其研发者与使用者并非同一人，且两者之间没有通谋，需要细分不同情况来明晰两者之间的刑事责任分担方式。对于强智能机器人来说，将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行为的强智能机器人作为行为主体与社会成员来看待，对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是强人工智能时代规制强智能机器人行为的必由之路。同时，共同犯罪的形式和具体构成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强智能机器人不能和研发者成立共同犯罪，但其和使用者之间或者强智能机器人之间完全有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第二，从“横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的犯罪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根据现行刑法对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能力的规定，我们可以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和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三种类型。其一，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可能会存在规定过于模糊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对此类犯罪予以全面、准确评价。其二，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将更新之后的行为方式纳入刑法条文的调整范围。其三，针对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设立新的罪名加以规制。根据研发者或使用者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增设滥用人工智能产品罪和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
第五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理论的重构，包括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刑罚论体系的重构。
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犯罪论体系的省思。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理论难题，应对现有犯罪理论进行省思和重构。首先，关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难题。对具有自主意识和意志的强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智能机器人已经完全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大炮。即使是弱智能机器人，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智能机器人只具有工具属性，即使在其完全脱离人类控制时，也只能将其作为普通工具对待，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既然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就应该用刑法理论重新“审视”其本质，如果其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相关的各种必 备要件，就应赋予其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应当看到，“智能”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其他任何动物和物品均不具有“智能”，智能机器人与一般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其具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即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自然人创造了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而建立在“智能”基础之上的“自由意志”又决定了智能机器人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存在，那么智能机器人的“智能”一旦全面达到甚至超过自然人的智能，其具有自由意志似乎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强智能机器人具有自由意志，也就具有了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当被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其次，关于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认定难题。由于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或者范围外发挥自主性，在介入使用者使用行为这个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对于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如何判定研发者的主观罪过？这一问题值得探讨。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无罪过；二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何种罪过。前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不当处罚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进而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研发者故意将智能机器人作为代替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或者过失导致智能机器人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从而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准确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避免重罪轻罚或轻罪重罚，有利于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防范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一切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直接故意。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非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若研发者违反了注意义务且有刑法明文规定，则其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犯罪过失，且应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来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普通智能机器人造成时，研发者的过失类型为直接过失；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弱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管理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强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监督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最后，关于刑法中行为内涵的难题。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自然人行为之中；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行为，达到对行为过程的完全掌控。人工智能时代新场景中的“行为”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智能机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是否受人的意识支配）的考察和判断。如果将上述人工智能新场景中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会面临两点困境。其一，弱智能机器人在行为过程中能动性的融入是否会影响人的意识对行为支配力的评价？认定一行为属于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是“受人的意识支配”。对“支配”的通常理解是，人的意识在行为过程中起到100%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当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行为过程中时，自然人对行为的影响和作用似乎就不再是100%了。其二，认定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受人的意识支配”是否必须将主体限定为“人”，能否是拥有与人类似的意识的其他主体？如果将强智能机器人超出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所实施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就意味着强智能机器人拥有了与实施刑法中行为的主体相同的资格。这就更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上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应当看到，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仍属于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的行为与自然人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都是行为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以刑法中行为内涵的法理根基为判断依据，应将上述两种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应然拓展。
第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刑罚体系的重构。在确定了强智能机器人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当强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其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有刑罚体系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权利刑四大类刑罚构成，刑罚处罚对象及方式均无法涵盖强智能机器人。重构我国刑罚体系并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不仅符合刑罚的目的，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并未违背基本法理。建议增设能够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财产刑或者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本质上是对强智能机器人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这是由其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程度、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方面的“时代之问”，刑法学者不能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更不能无所作为，而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至刑法学者都应关注并重视人工智能技术这样一块“巨石”在刑事领域掀起的“波澜”，以免终有一天其演变为惊涛骇浪，到那时，我们可能会措手不及。本书正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刑事风险以及对现有刑法体系的冲击，并针对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特征，深入挖掘、研究刑法的理论，并展开深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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