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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洪子诚、戴锦华、格非、徐乐联袂推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副教授张芬从生命体验出发，解读契诃夫的另一面
*聚焦当代人的生活困境，借助经典文学的力量寻求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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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尝试将自身体验、感知、文学经验和契诃夫的思想、创作、生活联结起来，构建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显性层面上，呈现契诃夫的精神世界；隐性层面上，则借契诃夫文学传达自身在生命困境中的体悟与艺术感知。
全书共16章，分为三个部分“创造源自虚无”“与倦怠搏斗”“过渡时代”。全书由死亡话题始，至死亡话题终，从时代、民族到宗教、文化、社会，再到文学、艺术、生活等，多角度探索契诃夫的一体两面，并将其光明的或讽刺的一面，与其暗淡、抽象的一面结合起来。俄罗斯文学呈现的人类道德自觉和清醒的创造愿望，也在本书中得到委婉地呈现。
本书汇聚契诃夫研究的经典和最新成果，材料丰富，兼具学术性和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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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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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芬， 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2018年供职中央文史研究馆，2018年底入职清华大学写作中心。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戏剧与电影史。迄今在《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鲁迅研究月刊》《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学术和文艺刊物发表相关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的研究、评论文章数十篇，出版专著有《未完成的探索——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及其语言世界》（2016）。曾获第五届《文学报》新批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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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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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第一部分 创造源自虚无
第一章 世纪末熹微
第二章 神圣的时代
第三章 “黑葡萄酒”
第二部分 与倦怠搏斗
第四章 死亡
第五章 萨哈林
第六章 牡蛎
第七章 万尼亚舅舅
第八章 “天气冷，丽卡，糟得很”
第九章 戏剧像生活
第十章 决斗
第十一章 套中人
第十二章 沉默的谢玛
第十三章 人间才能
第三部分 过渡时代
第十四章 契诃夫与鲁迅
第十五章 阿穆尔游记
第十六章 影的告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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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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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的来由很奇特，起头是在我最为幽闭的时刻用来排遣寂寞的写作（虽然那些略带自怜的文字已经被删得所剩无几）。有段时间，我因公职每天除了接电话、拆信之外，就在招待所里翻契诃夫。没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任务结束之后，契诃夫黯然生长，逐渐成为我门口一棵茂密青葱的大树。而契诃夫的文学，好比生命因停滞而腐烂，之后发出霉味，然后一场雨下来，腐烂中又仿佛慢慢发出微弱的翠绿色。后来，我在学者洪子诚的文章中读到，当代翻译家贾植芳说，契诃夫让他“像一个人那样活了过来”，我并不因此感到震惊。契诃夫教我面对生活的腐朽、不幸、有限的部分，他赋予我正视它们的力量，因而，也许由此显示出人类的生机和强大。
而大多数时候，契诃夫的文字优雅、简洁、灵动，他常常能够将写景和人的情感、心灵相融合，冲淡之中散发出一股忧伤的气息：因为生活不会总是美好而忧伤，心灵也不会总是纯洁而忧郁。不过，熟悉契诃夫的读者一定知道，在本书里，我可能主要撷取他文学中比较黯淡而抽象的部分。尽管从诡辩的角度说，黑暗和明媚乃是契诃夫的一体两面。某种意义上，契诃夫文学是一场大型的实验场所，作为医生，他笃信客观、科学、精确，其小说往往截取社会形态，看起来短小而漫不经心，但又暗暗张开巨大的羽翼，包容各种各样的观点或意义。可以说，契诃夫文学像笼罩在我们生存事实周围的一层的迷雾，体现着人类生活和心灵的能量和限度。所以，不同的立场或派别的人，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存在理由。当然，这些人一方面在契诃夫那里自我确认，另一方面又被其营造的另外的世界或制衡方瓦解，从而反向自我审视。也许，这正是契诃夫比较迷人的地方。
