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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于1974年荣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跨学科的视野,为理解人类行为动机提供了全新的框架,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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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关于死亡焦虑如何塑造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开创性理论。作者结合心理学、哲学和人类学视角,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文化、信仰和象征系统来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作者认为,对死亡的焦虑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核心动力,而文明本质上是一套集体构建的”英雄主义”防御机制,用以对抗生命的有限性。书中批判性地分析了弗洛伊德理论,指出现代人在科技时代面临的生存悖论:既是最聪明的动物,又是唯一知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而现代科学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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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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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的融合
精神疗法宗教永远无法取代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传统宗 教。这些传统宗教坚持认为:人生而如此,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进 化。在创造的进程中,人所能企及的一切,只能源于其既有的能量, 源于孤独中真实的噩梦。人必须学会适应,并耐心等待。基督徒说, 新生将引领人不断前行,不断更新;犹太人说,唯有我们怀有彻底 的公义与虔诚,并在同胞中广为传播,上帝才会亲自采取行动。人 应当学会等待,并以理性与一切努力确保自身的适应与延存。在理 想的情况下,他们将以一种向奇迹与奥秘开放的心态等待,在“创 造过程所显露的真理”中等待。这种等待姿态更可能带来延存与救 赎,因为在其中,人不会轻易被驱向自我毁灭,而是更接近造物主 所悦纳的形象―一种充满敬畏的生灵,努力与造物的其余部分和 谐相处。在今天,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他们对造物其他部 分的毒害也相对较小。
我们所说的“创造过程所显露的真理”,究竟指的是什么?它 指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在相对解除了压抑的人们眼中呈现出 来的世界。这些人作为受造之物,在宇宙的浩瀚与威严面前,在不 可名状的奇迹面前,开始转向自身,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确实渺小 可怜。正如地球上最初那些超感觉的人所面对的世界一样―他们 扮演着萨满、先知、圣者、诗人、艺术家的角色,以一种独特而敏锐的方式感知现实,洞察创造本身所蕴含的惊恐与悖谬: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曾将上帝称为“惊恐之王”,而惊恐,恰恰是不折不扣的“怪诞之王”。究竟该如何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创造过程?在这场创造中,有机体的日常活动几乎就是拼命撕咬他者,以大牙咀嚼血肉、茎叶、骨骼,欣喜而贪婪地将其吞入喉中,将精华融入自己的组织,继而排出带着恶臭的粪便。每个人都在拼命吞噬他者:他者之血撑圆了蚊子;蛆虫和杀人蜂以狂暴的姿态发起攻击;鲨鱼不顾一切地撕咬吞食,哪怕自己的内脏已然被撕扯而出―更不用说“自然”本身,每天都在上演肢解和屠杀:一场秘鲁地震葬送七万生命;美国每年约五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一次印度洋海啸便卷走了二十五万人……创造,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持续上演的噩梦奇观。亿万年来,大地始终浸泡在其所有受造的血泊之中。三十亿年过去,对于这颗星球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能得出的最冷静、最清醒的结论或许只有一个:地球,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肥料场。然而,太阳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它蒸干血泊,使万物得以生长,用温暖带来希望―一种伴随着有机体舒适与扩张的希望。“太阳既好又坏!”米开朗基罗如是说。
科学与宗教,携起手来批判人们对于上述真理的麻木。本来,科学也需要活出来的真理。然而,它却试图将这种真理吸收到自身
内部,因而背叛了我们。正因这一背叛,至此,关于行为主义心理
学、人工操纵以及强制性乌托邦的所有批判都停止了。这些技术的
