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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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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谲云诡的世界局势中，我们如何穿透表象，把握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与中国突围的关键路径？《把脉》以历史的纵深和比较的视野揭示当下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前世今生，剖析世界大国在其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探讨这些历史潮流的共同特征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提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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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25年，全球巨变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震荡，对中国经济提出多重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深刻变化？
高柏教授积35年之功，以历史长周期视野和高度跨学科的框架，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世今生与底层逻辑，从国际国内双重视角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把脉”，对思考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战，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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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编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中国高铁创新体系研究》《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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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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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编 巨变中的世界秩序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 / 全球化神话的出现与全球化的上升期 / 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体验的全球化 / 中国崛起：西方精英眼中全球化对西方的最大挑战 / 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 欧洲难民危机：反移民运动的催化剂 / 全球化走向逆转
问题缘起
补记
美元与国际经济秩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
国际金融秩序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 / 黄金储备与美元作为关键货币 / 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 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 / 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问题 / 政策自主权，预算赤字以及联邦债务 / 放松规制和金融创新的政治经济学 / 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 / 结语
问题缘起
补记
从去风险到去美元化：金砖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
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影响 / 金融制裁与易物贸易 / 人民币还是共同货币？/ 本币结算、估值参照与交换平台 / 讨论
问题缘起
补记
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
萨缪尔森陷阱 / 为什么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有问题？/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 中国崛起与国际贸易的变化 / 产业间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脱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 / 讨论
问题缘起
补记
5 对等开放：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以邻为壑，还是对等开放？/ 战后格局：是独善其身，还是多边联盟？/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深度整合，还是维持主权国家市场？/ 对等问题2.0：非关税壁垒问题的登场 / 日美贸易战的根源：缺乏对等和产业内贸易 / 对等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与多哈回合的僵局 /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贸易投资壁垒与产业内贸易 / 讨论
问题缘起
补记
下编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休养生息与强筋健骨：重新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米哈尔·卡莱斯基的增长理论 / 四种增长模式 / 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 现有增长模式的极限 / 休养生息与强筋健骨：提高实际工资与实现消费驱动 / 增长模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 结语
问题缘起
补记
7 东北新经济如何破局
增量改革与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 / 新经济与装备制造业 / 是发展新产业，还是维持旧产业？/ 是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是与时俱进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营商环境差的根本原因何在？/ 艰巨的改革任务与“走马灯”式的官员任期 / 结论
问题缘起
补记
8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 / 以共同富裕回应五大挑战 / 结语
问题缘起
补记
9 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
产业政策与竞争优势：分析框架的构建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 外部风险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挑战 / 中国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制造业新竞争优势的紧迫性 / 打造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制造业新竞争优势
问题缘起
补记
10 产业政策如何打造竞争优势：杭州与深圳云计算产业的比较研究
政府与产业政策的分类 / 数字经济中的“打造竞争优势型政府”/ 打造竞争优势型政府的政治经济学 / 结论
问题缘起
补记
11 中国电动汽车崛起的秘密
电动汽车产业与产业政策-竞争优势六力模型 / 增强要素禀赋 / 建设基础设施 / 打造产业集群 / 降低交易成本 / 扩大市场规模 / 鼓励行业竞争 / 讨论
问题缘起
补记
展望
12 建设福利国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福利国家的发展 / 世界工厂模式与萨缪尔森陷阱 / 福利国家是发展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制 / 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 / 建设中国的福利国家从哪里入手？/ 讨论
问题缘起
补记
附录 我的学术之旅