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那个时代农奴制废除、现代生活渐渐形成，报纸刊物上不痛不痒的幽默、讽刺故事也随之兴起。这一时期，除了刻意营造的小笑话，契诃夫短篇中那种恬淡、天真、纯净的富于童话气息的小故事，让人想起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后来，这样的成分似乎渐渐被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他的作品越来越严肃，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与时代思潮，与前辈、同辈的大作家对话。他清醒而自觉地承担着文学的使命，但似乎也无兴致直接走向更为激进的时代任务，他写的，往往是最为朴素的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当然，由于天然的敏感与高超的写作技艺，作为一个新兴科学与文明熏陶下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也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来自时代的精神痛苦上升到普遍性之中：无法自由创造的平常个体，活在任何一个时代身边可能充斥着的庸俗，以及随着时间的流转，因无法左右生命、情感和生活而产生的幻生幻灭，荒诞悲凉之感。
更早以前，上下班或出差的路上，我常常会读英国作家D.H.劳伦斯，又因此顺藤摸瓜地读到杰夫·戴尔的《一怒之下：与劳伦斯搏斗》，这位带有后现代气息的当代英国作家，用自己古怪的文体接近他伟大的前辈：按照劳伦斯漫游的轨迹来完成对劳伦斯的“追踪”。结果，他没能实现“研究劳伦斯”的初衷，反而写出了一本“失败”的游历之书。我喜欢他这种和写作对象亲昵而随意的态度，也抱定了要写一部有关契诃夫的失败、糟糕的东西。但与杰夫·戴尔富于行动力的嬉皮精神相比，因为懒惰，加上三年疫情，我的主要方式是，在契诃夫语言的世界里漫游。我读遍他的文字，探索着他的生命和思想轨迹。我读遍自己所能找到的传记，以别人之眼反复品味这个和我亲密的灵魂。这里有白银时期作家扎伊采夫，他着眼于契诃夫的内在矛盾性，即因健康带来的阴暗和追求生活的希望之间的矛盾。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则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放态度来看待这位伟大的平民作家。格罗莫夫的《契诃夫传》虽写于苏联时期，但他似乎更愿意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待契诃夫。我还翻阅了对契诃夫充满同情与激赏色彩的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契诃夫的一生》、以传记写作负有盛名的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契诃夫传》，还有我国在契诃夫的引介和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童道明先生的《契诃夫传》[1]。这些作者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契诃夫。而今年刚刚被翻译出版的英国人唐纳德·雷菲尔德写的传记，据说花费了作者十几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搜集文献，书中尤其披露了作家大量私人信件，给中国读者还原了一个更加“落地”的契诃夫。这是一部以滞重的笔墨书写的具有尘世之感的传记。作者甚至将备受女性读者热爱的契诃夫进行冷酷的解剖，包括认为他身上所沾染的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厌女”问题。由此，契诃夫在原有中国读者尤其是他的粉丝心中，似乎不再仅仅是一个深具高洁、节制品格的作家。真相确乎如此吗？或者说，这部传记对契诃夫文学来说至关重要吗？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就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苍白，对契诃夫文学的理解也只是照本宣科。（《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用更为极端的，白银时期的思想家舍斯托夫的话来说，“传记向我们叙述除了应知道的重要事情以外的一切”。[2]既然一切传记都不能真正抵达作家本质，那么，我们也就不用对任何一部作品求全责备，也就有理由继续书写对他的理解和诠释了。
另外，以作家的身份来解析契诃夫的，有我们熟知的纳博科夫、毛姆、伍尔夫等。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有一部谈论俄国文学的《游于雨中池塘》（A Swim in a Pond in the Rain）[3]，熟悉契诃夫作品的读者可知，该书名来自小说《醋栗》。《醋栗》也是我最喜欢的契诃夫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好不容易受教育之后从乡下到城市获得一席社会位置的小职员，却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种醋栗、当地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腐朽夙愿的故事。连同其他作品如《在大车上》《宝贝儿》《在峡谷里》等，桑德斯评价说，契诃夫文学中有一种发现个体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了“不露声色的激进”。这几乎打破了大多数契诃夫读者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他保守、温和的大体评价。
如此众说纷纭，至少能说明契诃夫文学的魅力吧。时过境迁，我也企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他。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写作本书的理由的话，那可能是一种与这位迷人的至今仍然牵动我心魄的作家告别的冲动。契诃夫在自己的日常中高密度地谈论爱、希望、未来，但却在文学中又以一种自我隔绝的方式怀疑这些信念和行动。契诃夫高高地举起它们，又在我们面前狠狠地摔碎。它们构成了一组真实的辩证法，就像舍斯托夫说的那样：“艺术、科学、爱、灵感、理想、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人类用以慰藉或开心的一切语词，一旦契诃夫触摸了它们，它们便刹那间凋谢、衰败和死亡。”[4]于是高尔基这样说他：“在他这种温和而抑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5]也许，正是契诃夫的这种富于神经质的怀疑精神蛊惑了我。我生活在一个表面温吞而富于日常气息的时代，却深切地感受到了和他共命运、同呼吸的诡异气氛。
契诃夫很多小说，都在说一个意思：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晦暗不明的世纪末，五十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未来，面对五个工厂的家产，我不高兴其中的辛苦和剥削，我可以选择不继承；我不满意的失去真爱和创造的婚姻，我可以选择离开；我不接受的重复乏味生活，我可以选择跳出。两个“五十年”，也就是一百多年后，今天，在我有限的感知下，这些问题似乎也还在。时代变得更好了吗？不好说。也许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企望未来的惯性。因此，契诃夫也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深渊”，他让我知道有一种异代同悲的力量贯穿在人类心灵的始终。他也让我像井底之蛙一样，想要从深渊中向上看到无垠的宇宙和人间的平常日光。