目的,是剥夺世界的本来面目,为随之产生的荒谬立法,开辟“合
适的”人类条件。近日,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美国心理学联合会发表的主席演讲中,呼吁研发一种新型化学药物,据称该药能钝化人的攻击性,以降低世界的危险程度。华生们、斯金纳们、巴甫洛夫们都有自己一套抹杀事物的公式。甚至弗洛伊德―作为启蒙主义的一员―也渴望见到一个更正常的世界。而面对“需要活出来的真理”,他似乎也愿意尽可能地将其纳入自己构建的精神分析科学体系之中。他曾认真思考过:若要通过精神疗法真正改变现实,就必须接近普通大众,而通往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是将“黄铜掺入纯金”―即把暗示的黄铜,与精神分析的纯金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人们试图借助移情机制,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建构出一个不那么邪恶的世界。所幸的是,弗洛伊德后来逐渐认识到,世界上的恶不仅存在于人们内部,也存在于人们外部存在于自然本身。正因如此,他的思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他后期的工作也因而增添了更多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色彩。
一切科学操纵者的根本困境在于:不知何故,他们从未真正严肃地对待生命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科学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过是官僚体制下的事务。我认为,所谓“严肃地对待生命”,意味着这样的事情:人类在这颗星球上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创造本身的惊恐、怪诞,以及万物之下那隆隆作响的恐慌性真实”的深切领悟之上。除此之外别无真理。无论人类取得何种成就,都必须从生物的主观能动性出发,不带一丝麻木,一分不少地伴随着激情、远见、痛苦、恐惧和悲哀的经验。我们如何像里尔克(Rilke)那样深知:宇宙中的我们,极有可能仅仅是一段哀伤的旋律。操控性的、乌托邦式的科学麻痹了人的感受力,也使那些渴望胜利的人,失去了真正成为英雄的可能。我们清楚,这条路最终将令人变得空洞,使我们无法充分与经验交会,而我们的奋斗也终将归于失败。这意味着独具特性的人终将完结。我们甚至必须强调,人类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物种,也终将完结。
在这颗星球上,生命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在进化中踏上了自我扩张的道路。人无法真正理解这一切,因为我们并不知晓创造的终极目的。我们只是感受到,生命在自身之内挣扎,感到它吞噬别的生命,同时,别的生命也在相互吞噬。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朝着某个未明的方向,生命执着地寻求着扩张。兰克曾总结:即使是心理学,也没有理由干扰这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命力。正因如
此,他选择将“非理性”视为生命的根基,这是一种基于经验的选择。在我们无法理解的谜团背后,隐藏着一种驱力,它承载着远比
逻辑更丰富的内涵。正因如此,普遍的英雄主义冲动,既神圣又神
秘,无法被科学或世俗主义条理清晰地组织或管理。科学,归根结
底是一种教义。它始终在尝试把生与死的恐惧纳入自身的体系之中,试图将这种恐惧消解、否认。它不过是各种普遍英雄主义角色的又一名竞争者而已。
现代人沉溺于酒精与毒品,用各种方式麻痹自身的意识;或者将生命耗费于无尽的消费与娱乐。方式不同,结局却如出一辙。文化已然失去了为个体提供英雄主义献身之路的能力,觉醒的意识起而呼唤,而社会却竭尽所能地使人忘却。现代人同样可能埋头于心理学,误以为单凭觉醒的意识,自身诸般难题就会被神奇地治愈。然而,心理学的诞生伴随着社会公共英雄主义的崩溃。要想真正超越困境,只能诉诸一种新的英雄主义创造,其核心是信念与意志,是对一个愿景的执着实践。心理学家利夫顿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的出发点与兰克几乎如出一辙。布朗这样的思想家更是在其后期著作《爱的身体》(Love’s Body)中,抵达了同样的精神高度。布朗最终认识到,超越自然生存困境的唯一可能,仍旧要回归古老的宗教道路:将人类的终极问题投射于神灵形象,依靠某种包容一切、全然公义的超然存在获得疗愈。必须明确,这些术语与精神疗法宗教家们的术语完全不同。兰克既非天真幼稚,亦未自诩为救世主。在他看来,人之存在的根本取向,必然指向对肉身的超越,必然以“健康的压抑”为基础,朝着明确的不朽观念体系、英雄主义超越神话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试图克服人性局限这一宏大课题上,如 此壮观的科学―神话结构企划,不可能由科学本身加以规划。甚至 可以更进一步说,这样的企划,只能源自那些在创造的梦魇中挥汗 如雨的人们所迸发的生命能量。这样的企划绝非人力所能把握。没 有人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生命前进的动力将以何种面貌现身; 也无人知晓,它会把我们痛苦的探索派作何用。我们每个人似乎都 难逃这样的命运:去编织某种存在―某件事物、某种理念,或我们自身,然后将其掷入混乱而荒谬的现实生活之中,就此作为一种献祭(姑且这样说吧),献给那神秘莫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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