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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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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老师的代表作。本书初版于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期间重印两次，广受学术界好评，被视作是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经典之作，可以说是中文学术界最早的，同时也是最系统的关于中世纪哲学的研究著作。后来经相关专家学者论证，收入中国出版集团主持的《中国文库》丛书第二辑。本次经相关学者推荐和评审，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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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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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其内容来看，研究范围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的欧洲哲学，聚焦范围在中世纪哲学，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思想起源，同时也分析中世纪思想对近代欧洲哲学的影响和奠基。比如其在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知识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对16世纪之后欧洲哲学的影响。具体来说，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存在”概念意义的辨析演化为关于实体、本质和实在的不同学说，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论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共相的不同理解发展为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关于质料与形式关系的研究导致了物质实体观，对理智抽象作用的讨论触及感性与理性、思想与现实、个人意识与类意识关系这样一些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按照基督教义对希腊哲学灵魂学说进行的改造不但导致了精神实体观，而且包含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现象的具体研究。至于中世纪对意志、善与恶、自然律等伦理问题的研究，它们与希腊哲学中有关的零星论述相比，更显出中世纪哲学的独创性。就中世纪哲学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形而上学的主题、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实体观、认识论中天赋观念呛、经验论和先验论观点、义务论、幸福论和意志论的伦理观等重要理论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中已经相当成熟。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在当时不被重视，直到近代才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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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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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男，汉族，1949年生，江苏南通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J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威望。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中世纪哲学》、《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回到思想的本源》、《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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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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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序 /卡洛斯·斯蒂尔
前言
本书引用文献说明
第一章 基督教哲学的思想来源
第二章 教父哲学
第三章 奥古斯丁主义
第四章 黑暗时代的哲学
第五章 经院哲学的诞生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播
第七章 经院哲学的兴盛
第八章 托马斯主义
第九章 经院哲学的分裂
第十章 司各脱主义
第十一章 奥康主义和“现代路线”
第十二章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思潮
尾声 中世纪之后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中-英-拉丁-希腊文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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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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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中华学术，继近现代大量吸纳西学、涤荡本土体系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重开国门，迎来了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迸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出自新一代学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也成为激荡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系统整理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与突破，更立足于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使其不仅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成为滋养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
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近年又确立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出版宗旨，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系统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近期又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学术经典丛书陆续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又一重要接续，冀彼此间相互辉映，促成域外经典、中华现代与当代经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尤其寄望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列举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君主的事迹，得到正反两面经验，当君主“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越来越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反之，“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他称赞当今的西班牙国王阿拉冈的费尔迪南多是“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为他的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制订的准则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非凡才智的声誉。”君主只要能够“征服并且保持这个国家”，“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 关于人民是群氓，马基雅维利用性恶论作了说明：“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 面对这样的臣民，君主有理由不受道德的约束，他不可能避免残忍的名声，他的安全更多地在于被人畏惧，而不在于被人热爱，最有成就的君主都是不重信用的，如此等等，这些品质都是恶，但非如此便不能统治，这可以说是以恶治恶。 君主德性只是获得成功和荣誉的手段，君主应依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决定德性的取舍。他对德性的分析与道德学家有根本分歧。比如，人文主义者一般把尚武排除在德性之外，马基雅维利要求君主把军事实力作为首要力量。人文主义者要求君主具有良好修养和生活习惯，他却认为只有在导致自己亡国时对君主才是一种恶，一个明智的君主可以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性，如果他发现不能够避免其他恶性，则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传统公认的正义、自由、宽厚、信仰、虔诚等美德，在马基雅维利眼里没有自身的价值，不是君主必须践履的原则，对君主行为没有道德约束力。他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与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如果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身毁灭。” 马基雅维利还教导君主：“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既然人类都是“冒牌货”的群氓，君主要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在运用野兽的方法时“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君主的艺术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当狐狸，什么时候当狮子，特别是要“深知这样做狐狸”，那就是，“君主必须深知这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君主论》赤裸裸地鼓吹武力征服、欺骗、作恶，即使在黑暗时代也难以成功，更不要说在民智渐开、法制成熟的中世纪晚期了，把马基雅维利看作第一个近代政治哲学家是荒谬的。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有现实主义因素的话，那可以在《论李维十书》中看到。马基雅维利用肯定的态度谈论人性。他说：“从天性上说，人即使有能力获得一切，也有这样的欲望，可是命运却让他们所得无几。这会使人的头脑中不断产生不满，对已有的东西产生厌恶。” 无论是对不安于现状的追求还是对一切限制的憎恨，都是人类的自由天性。以历史变化的眼光看待人性，马基雅维利赞扬古代人自由的德行。他说：“了解古代王国的人都知道，由于风俗的差异，它们的善恶有多有少，可是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唯一的不同是，上天先是把德行放在亚述，又放在米底，然后放在波斯，最后是意大利和罗马。虽然在罗马帝国之后，再没有出现一个把世界的德行集于一身的帝国，然而德行却被分散于众多的民族，让他们过着有德行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唯独不把基督教道德列入德行。他说：“我们的信仰不同于古人。我们的信仰，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道，使我们不看重现世的荣耀，而异教徒却对它极为推崇，把它视为至善……除了现世荣耀等身者，例如军队的将帅和共和国的君主，古代的信仰从不美化其他人。我们的信仰所推崇的，却是卑恭好思之徒，而不是实干家，它把谦卑矜持、沉思冥想之人视为圣贤……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 “自由”（libertas）在古罗马共和国的维护者西塞罗、萨路斯特（Sallust）和李维（Levi）等人著作中的主要含义指免受外族奴役以及公民的利益互不冲突。马基雅维利憧憬古罗马共和国的光荣，看到罗马的伟大在于共和制度。他说：“精明的人创立共和国，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自由构筑一道屏障，自由生活方式存续之短长，端赖此屏障之优劣。” 罗马共和制建立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制度，“由于三种统治形态各得其所，此后共和国的国体更加稳固”，“在这一混合体制下，它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 。后来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根源是平民和元老院的内讧，演变为皇帝专制的帝国。马基雅维利一反《君主论》中关于君贵民轻的议论，证明人民“并不比君主更加忘恩负义。说到做事的精明和持之有恒，我以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民的声音能比作上帝的声音”，“在推选官员上，他们的选择远胜于君主”；公民应当平等，“地位再尊贵的公民，不可蔑视人微言轻的公民”。 各阶层公民应该相互均衡、监督，代表平民的集团和代表贵族的集团通过促进自己利益的争论达到公共利益。他说：“有利于自由的法律都采自他们之间的不和”，“优良的楷模生于良好的教养，良好的教养生于良法，而良法生于受到世人无端诬责之纷争” 。就是说，公民间的自由争论可以产生自由的法律，而自由的法律保障人的自由天性和教养，两者相辅相成，造就国家的自由、强大和光荣。 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人都在传统意义上肯定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而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共和制度得到政治自由的思想，并把各派力量的均衡作为政治自由的保障。 必须承认，近代政治哲学对自由的理解更接近马基雅维利。但不能因此夸大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现代性，他在否认和忽视基督教信仰的条件下谈罗马共和制度是不现实的，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应算作自欺之人，因为我在自己这些文字中，也对古罗马时代大加赞美，谴责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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