下乡：国际研究的原点 / 北大：初识比较历史研究 / 普林斯顿：脱胎换骨的历程 / 杜克：跨学科旅程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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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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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把自己历年写作的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文章结集成册，不做任何改动，给每一篇文章附上背景说明，与读者分享自己关注这些问题的心路历程，必要时再加上后记，讨论分析对象在文章发表后的新变化，来反思写作时有哪些误判，并思考应该如何改善当时的分析框架。令我惊喜的是，三联书店竟然同意我这些另类的想法。
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出书？因为我们需要反思，只有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呈现，再从今天的视角加以审视，才能帮助自己发现当时认知的局限。我十分认同曹德旺 2024 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你要想明年会更好的话，你要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我而言，从过去的分析中汲取经验教训尤为重要。我一直有一个直觉，中国社会各界在本世纪初这 20 余年对中国在各个时点上面临的各种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形成的对策，以及后续发展对当年认识和所采取对策的验证和反思，会成为未来史学界研究这段历史时的重要内容。
以“把脉”作为书名，则是因为把脉这个中医术语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把脉是把握患者的脉象，这相当于社会科学搜集研究对象的经验材料；同时，把脉也是诊断，即将患者的脉象与过去的行医经验或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进行比较，判断患者病症的性质，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与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十分相像。
为何把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经济呢？受过去经历的影响，象牙塔或掉书袋式的学问很难激起我的学术热情。我一直执着于研究现实，在大趋势的变化中寻找问题，然后调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打造经验研究的分析框架，再以比较和历史等宏观视野分析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通常，社会科学研究是用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可是对我而言，那还不够过瘾；最令人着迷的是，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因果关系或者预测的发展方向能在未来被再次证明。
而社会科学恰恰能够帮助我们把脉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框架；所谓框架，无非是由因变量——被解释的对象——和自变量——用来解释因变量的影响因子，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组成。如果我们能这样分析现实问题，再不断通过后续发展来验证和完善相应的理论框架，这些工作理应会帮助我们的认知逐渐逼近现实。只要分析框架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现实生活中甚至历史上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这一框架推测未来发展的方向。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分析都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参考范围。我始终认为，基于过去经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能被未来的经验现实检验和再次证明才更有价值。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大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无非就是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一个世纪前，这三个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崩溃、1929—1933 年的大萧条、以高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蔓延、不同的应对市场失败解决方案的意识形态化和全面对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战争终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三个历史周期又一次开始出现同频共振的趋势，这种共振正在作为一种结构力量把这个世界推向与百年前十分相似的局面。
本书有两个鲜明的主题，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经济。虽然这些文章写于过去九年，但是对这些问题在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思考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写作博士论文《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 年的发展主义》（以下简称《发展主义》）期间。而本书所收文章的理论框架，则基本来自我在写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以下简称《悖论》）时开始关注的社会科学文献。《悖论》一书形成的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有三大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关于历史长周期的分析。彼时我对长周期的认识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 :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的讨论，我把它概念化为全球化钟摆运动，并用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二战以后新一轮钟摆运动的全过程；其次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与他的团队对历史上霸权更替周期的分析。近年来，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最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我又将凯文·德拉姆（Kevin Drum）讨论的科技革命作为第三个历史长周期变化加入我的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变化的分析。当科技革命迅速改变权力和财富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时，它会加速推动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更替周期的变化。在全球化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逆转时，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蔓延全世界的大趋势，对原来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当霸权周期由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时，既存霸权支撑的国际金融秩序开始失序，为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这种内在张力的聚集离爆发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于一国经济体制的类型及其内部的制度逻辑如何影响该国应对上述外部环境巨变的分析。各国应对全球化钟摆运动往往有一个很突出的转变过程：当全球化刚刚开始逆转时，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的影响，各国在应对危机时往往把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作为解决方案。然而，这只会激化矛盾。