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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帝制政治文化的信息量庞大且具有原创性的著作，结合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发展历程，深度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回答了中华帝国的持久性从哪里来？其历史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又在哪里？ 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各个朝代见地迥异的思想家们都认同整个已知文明世界——“天下”——的政治统一是结束长期战乱的唯一可行之道；他们还一致认为，整个“天下”应该由一位万能的君主来统治。这种大一统和君主制（王权主义）的前提，成为未来帝国的思想基础，并在此后两千余年中始终未受根本质疑。 作者还提出，文人的偏见对理解中国政治文化远没有造成在其他研究领域那么严重的危害。这种灼见，对动不动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的帝王，可谓当头棒喝。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Yuri Pines （尤锐），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Michael W. Lipson 汉学教授，曾任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亚非研究院院长、亚洲学系系主任、孔子学院院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早期史学史以及比较帝国学等。出版九部学术专著，包括China’s Aristocratic Age: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Springs-and-Autumns Peri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6); 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获Polonsky人文学科独创性大奖); The Book of Lord Shang: Apologetics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Choice 杰出著作奖); 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9);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hunqiu Period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另主编了十三部学术论文集及杂志特刊，并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译者简介 陈家宁 北师港浸大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古代中国（侧重早期），涉及诸多人文学科领域。 王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 目錄： 引　言 01 第一章　“大一统”的理想 001 分裂：列国林立的中国 002 “定于一” 010 如何“定天下” 015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024 “天下”及其界限 035 游牧民族治下的大一统 044 小结：再论分裂 052 第二章　君权 055 王权主义思想的出现 058 圣君、庸君与无为之君 064 秦始皇帝：圣君执政 070 皇帝的制度性权力 073 “制衡”与虚君 085 从可汗到皇帝：征服者的王朝 094 小结：无为而治的代价 099 第三章　士大夫 104 士的兴起 107 “人才市场”里的士人 113 在皇权垄断下的人才市场中的士人 117 思想与权力 124 在君与道之间 131 小结：士大夫与帝国长久 141 第四章　地方精英 145 从贵族国家到官僚国家 147 帝国贵族的兴衰 151 宋朝：从王安石“新法”到精英的 　“自发精神” 159 张力中共存：帝国后期的地方精英 　与国家 169 三纲——国家与地方精英相融合的 　思想 180 小结：稳定与停滞 185 第五章　庶民 192 “民本”思想与起义权 195 平等问题 203 乱的始作俑者 210 造反有理 216 “矫枉”与“过正” 222 “由乱到治”：重建秩序 228 小结：造反与帝国的长久性 233 参考文献 237 內容試閱： 圣君、庸君与无为之君 在礼制和制度上强化君主权力，是应对东周几个世纪社会政治秩序持续瓦解的合理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方案潜藏着危险，即有可能将巨大的权力赋予不合格的君主，甚至恶劣的暴君。对于暴君会怎样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治文化早已给出了相应的答案。这个答案基于末代商王纣（约卒于公元前1046年）的故事。据周的传说，商王纣的暴行导致上天收回了商朝的天命，使暴君被推翻，其王朝崩溃。这成为后代“天命”思想的基础，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始终警示君主：暴政必有深重的代价。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天命观是如何为民变提供合法性基础。在这里仅简要指出，应被推翻的暴君是例外，常见的是那些平庸而不称职的国君，他们虽不如商纣那般暴戾，却也远非思想家理想中的那样贤明睿智、品德高尚。 在战国时期，君主不称职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尚贤使能制度的普遍化，官员凭才能而非出身获得任命，但君主仍属世袭。因而奇异的局面出现了：君主成为整个体制中唯一的，地位基于其出身而非才能的执政者。这为当时的王权主义思想增添了悖论的层面：那些致力于增强君权的思想家往往自认在道德和智识上优于其国君。如何调和这一内在矛盾成为先秦及后代帝国时代政治思想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王者”（圣王、天王）的理念应运而生。“王者”（即真命天子，真正的“王”而不是当时自称为“王”的诸侯国君）的概念，为新兴的王权主义思想增添了另一重关键的维度。 战国后半期，由于对“圣人”概念的兴趣日益浓厚，“王者”（圣王）观念也随之兴起。圣人被视为一种超越凡俗、近乎神圣的人物，其心智与道德修养臻于至善，从而能够统御人心，乃至感通天地。