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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是两千年里的封建王朝盛世背后的隐秘所在。 只有在史料的字里行间,才能一点点拼凑还原出那些不为人知的帝王权力规则。
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版图一直在变化,王朝不断在更迭,英雄人物在辈出,新品种食物在引进,工艺技术在増多,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无论历史怎样向前,秉持秦制的统治者们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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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力作,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外儒内法”,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规律化,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理路,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深入每一个截点,解读信史文献,用严密的逻辑掲开王朝治世的面纱,也颠覆了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
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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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历史作家。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主张回归常识,寻找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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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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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3
二、韩非子的“理想民”:五蠹与六反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二、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一:官吏集团“苦秦”
三、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二: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第三章 “白马之盟”的玄机
一、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
二、军功集团的权利与义务
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一、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二、“求贤诏”里的规训
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二、寄望以 “天命”约束皇权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二、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一、“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二、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三、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四、“怀柔远人”的两笔账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一、赵匡胤的“百代之利”
二、仁宗时代亦无仁
三、开封城的吸血游戏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一、以“猛”治官
二、以“猛”治吏
三、以“猛”治民
四、以“猛”治《孟子》
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一、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
二、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
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
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三、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一、咸丰的外交与肃顺的内政
二、恭亲王奕与慈禧太后的改革
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第十六章 清王朝灭亡的原因
一、太后“西狩”大损中央权威
二、新政改革直指地方督抚
三、谘议局造就士绅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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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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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闰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
告密。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
闰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
行,忍不住劝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意即,您可
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召见所有告密大
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
密人邪!”a 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能做一个
告密之人?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那年春天,“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
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
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黜帝位)。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
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
罪遭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武后时期的告密
之风“自此兴矣”。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
其中包括,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
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
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告密的内容若
合武则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b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
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
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所以,武则天重用的
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
到给人做家奴,告密时代一开始,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谋反。来俊
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告密
之风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无人
敢阻拦。这些地痞流氓成了武则天最信任的“时代先锋”。
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鱼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却
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
“前途”的告密事业上。鱼保家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献给未
来的女皇。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做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
子写着“延恩”,供人为女皇歌功颂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
人民福利的计划;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谏”,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
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诉说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
黑色格子写着“通玄”,供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简言之,它是
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
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
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但鱼保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
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鱼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不需要查
证,也不需要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是一个胡
人,在大唐全无根基,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为了配合告密
时代,索元礼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有“凤凰展翅”“驴
驹拔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其中有一种铁圈,先套
在头颅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脑裂髓出”。索元礼刚拿出他的
刑具,鱼保家就招了供,认了罪,只求速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
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
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
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求取功名利禄,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
原因。
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
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
德底线,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自秦汉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
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
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a。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中畅
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b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
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
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
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
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
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
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
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
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崩溃大致同步。秦制的基
本观点至迟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中记载了管仲的这样一种政治
思想: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
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养,
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
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a
这段话的大意是: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
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
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
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
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
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样典型的秦制理念,但也强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b。提倡“利出一孔”,显
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就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而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
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的记载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商鞅
姓姬,公孙氏,原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
世称公孙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相国。
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
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
饭碗。同时,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
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a 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商
鞅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
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
记》保留了一段商鞅的“自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
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
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
殷周矣。
大意是:我先拿出来献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
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
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
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
这段“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
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话题,“难以比德于殷周”的感慨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刻
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君王喜好
“帝王之道”,他就献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
“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
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来说,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 356 年,
也就是商鞅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
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 350
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不举报奸人者腰斩,举报
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罚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
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
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因懒惰而贫困者没为
奴隶。
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
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
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这样的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
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
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
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
都是为了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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