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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何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即其“逻辑”，揭示了隐含假定；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工具，植根于逻辑学和集合论。
本书作者詹姆斯·马奥尼是美国社会学学会定性与多方法研究分会主席，对于本书中所探讨的问题，思考了20余年，跨越了整个职业生涯。作者在书中有很多原创性观点，绝大部分内容是具体步骤性的内容，可以直接按照这些步骤来建立理论和命题。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等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助益。诚挚建议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院系将本书列入硕博研究生的方法教材，也衷心期待它能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引起足够多的反馈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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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集合论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然而该方法在方法论层次的独特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和认识。本书作者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集合论方法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研究逻辑，它所蕴涵的科学建构主义有助于矫治社会科学一直以来的本质主义顽疾。除对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外，本书也为集合论路径下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提供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工具，故而贯通了方法论理念与具体的研究实践。
作者对书中问题的思考历经20年，跨越了几乎整个职业生涯。本书既全面总结了集合论社会科学，又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框架和观点，充分展现了作者过人的博学和思辨力。这样一本集大成的方法著作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予以认真的阅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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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政治学教授，戈登·富尔彻决策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社会学、方法论。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ASA）定性与多方法研究分会和政治与历史分会主席，以及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与历史社会学分会和发展分会主席。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和美国政治学学会（APSA）颁发的奖项。他著有《社会科学的逻辑》《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比较视野下的西属美洲》等。
译者简介
吴肃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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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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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导 论
本体论与认识论
第一章 科学建构主义
第二章 集合论分析的基础
方法论工具
第三章 集合论方法论
第四章 集合论检验
第五章 反事实分析
第六章 序列分析
第七章 贝叶斯分析
第三部分 解释性工具
第八章 理论框架和规范传统
第九章 理论解释中的范畴构件
第十章 关键事件分析
第十一章 路径依赖分析
结 论
术语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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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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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逻辑》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新的原理，本书既论证了为什么要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工具，也为这些工具的用户准备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名中的“逻辑”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要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即其“逻辑”，本书揭示了社会研究过程中经常携带的隐含假定；另一方面，对逻辑的引用又与我们所讨论的工具暗合，因为它们鲜明地植根于逻辑学和集合论。借助逻辑学及其延伸的集合论知识，本书为社会科学研究打造了一套恰当的研究方法。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解释性工具。书的第一部分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内容，它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问题，剖析了这一问题的认知本性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挑战性所在。在此我提出了一种总体方案，用以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本质主义取向，这一方案叫作“科学建构主义”（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我将向读者表明，在科学建构主义和集合论分析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结合，这种结合可以为非本质主义的社会科学构筑基础。
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些集合论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检验社会科学中的命题和理论。具体来讲，我为以下操作发展了一套集合论的方法：建立并定义范畴（categories）、处理因果的规则模型（regularity model）、运用证据和外推来评估命题的真假、进行反事实分析以评估观点、通过序列逻辑的效力分析来理解不同原因的相对重要程度。在第二部分的最后，我讨论了一种集合论版本的贝叶斯分析，它有助于我们实现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
本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在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与命题时所使用的工具。我考察了形塑社会科学研究的那些理论框架和规范传统，讨论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论要素——事件、过程、行动者、对象、规则、制度、资源和权力，它们都被用以构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序列和因果链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作用也是我的关注点，在这方面，我为构建对关键事件和路径依赖的解释提供了新工具。
鉴于本书所做讨论的范围和复杂性，它可以有多种用处和读法。对本书的观点概要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从书的导论和每一章的导论入手，这种方法可以让读者自行决定在哪个问题上继续深入。那些主要对科学建构主义论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聚焦在导论和第一、二章。就第二部分来说，读者应该从第三章读起，但余下的第四章至第七章可以按照任何顺序阅读。第三部分也没有一定的阅读顺序，每一章都可以看作一篇独立的论文。书后的术语表则为所有读者提供了对全书重要概念的一句话定义。