这一理念源自当时人们对个体完善的追求，对伦理、形而上学和政治思想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圣人观念，有时也会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如果圣人不是统治者，其极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就会威胁到君主的万能设定），但通常而言，战国思想家仍然认为，圣人和君主之间的分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上古的理想统治者都是“圣王”；而未来的“王者”也应该当圣人，即圣王。其完美的智识、才能和善良的本质将最终平息战乱，并实现大一统，让人类走进太平、大治的时代。 “王者”（圣王）的崇高性——他如救世主一样“五百年一遇”——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国末期的政治话语。这位理想君主与当时那些不称职的诸侯国君在个人才能及预期成就上都有本质区别。诸子们普遍认为，只有王者才能平乱、统一天下，只有他能带来安宁、繁荣、完善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普遍的顺从，在某些论著中甚至包括道德乃至思想的统一。只有在王者的统治下，百家的乌托邦梦想才得以最终实现。这些对未来“救世主”的高度期待，在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荀子（卒于前238年以后）的著作中展现得尤为清晰： 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 上述的“天子”，所指并非周王，而是抽象的天子，真命天子，即“王者”。由于其道德、智识和良心（“惠”）都是至高无上的，在其治下根本没有不公正、失职或不服从的行为。即便是像荀子这样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也不再被需要了。实际上，如果善与恶的唯一标准仅在于是否与君主一致，那么知识精英成员作为君主导师（见第三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未来的圣王，在《荀子》的其他章节中被视为与天地并立的存在，他理应得到绝对的服从。 这种对王者的推崇，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荀子及与他类似的思想家都是空洞的谄媚者，认为是王权主义思想导致他们忽略其潜在的弊端。然而，这种印象显然是错误的。在《荀子》和其他文献中，对未来统一者的颂扬与对当代无能君主的强烈批评并存。实际上，对理想化的“王者”的颂扬主要是为了凸显当前君主的不足，以圣人的超卓才能反衬其平庸。只要“世主”未能达到“王者”的标准，他们就无法期待得到应有的绝对服从和臣服。 既然“王者”的统治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那在现世条件下君主制度又该如何运作呢？对于这个问题，荀子提出了一个乍看之下似乎非常精妙的解决方案：君主名义上保持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应将大部分日常政务委托给有能之臣。他应当“统”而不“治”（should reign but not rule）： 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在这段话中，荀子谈及一位“明君”：他只需要选拔真正的贤臣，并将日常事务委托给他即可。在其他章节中，荀子认为，即便在一个无能（幼稚或年迈）的君主统治下，能臣也可以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似乎是君主制与任人唯贤原则的有效融合，而这两者都是荀子所珍视的。君主将享有礼制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并保留任命、监督以及解任臣下的关键权力，而贤臣则要管理日常事务。这种方法对知识精英成员有着巨大吸引力，即使在两千年以后，黄宗羲也认为这是解决君主能力不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明君为何要将自己的大部分权力委托给臣下呢？“休于使之”的期待是否足以使君主放弃对政策制定的积极干预呢？ 荀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他认为此议并无威胁君权之虞。毕竟荀子一再申明，由于大臣应该正直、高尚，且忠于君主，其行为是有利于君主的。然而并非所有与荀子同时代的人都相信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例如，据传是荀子弟子的韩非子，就认为君臣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上下一日百战”；大臣都像老虎一样威胁着国君，并且“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然而，韩非子对君臣关系的假设虽然与荀子截然相反，但他的实际建议却与荀子非常相似。韩非子警告君主，过度参与政务会使他接触诡计多端的大臣。因此最好是表现出公正，避免过度参与行政日常事务，在大臣们治国理政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密切的监督，无情地揭露他们的阴谋。尽管在政治理论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具体行政措施方面，韩非子与荀子两位思想家一致认为，君主要抑制自己的私欲，限制对日常行政的干预，虽握有至高权威，却无须事事亲躬。归根结底，这两位思想家都建议大幅减少君主个人对日常政务的参与。 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理论最终趋同并非偶然。战国晚期的许多文献，无论其思想立场如何，都反复倡导君主应保持公正、冷静、无为，并认为这就是政治智慧的本质。合法化这种建议的理由虽各有不同，但基本论点却惊人地相似：君主应保持其礼仪上的威望、任命重臣的权力，以及在重大政治事务上的最终决策权，但不应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思想家们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即便有一个无能的君主也不会对国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只有在道德和智力上出类拔萃的“王者”治下，这种状况才有必要被改变。然而，大多数思想家或许未曾预料到，他们的圣君理想会被中国最强大、同时也是最无情的君主之一——秦始皇所利用。秦始皇自称为圣君（即“王者”），给君臣关系带来了根本变化，并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王权主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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