当各国绝望于日渐深刻的危机时，就开始以地缘政治的思维看待一切，相信冲突甚至战争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各国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冲突进行国内政治动员，开始将原来在同一国际秩序下共存的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化，把不同的体制描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上，当资本主义在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期间遭遇空前危机时，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苏联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大国对未来人类政治经济制度做出的三种不同选择。然而这三种国家集团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内政治动员，一步步地将这个世界推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战争终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类似的趋势和转变也正在变得日渐清晰。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这个理论框架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在《悖论》中，我着重分析的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方向，即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的变化如何影响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以及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又如何影响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本书的部分篇幅分析受战后全球化周期、霸权周期和国际经济秩序影响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如何在一国内部制造矛盾和张力，这些国内的矛盾和张力又如何引起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以及这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如何加速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的进展。
……
建设福利国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当逆全球化冲击本国就业时，各国都倾向于提高关税，把进口商品挡在境外；当地缘政治激化时，各国看待经济问题时都用国家安全取代效率；当科技革命带来各种新兴产业时，各国也都力图通过贸易集团化赢得国际竞争。日趋恶化的外部环境迫使各国不得不从外循环模式转向内循环模式。
逆全球化与贸易立国的困境。一个世纪前，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指标是关税战。如今关税战不仅再现，而且正在不断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自由流动，不断降低的关税曾经是测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然而，当市场失败带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各国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时，提高关税限制商品的自由流动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关税因此成为测量逆全球化的重要指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崩溃后，世界贸易已经在下降，在世界产出中的占比由 1913 年的 27% 降为 1923—1928年的 20%。〔1〕1930 年美国通过了《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把近 9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一举提高到 60%。这个法案及其引发的各国反制导致世界贸易量在四年内下降三分之二。特朗普 2018 年开启的关税战是本轮逆全球化的重要转折点。发展到如今，不仅欧盟刚刚通过提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的决议，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如果特朗普 2025 年1 回到白宫后真的将对华关税提高到 60%，并把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高到 10%—20%，不仅有可能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归零，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加重逆全球化的趋势。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周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未来 10—20 年里必须面对的国际环境。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至上原则。全球化逆转通常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并削弱既存霸权国在其中的地位。当霸权国日益担心自己可能被新兴大国取代，地缘政治的竞争就变得十分激烈。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国家安全取代贸易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成为大国管理经济的新原则。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彻底改变了各国对全球化时期形成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的看法。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生存空间”是许多国家主导对外政策的原则，最近几年其翻版开始以“脱钩”“去风险”“友岸”或者“近岸生产”的新形式出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经济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经济依赖武器化，既存霸权国经常依靠经济制裁来压制新兴大国。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实行了广泛的禁运；30 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俄乌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 SWIFT，并对它实施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制裁。俄乌危机以来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这正在削弱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各大国之间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对潜在敌对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并确保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时本国供应链的安全。
科技革命与贸易集团的出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大量投资，但是同时国内市场又比较小。只有新兴产业的公司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并获得投资回报和利润。当逆全球化开始影响国内就业，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时，国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中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推动各国组成按地缘政治划界的贸易集团。这种贸易集团的目的是既能扩大本国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又能用关税防范地缘政治中的对手。1932 年，英国率领英联邦国家缔结了《渥太华协议》，随后几年里德国与一系列东欧国家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日本与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签订了相关的关税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都在于扩大其新兴产业产品的海外市场，扩大规模经济和提高投资回报率和盈利。在本轮科技革命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依托本土超大规模的市场，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胜出的企业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等若干产业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欧美国家对中国各种新兴产业的出口纷纷祭出高关税，防止中国企业占领它们的本土市场，摧毁其新兴产业；同时，为扩大本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它们也在建立各种联盟。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福利国家的发展
