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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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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语言政策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论题。在这本语言政策导论性质的书中，斯波斯基探讨了许多语言政策研究中最前沿的热点问题：对规范语言和不良语言的看法、双语制与多语制、语言死亡与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人权和民权的语言选择、语言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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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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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探讨语言政策研究最前沿的热点问题：对规范语言和不良语言的看法、双语制与多语制、语言死亡与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人权和民权的语言选择、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观察社会各种群体——从个人家庭到跨国组织的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作者提出了现代民族语言政策之理论以及控制语言政策的主要力量。本书提出了语言政策的三个成分：第一个成分是关于言语社区的社会语言生态；第二个成分是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第三个成分是从活动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人们为语言管理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修改别人的言语和语言信仰而付出的努力。本书谈到两个核心问题：如何认识语言政策、语言是否可以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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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博纳德·斯波斯基（1932—2022），以色列巴依兰大学的荣休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学和教育语言学。
译者简介：
张治国，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学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兴趣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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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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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或语言规划）
第2章 去芜存菁
第3章 追求美文和处理新词
第4章 语言政策的本质及其应用领域
第5章 两个单语制政体：冰岛和法国
第6章 英语是如何传播的？
第7章 美国是有语言政策还是仅仅有民权？
第8章 语言权
第9章 单语制政体面临压力
第10章 单语制政体对语言少数民族的认可
第11章 划分语言空间：两个、三个或多个
第12章 阻止语言转用
第13章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专有名词及术语翻译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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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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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义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
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和复杂的社会语言生态，这为中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的语言管理历史悠久，近些年来，中国对许多涉及大众利益的重大语言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研究汉语书写系统的本质。汉语的书写系统是统一各种汉语变体之基础，当中国把提高人们的读写能力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来对待时，简化复杂的汉语书写系统就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人当中，德范克(DeFrancis 1977;1984)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先驱。最近，华裔学者赵守辉和澳大利亚学者小巴尔道夫(Zhao & Baldauf Jr. 2008)进行了该领域的合作研究。另一个在该领域研究的华裔学者是周明朗(Zhou 2004)，他与人合作编著了《中国语言政策:1949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的语言政策，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改革汉语书写系统的问题，为方便中国广大地区间的信息交流而推广一种全国通用语(即普通话)的问题，以及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世界各地有关语言政策的正式研究都还相当年轻。豪根(Haugen 1966)对挪威语书写系统的开创性研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该研究往往被视为语言政策研究新趋势之滥觞。同时，该研究还与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新独立国家所积极开展的语言规划活动齐头并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开始出现了众多至今依然重要的研究热点:如何处理语言地位和相关语言的培育(或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多重复杂关系问题(Kloss1966);语言少数族群的命运和待遇问题以及弱势语言的保持问题(Fishman1966);语言多样性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Fishman，Ferguson & Das Gupta 1968);语言书写系统的管理问题(Fishman1978)和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性问题(Coopei1989)。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认为，“语言规划”收效甚微，大家对语言规划行为的评价众说纷纭，而且这些评价还难以说清道明(Rubin，Jernudd，Das Gupta，Fishman & Ferguson 1977)。鉴于此因，近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奈科瓦皮尔(Nekvapil 2006)之后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在拙作中，都更喜欢使用“语言政策”这个大众化术语。其他人也都跟着使用这个术语，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一位教授，确切地说，是一位研究企业管理的教授，他在一个有关语言政策的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是在讨论“策略”而不是在讨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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