我要对很多人表示感谢，他们的评论、洞见和支持对于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也想强调一点，对于本书的观点，他们未必都同意。澄清这一点后，请允许我对以下人士表达我的由衷感激。
首先我要感谢 5 位才华横溢的学人，我的方法论论文的合作者，当时也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是罗德里戈·巴雷内切亚（Rodrigo Barrenechea）、 劳 拉· 加西亚— 蒙 托 亚（Laura García-Montoya）、 艾琳·金博尔·达曼（Erin Kimball Damman）、肯德拉·科伊乌（Kendra Koivu）、瑞秋·斯威特（Rachel Sweet）。他们与我合作的主题分别是：反事实和贝叶斯分析（罗德里戈·巴雷内切亚），关键事件（劳拉·加西亚—蒙托亚），集合论检验和序列分析（艾琳·金博尔·达曼和肯德拉·科伊乌），集合图（瑞秋·斯威特）。我非常感谢这些同事同意在本书中放入我们的合作成果。在本书快要完成时，突然传来了肯德拉·科伊乌去世的噩耗，这实在令人难过。在我对书稿进行最后一遍修改时，脑海中总浮现出她对于方法论的热情，这令我备受激励。
许多研究生给本书相关的章节以及其他相关讨论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我要对以下原来的和现在的学生表示感谢：劳拉·阿科斯塔（Laura Acosta）、玛丽亚娜·博尔赫斯·马丁斯·达席尔瓦（Mariana Borges Martins da Silva）、玛丽莎·布鲁克斯（Marissa Brookes）、伊莎贝尔·卡 斯 蒂 略（Isabel Castillo）、 克 里 斯 托 弗· 戴（Christopher Day）、 丹 尼 尔·恩西纳斯·泽瓦洛斯（Daniel Encinas Zevallos）、埃米利奥·勒胡克（Emilio Lehoucq）、克劳迪娅·洛佩斯·埃尔南德斯（Claudia López Hernández）、 皮 拉 尔· 曼 齐（Pilar Manzi）、 艾 琳· 梅 茨· 麦克唐纳 （Erin Metz McDonnell）、萨利赫·努尔（Salih Noor）、西尔维娅·奥特 罗·巴哈蒙（Silvia Otero Bahamon）、安德鲁·欧文（Andrew Owen）、戴安娜·罗德里格斯-弗朗科（Diana Rodríguez-Franco）、马蒂亚斯·弗尔姆·豪（Matthias vom Hau）。拉哈迪卡·乌塔玛（Rahardhika Utama） 帮我编辑了注释，罗德里戈·巴雷内切亚帮我绘制了图表。詹妮弗·西尔（Jennifer Cyr）和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给全书提出了详细的意见，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本书的第一部分（本体论与认识论）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也许较为陌生。在此我要感谢选修我的《个案研究与小数量方法》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阅读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初稿，帮我一起澄清和展现了这些哲学观点。在这些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我也一直得益于以下学者的帮助，他们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加布里埃尔·阿本德（Gabriel Abend）、罗伯特·阿德科克（Robert Adcock）、肯尼思·博伦（Kenneth Bollen）、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 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伊恩·赫德（Ian Hurd）、蒂安娜·帕斯切尔（Tianna Paschel）、道格拉斯·波尔波拉（Douglas Porpora）、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希勒尔·索菲尔（Hillel Soifer）、大卫·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我对第二部分中方法论观点的思考已经超过 20 年了。我要感谢这些年中帮助我形塑方法论思维的老师和同事，他们是安德鲁·班尼特（Andrew Bennett）、 大 卫· 科 利 尔（David Collier）、 科 林· 埃 尔 曼（Colin Elman）、 彼 得· 埃 文 斯（Peter Evans）、 图 利 亚· 法 列 蒂（Tulia Falleti）、约翰·格林（John Gerring）、戴安娜·卡皮舍夫斯 基（Diana Kapiszewski）、杰克·利维（Jack Levy）、奥古斯特·尼姆 茨（August Nimtz）、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伯努瓦·里豪克 斯（Beno?t Rihoux）、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贾森·西 赖特（Jason Seawright）、埃里克·塞尔宾（Eric Selbin）、凯瑟琳·西金 克（Kathryn Sikkink）、丽莎·维丁（Lisa Wedeen）、克里斯托弗·温希 普（Christopher Winship）。我也要感谢来自布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与我同样热爱比较历史社会科学的前同事和现同事，他们是布鲁斯·卡 拉 瑟 斯（Bruce Carruthers）、 安 东 尼· 陈（Anthony Chen）、 帕 特 里 克·海勒（Patrick Heller）、何塞·伊齐格松（José Itzigsohn）、安·奥 洛夫（Ann Orloff）和莫妮卡·普萨德（Monica Prasad）。还有一些人 为第二部分中的具体章节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他们是塔莎·费尔菲尔 德（Tasha Fairfield）、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艾伦·雅各 布斯（Alan Jacobs）、英戈·罗尔芬（Ingo Rohlfing）、肯尼斯·沙德 伦（Kenneth Shadlen）、 丹· 史 莱 特（Dan Slater）、 理 查 德· 斯奈德 （Richard Snyder）、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伊娃·托 曼（Eva Thomann）、克劳迪乌斯·瓦格曼（Claudius Wagemann）、黛博 拉·亚沙尔（Deborah Yashar）。我也要向我长期的合作者加里·格尔茨 （Gary Goertz）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为整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与布朗大学的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的多年共事中，在与已经去世的、西北大学的亚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的交流中，我得到了不断的启发，这些都体现在第三部分有关解释工具的写作和重写过程里。能够聆听两位大师关于如何构筑理论的教导，我感到很幸运。对于社会科学的时间维度的探索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在形成第三部分的观点的过程中，以下学者也对我帮助甚多，他们是彼得·霍尔（Peter Hall）、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对于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为我个人以及社会科学共同体的付出和贡献，我要表示特别的致意。
南希·特罗蒂奇（Nancy Trotic）在新冠疫情中完成了本书的校订。 她用英语表达思想的能力让本书的语言变得更加清晰，她在集合论逻辑方面的天赋也使本书的论证获得了很多重要改进。我也很高兴能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布丽姬特·弗兰纳里—麦考伊（Bridget Flannery[1]McCoy）一起工作。我还要感谢出版社的埃里克·克拉汉（Erik Crahan）， 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完成本书。
最后，我要向自己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感激。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狗柯丽奥，她终其一生给了我们无条件的爱。尽管我的研究主题越来越抽象，我的爱人莎伦·卡姆拉（Sharon Kamra）却一直给我支持，功劳簿上应该有她的名字。在撰写这本书的多年时间中，有时我的思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可爱的孩子马娅和亚历山大，却总能给我脚踏实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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