无论是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还是科技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对比，最后都导致既存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和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在充满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福利国家成为各国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
大萧条与福利国家。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大多数西方人都认识到，缺少束缚的市场已经成为带来经济危机和不平等的破坏性力量，必须要建立对它的反制。当时的共识是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体量、资源和意志来扮演这个角色。罗斯福新政在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一是在金融领域通过各种立法约束市场力量，包括 1933 年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并为个人储蓄者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提供保险，1934年限制商业银行使用保证金购买股票，并成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督金融市场。二是在市场失灵时找到它的替代机制，例如政府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各种公共投资项目，《全国工业复兴法》试图支持强制性卡特尔，虽然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三是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各种项目。
美国建设福利国家的第一大举措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美国于1933 年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这个机构在大萧条期间先后开支达40 亿美元，覆盖了两千万的人口，而当时美国的人口规模才 1.25 亿。为避免州政府的腐败和漫长的审查手续，联邦紧急救济署在各州福利机构之外另建一套救济系统，并规定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的监督。
第二大举措是提高工资，扩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消费是需求的主要支柱，而要增加消费就要提高工人工资。大萧条之前，美国的资本一直抵制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工会经常诉诸罢工来对资本施加压力，劳资对立在大萧条期间达到新高潮。民主党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能约束雇主权力、增加劳工职场权利的新型劳动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劳资之间的妥协。为此，罗斯福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雇主与工会的谈判。在民主党政府的扶植下，美国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工会会员总数由 1932 年的不到300 万人增长到 1945 年的 1500 万人，在工业雇员总数中的占比从不到 10% 增长到 35%。工会不断扩大的政治力量迫使资本不得不拿出更大比例的利润与工人分享，为发展美国式的基于雇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三大举措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于 1935 年成立社会安全系统，从失业保险和老年退休金这两个主要方面帮助美国人降低现代生活中的风险。虽然全球化从 80 年代初又转向释放市场力量，福利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经历了诸多改革，但它不仅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走向衰落，反而展现出比较强的韧性。一项涉及 53 个发展中国家与 14 个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考察了各国在 1972—1995 年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 GDP 中占比的变化。其中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反差。OECD 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在 1972 年的平均数为 12%，到了 1995 年则变为 16%。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在 1972—1974 年为 3.2%，到了 1996 年则降为 2.5%。
在此期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和资本流动都呈现上升状态，只有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出现不同的走向。这显示即使在全球化加速后，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重要性仍然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充分地体现了罗斯福新政在重大危机中果断救济的政策遗产。《纽约时报》指出：“在疫情暴发初期一片恐慌的日子里，美国政府做了一件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它在几周之内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为穷人慷慨地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券，提供新的有薪病假和看护病人假，并扩大学校免费午餐等联邦福利，还使一些与疫情相关的福利——比如来自刺激法案的发给个人的支票和儿童税收减免——扩大到近于普适的程度。”自从2020 年 3 月起，美国政府据估算先后花费了 5 万亿美元来帮助个人和企业。1500 万名以上通常不符合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的人，如非全职雇员和依靠独立合同为生者，被覆盖了整整一年半。无需赘言，这些措施导致联邦债务的急增，许多人担心未来美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而且这些短暂措施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消费下降的趋势。然而，美国经济在疫情以来的运行状态，至少迄今为止，仍然好于其他所有大国。
科技革命与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风险。首先，工业化需要大量灵活的、可流动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人基本上来自农村。当农民离开过去的大家庭和邻里，就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支持，只能依靠劳动力市场维持生计。其次，工业化带来复杂的分工，使工人学习的专业技能，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在特定的工厂使用，一旦失业，再就业就成为很大的挑战。最后，随着城市化使核心家庭成为主要家庭形式，老年人的赡养也成为一个挑战。所有这些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风险，都要求公共的解决方案。