本书的书名“四十个苦行僧和一万只云雀”来源于契诃夫1890年春天写给苏沃林的信，信中他以此题辞作为致意。这时，已有盛名的契诃夫正在莫斯科待得烦闷，正计划着马上要远行去西伯利亚、萨哈林（库页岛）。我从一位彼得堡留学的朋友那里得知，在俄罗斯宗教传统中，春天来临，春鸟回归，“四十个受难者”就要被纪念。这句题辞仿佛呈现了他将要“受难”的担忧和迎接春天的喜悦。
第三部分是本书中看起来怪异的部分。鲁迅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随着阅读的增加，我日益发现，深谙俄罗斯文学的他，实际上和契诃夫有着某种生命连接。能够用并不“学术”的自由方式书写这层连接，是令我感到快意的。疫情缓解之后，我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参加了阿穆尔河上的漂流。这大概是目前为止，我作为一个非俄罗斯文学或语言专业的“多余人”，从物理空间上最接近契诃夫的一次。一百三十三年前，契诃夫就是从莫斯科经由火车、轮船、马车辛辛苦苦地跋涉到这里，然后漂流一千多俄里，到达奔向萨哈林岛的鞑靼海峡的。他曾在写给妹妹的书信中兴奋地描述来到此地看到的风景，提到其中的悬崖、植被、两岸的人烟，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并感叹说自己看到了“一百万幅华美的风景画”，“这儿才是租住别墅的地方”。相对而言，这段旅程可算是他萨哈林之行中比较“安逸”的段落了。我也在此见证了阿穆尔河的优美和壮阔，见证它依然保持着的野性与人文。当然，正如杰夫·戴尔之寻找劳伦斯，我的这次“寻找契诃夫”的走马观花之旅，更是彻底失败的。最后“影的告别”一章，是我在阅读契诃夫时自我的状态的碎片，一种当下时代和契诃夫心灵互相映照的状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以一种更为主体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生活，通过新的创造来完成和他真正的告别。
这样算来，从开始对契诃夫的密集阅读到断断续续的写作，大概绵延了七八年。至今我还记得，2017年冬，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了童道明先生写的戏。演出后，朋友突然拉我过去，冷不丁地引荐说：我这位朋友是看契诃夫度过中年危机的。虽然当时我有点尴尬，但老先生听到后高兴地用力地握着我的手，用沙哑的声音说：“真好啊！”如今，老头儿已然离世，但愿在另外的世界里，他依然能与自己最爱的安东大哥作伴。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中提到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可能让她对因这种障碍引起对俄罗斯文学“曲解”“非难”的缺陷。[6]作为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和不通俄语的“普通读者”，我自然也知道自己无法精确抵达契诃夫。
这几年，我以契诃夫之名结交了一些良师益友。在这里，感谢商务印书馆熊姣女士的信任和支持。感谢清华大学图书馆任平女士为我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文献资料。感谢清华大学何红梅老师对我俄语学习的指导。感谢清华大学李希光老师的“大篷车课堂”调研项目。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杜宇鹏老师为我提供的别尔嘉耶夫文字翻译上的帮助。感谢四川大学傅珩老师对译本细节问题的指正。感谢翻译家孔亚雷先生在英文资料上提供的帮助。感谢安启念、马寅卯、张百春三位老师在俄罗斯思想交流方面的慷慨接纳和指教。感谢小说家格非先生、契诃夫研究专家徐乐、彭涛老师在契诃夫思想、文学方面的无私交流。最后，深深致敬伟大的翻译家汝龙先生，文中引用的大部分契诃夫文字都来自他的翻译。
2024年10月
契诃夫和鲁迅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苦恼》与《祝福》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两者在揭露、 抨击社会的深度、广度、社会价值方面又独具特色，各有千秋虽然描写的都是丧子后的诉说，但表现的深度不同，姚纳的诉说是无人听，是社会的冷;祥林嫂的诉说虽有人听，但遇到的是嘲笑，是精神的摧残，是灵魂的虐杀。看似一样孤苦，却是两种不同的诉说。
主人公相似的背景、孤苦的身世 《苦恼》和《祝福》都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苦恼》描写彼得堡一位老马车夫姚纳在独子病死后，利用载客的机会，千方百计找人谈心，诉说自己心中的痛苦，但是始终无人理睬和同情，最后，悲哀凄苦、万般无奈的马车夫只得向小母马倾诉衷肠，得到了在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祝福》的主人公是一位安分耐劳、勤快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在儿子遭遇狼害之后，抑制不住悲痛向人们诉说，但得到的却是那个社会的轻蔑、厌恶和嘲笑，而最终成为那个社会的牺牲品。
丧子后的诉说:无处诉与有处诉。契诃夫和鲁迅在他们的作品《苦恼》和《祝福》中，都注意到了人物宣泄精神痛楚的特殊方式一一诉说。人们在精神上遇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总想寻找一切机会反复的向人们倾诉。郁积在心中的苦楚，从而减轻心中沉重的精神重压，抚平心灵的创伤。《苦恼》整篇小说是围绕着马车夫姚纳想向人们倾诉心中的苦恼来展开的，鲁迅在《祝福》中展示祥林嫂丧子之痛时，同样也采取了向周围人诉说的情节。受尽磨难的祥林嫂，在儿子遭遇狼害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总想将自己的不幸向人们诉说，希望得到些许安慰尽管“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但她还要“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直到最后只剩下“唔唔”的无奈了。失语，以及失语之后来自于灵魂至深处被压抑的孤独，如同潜行于地下的“地火”，“运行”、“奔突”;运行、奔突、却永远不会喷出，那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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