20 世纪初电气化和流水线技术的广泛采用开启了批量生产的时代，这从消费端呼唤福利国家的诞生，因为要想支撑大量生产持续运行，必须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这不仅需要远高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且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还要对未来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明了分期付款后，曾一度依靠前所未有的金融扩张带来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和商业繁荣，但是工资却没有跟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资本在只顾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走向大萧条准备了条件。当工资和消费无法跟上新技术的应用，科技革命带来的一时繁荣只能被周期性的萧条平衡。这正是各种只强调供给侧的发展模式看待经济循环时的一大盲点。
在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下，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为美国建设福利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环境。当时美国和国际投资者都放弃投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转而投资汽车、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前者把工会视为巨大威胁不同，后者对资本支出中占比较小的劳动力成本没有那么敏感，它们需要的是规模更小、更稳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对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言，民主党推行的全国社会福利改革相当于在所有企业之间平摊改革的成本，这非常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民主党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盟友。欧洲各国的情况也与美国十分相似。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建设福利国家必须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从 2022 年起，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一直占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其中 2023 年中国在世界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中的占比电子工业为 62%，汽车为 48%，这两个行业在2018—2023 年每年都以平均 11% 的速度增长。中国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搭建的“工业 4.0”标准的“黑灯工厂”充分显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就业产生冲击。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当更多的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时，如何解决分配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一直是按劳分配，但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的劳动，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失去参与按劳分配的机会。这将是人类社会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经济课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福利国家的作用将变得空前重要。
两次世界大战与福利国家。一个世纪前的霸权更迭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冲突，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项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福利国家发展的 14 国比较研究有诸多发现。第一，战争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因战争的烈度而有所不同，对发动战争的国家影响最为深刻。同时，与发生在海外战场的战争相比，发生在本土战场的战争导致更多的破坏，对福利国家的需求更强。第二，大国和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在战争准备期更关心福利国家的建设。第三，战时经济管制和战争动员极大地加强了国家能力，政府权力的集中、财政的强化以及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建立，都提高了政府管理福利国家的能力。第四， 一场全民战争要求集中权力、大众的忠诚以及消除等级制，不仅政企之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不得不合作，而且由于兵源和工源都处于短缺状态，工人阶级和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则要为战争埋单。第五，战败、战争动员和战争引起的国内政治群体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经常成为民主化和选举改革的导火索。公民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必须平等的逻辑，不仅导致税收的强化和税率的累进制，而且把选举权推广到社会的大部分群体。第六，战争结束后，做出各种牺牲的各国民众要求政府满足各种战后需求，其规模与战争的烈度（动员比率、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直接相关。战后的社会需求在发动战争的国家尤其强烈，因为这些国家在战争后期在本土战场有大量死亡的士兵和平民、大量被破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以及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无家可归与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欧洲国家在战后初期出现大量社会立法，证明这些国家发展福利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深度地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是冷战的压力一直把美国共和党往左翼的方向推。共和党的强硬派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是开罗斯福新政以来各种福利国家举措的倒车，还是向工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坚持其信仰，共和党就应该削弱工会的政治势力，结束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重建 19 世纪版本的自由放任。然而，如果这样做，共和党也必须承担失去选票的风险。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就会发现，共和党为了反共，往往对工会做出比民主党更多的让步。冷战把罗斯福新政开始的自由主义政策，从一个临时的政治运动变成持久的政治秩序。
战争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在俄乌危机中也得到凸显。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面临为扩充兵员而提升参战人员福利待遇的急迫需要。在2026 年前，俄罗斯要将军队编制增加至 150 万人，其中合同制军人的数额将增加至 69.5 万人。为解决前线兵力短缺和兵员征集面临的难题，俄罗斯政府开始大幅提高参战人员的福利待遇，并开出高额报酬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参军参战。2023 年 10 月，俄罗斯通过法律，规定参战人员的工资自当月起增长 10.5%，支付给阵亡军人遗属和伤员的抚慰金也相应增加。目前，莫斯科市给合同兵的单人一次性奖励已经增加到 230 万卢布，加上工资、津贴以及家属补助，一名合同兵服役第一年可以拿到 520 万卢布，是莫斯科人均收入的 4 倍多。
以上分析显示，一个世纪前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三大历史周期同频共振带来的挑战，普遍建立了以保护社会为目的的福利国家，并实现了以消费驱动需求、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中国，2008 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认知层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为什么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为继？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可以帮中国的制造业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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